擁有四旗的豪格,以及如日中天的多爾袞,為何輸給年幼九子順治?

皇太極去世,使得維繫八旗統一的紐帶突然中斷,統治集團亟待解決新的代理人問題。議定順治繼位之前,代善、多爾袞、多鐸、豪格都曾被提議或被要求繼任國君,這顯出滿清統治集團內部的混亂狀態。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皇太極第九子順治卻突然殺出重圍登上皇位。

總的來說,順治繼位時統治集團內部矛盾與妥協的結果。當眾多等量齊觀的對手爭得難分高下,往往就是旁觀者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之時。這其中各種因素十分複雜,相互交織,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才能對順治何以能繼位而有切實的認識。

擁有四旗的豪格,以及如日中天的多爾袞,為何輸給年幼九子順治?

順治的繼位,從根本上說是八旗諸王勢均力敵的產物。

起初最有希望繼位的是豪格,《清世祖聖實錄》記載參與繼位盟誓的有代善、濟爾哈朗、多爾袞、豪格、阿濟格等十九人。以元老代善領銜,四理政王緊隨其後。

代善掌管的兩紅旗為擁立皇太極繼位的功臣,但是在皇太極繼位後卻備受摧殘。尤其是正紅旗旗主薩哈廉、鑲紅旗旗主嶽託的相繼去世,使得兩紅旗一時人才凋零,遠非往昔之盛。繼承兩紅旗旗主的代善,在八旗諸王貝勒中仍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兩紅旗的的由盛轉衰,決定了代善不可能具有壓制八旗的力量和聲望,因此才有了代善後來推舉豪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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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以濟爾哈朗為首的鑲藍旗。從滿族開國的歷史來看,鑲藍旗與努爾哈赤、皇太極仇怨甚深。濟爾哈朗與皇太極一同成長於宮中,封為貝勒後,常被其兄阿敏所壓制,因此濟爾哈朗不管什麼問題都一直站在皇太極的身邊。後來皇太極使濟爾哈朗取代與自己敵對的阿敏為旗主,濟爾哈朗更是感激涕零。

然而皇權政治畢竟極其冷酷,每一個政治決定都要圍繞皇權的利益考量。因此在濟爾哈朗掌管鑲藍旗壯大後,多爾袞利用危及皇權這一致命點,上書皇太極通過八旗牛錄分配,使鑲藍旗的勢力相對削弱。因此自身力量的不足加之濟爾哈朗自身才具平常,濟爾哈朗的威望也不足以左右繼位形勢,在繼位之爭中,濟爾哈朗倒向豪格的原因就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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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兩大繼位爭奪勢力集團迅速形成,一個豪格集團,另一個是多爾袞集團。

與濟爾哈朗類似,多爾袞地位的上升也是皇權政治建立的結果。皇太極時期,多爾袞一直將自己與皇權聯繫在一起。然而過早的表露其志,也會過早的樹立政治上的敵人,因此多爾袞一直是八旗貝勒們集體甚至是皇太極自己都防範的對象。

皇太極死後,所遺兩旗分別由多鐸、阿濟格任旗主就是證明。而且從自身威望而言,皇太極在世出征時,只有阿濟格曾隨出征,多爾袞尚未嶄露頭角,傳位於一個缺少軍功的貝勒,不論從傳統而言,還是從八王共治的內部關係來說,都不可能為多爾袞繼位的合法性找到根據。

擁有四旗的豪格,以及如日中天的多爾袞,為何輸給年幼九子順治?

而多爾袞的最大對手——正藍旗旗主豪格,雖然集合了一干與多爾袞為敵的八旗勢力,但其集團內部成分複雜,表面上支持者眾多,其實並沒有任何一個真心相助。在爭奪皇位的鬥爭中很難得到八旗成員的全力支持,這是豪格最致命的弱點所在。

政治鬥爭的有趣之處在於,當鷸蚌相爭得極其激烈卻又無法得勝之時,往往就是第三勢力集團充當攪局者達到兩方勢力平衡和三方利益妥協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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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之中,唯有兩黃旗沒有宗室參與盟誓。在豪格與多爾袞的鬥爭達到僵持之時,兩黃旗大臣索尼等突然殺出,提出擁立順治繼位的中立方案,並一舉迅速取得八旗的集體擁護。那麼順治繼位是以何服眾的呢?

順治繼位,既保證了皇位維持在皇太極這一脈,又保住了皇太極時期確立的皇權基礎——兩皇旗的地位,避免了“換朝廷宮殿瓦色旗幟”,是不能再理想的結果。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皇權政治的絕對勝利,更不意味著皇權政治已經深入人心。兩黃旗大臣的勢力,不過是利用了八旗諸王的矛盾,以實現自己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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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皇太極時期皇權與八旗的對立,皇太極確立的兩黃旗成為眾矢之的。皇太極去世後,兩黃旗內缺少有威望的宗室,使得大臣頓時面臨滅頂之災。在具有家族性質的八旗制度中,各旗成員與本主的聯繫遠勝於對國君的關係。這就決定了兩黃旗大臣無法立即改變自己的隸屬關係,而投靠別旗旗主的庇護。

正因“各為其主”在八旗制度下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故使兩旗大臣一時團結空前,將前途命運押在順治身上,不惜孤注一擲。其抗爭之激烈,較之漢族王朝中的奪嫡之戰毫不遜色。鑑於這一點,將皇權保持在本旗之內是兩黃旗大臣的切身利益所繫,因此他們最終拋棄了擁護豪格或者多爾袞的方案。

擁有四旗的豪格,以及如日中天的多爾袞,為何輸給年幼九子順治?

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著人們的社會意識。本旗利益高於國家利益,這才是兩黃旗的大臣維護順治皇權的本質所在。

從政治形式上來看,擁立順治依然是八旗諸王貝勒共議的結果。儘管兩黃旗大臣對會議施加了巨大影響,但畢竟只能通過諸王貝勒共議這種形式,才能使得順治繼位取得合法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又是八王共治的迴歸。更為重要的是,幼主臨朝、宗王攝政的政治格局一經確立,又意味著皇權處於外旗宗王的控制之下。

然而在經歷短暫的震盪之後,八旗制的家族隸屬性及等級關係又重新恢復其支配地位,兩黃旗大臣卻 迅速喪失了參與最高決策的機遇,只能以旗下人或者國家大臣的身份對危及皇權的行為進行抗爭,以此來影響最高統治集團的決策。

擁有四旗的豪格,以及如日中天的多爾袞,為何輸給年幼九子順治?

這種由主入客的變化轉變,可以稱之為滿族版的“鳥盡弓藏”,既是兩黃旗大臣保住自身利益的自身代價,也是八旗制國家統治秩序重建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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