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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針對美聯儲政策制定者的許多批評都是誤入歧途的，實際上，近幾個月來，美聯儲在轉向務實平衡方面做了令人欽佩的工作。
本文由貝萊德全球固定收益首席投資官Rick Rieder、全球宏觀主管Russell Brownback撰寫。
最近針對美聯儲政策制定者的許多批評都是誤入歧途的，實際上，近幾個月來，美聯儲在轉向務實平衡方面做了令人欽佩的工作。
我們過去曾討論過全球數字分銷能力是如何重塑經濟規則的，在這種情況下，供應幾乎可以立即擴大，以填補空白。今天，沒有什麼地方的供應過剩比每個政策標題或行動所附加的批評性評論更多了。在這個似乎永遠不贊成、毫無根據、沒有後果的批評的世界裡，我們要感謝並讚揚美聯儲的領導層和工作人員最近取得的成就。許多觀察人士將指出，最近一次的政策利率變動是一次混亂的“鷹派降息”，或者是在含糊其辭的“週期中調整”中微不足道的一步。但我們認為，2019年的累計降息，加上非常重要的、非常必要的新流動性供應，是政策中性的歷史性恢復。這是一件大事，美聯儲的行動值得肯定。
回到政策中立的道路
在我們看來，美聯儲未來的“中性”政策是將聯邦基金利率維持在2%左右(可能在1.5%到2.5%之間)，同時提供健康的流動性。隨著貨幣政策在未來幾年努力實現其雙重使命，債務、赤字和人口結構的某些組合將構成重大挑戰。我們認為，這種政策組合將通過設定合理水平的實際無風險回報，而不鼓勵無效的槓桿，來幫助平衡家庭和企業部門的儲蓄和投資。由於赤字和債務幾乎肯定會擴大，隨著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支出的激增，流動性增長的改善——即使僅限於名義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自然”增長率，也將釋放出大量私人部門資本，用於能夠維持和改善未來幾代人經濟前景的更具生產性的用途。
從這一中立立場出發，美聯儲在應對未來衝擊(包括正面和負面衝擊)方面享有極大的靈活性，但其門檻應足夠高，以便在未來有意義地偏離政策中立。公平地說，如果1.5%至2.5%是一箇中性的政策利率，那麼為什麼在2018年向2.5%的目標邁進這麼困難呢？在我們看來，全球增長減速和流動性收縮(美聯儲實驗性的資產負債表縮減)是罪魁禍首。從2018年第二季度開始，美元明顯走強和收益率曲線趨平表明，在當前的經濟背景下，加息和降低流動性的政策組合過於沉重。這種沉重的政策一直持續到2019年，美元融資市場的壓力不斷增加，新興市場(EM)增長持續減速。然而，自今年7月以來，美聯儲已經主動地向政策均衡的方向調整，這在遏制全球增長放緩和恢復金融經濟平穩運行方面能夠而且應該是非常有效的。
美聯儲資產負債表政策、流動性和美元的重要性
資產負債表作為一種重要的政策工具，增強流動性不僅有助於促進私人部門的生產性資本配置，它還保證了全球實體經濟高度依賴的充足的系統性準備金和美元融資市場的平穩運行。當今世界，新興市場經濟體對全球增長貢獻最大，流動性改善對美元強勢的反擊推動了跨境投資。事實上，流動性對美元的影響，以及因此對全球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很難誇大的，因為全球超過80%的貿易融資是以美元計價的。簡而言之，流動性槓桿賦予了美聯儲巨大的政策靈活性，而不會把負利率的荒謬之處強加給家庭儲戶、銀行中心、保險公司和養老金。
對我們的思維至關重要的是，未來美聯儲的政策不會追隨全球其他國家的政策，進入零利率或負利率的徒勞之地。在現代經濟中，中性基金利率在2%左右的相對穩定區間內徘徊。這一比率可以根據週期性力量進行調整，但幅度很小，反映了一個人口老齡化的世界，潛在增長和通脹遠低於過去幾十年，增長和通脹的波動性處於歷史最低水平。
因此，依賴於零利率或負利率將適得其反，因為它將導致市場人氣崩潰，並導致家庭儲蓄率上升。在企業領域，負利率刺激了過剩的槓桿和金融工程，讓殭屍企業存活下來，讓它們在本已供應充足的體系中保持著非生產性產能。儘管今天許多人譴責企業資產負債表上的槓桿，但我們要強調的是，大部分債務是在2013年至2016年期間增加的，當時，面對經濟活動加速，利率維持在零下限。
在不斷變化的人口和技術變化背景下的政策平衡
由於老齡化和人口下降的長期影響、消費從商品向服務的持續轉變、沉重的系統性債務和技術引發的通縮，如今的“中性”政策必須比歷史先例持續地更加寬鬆，所有這些都是阻礙名義經濟增長的因素。同樣，這些長期的影響正在創造對產生收入的資產的巨大需求，以滿足養老金、保險和個人的隱含或直接負債流。一些名義（和實際）利率利益的缺失，通過減少適當可投資資產的範圍，導致金融系統的壓力被低估，特別是當它推動高風險投資的急劇增加，以實現不可逾越的和不切實際的回報要求時（尤其是當人們進入退休階段、降低風險時）。
因此，正如我們已經廣泛寫過的：世界不需要負(或零)利率水平；它需要流動性和更加穩定的美元。在全球經濟遠比美國疲軟的情況下，這正是釋放動物精神的原因，而美國正面臨陷入危險的通縮週期的風險。
由於美聯儲目前吸納了大量的短期國債發行，美國的收益率曲線可能會變陡，從而使銀行和其他機構能夠以更健康的淨息差放貸，促進系統性的信貸創造和經濟增長速度。向金融體系提供2000億美元和每月600億美元的增量流動性（至少到2020年二季度），釋放了融資市場的壓力，降低了對美元的激進競價，使得全球經濟（大部分顯式或隱式地釘住美元）能夠制定更適合本國狀況的政策，例如新興經濟體亟需的貨幣政策寬鬆。
就近期而言，我們認為美聯儲得出的結論是正確的：儘管圍繞貿易摩擦、英國退歐等的不確定性影響了市場人氣，但美國經濟的一些重要領域(消費、住房、服務業的許多領域等)仍相當強勁。穩健的貨幣政策組合，再加上系統性情緒的積極轉向，可以釋放出被壓抑的研發支出和資本投資項目，這些對推動未來增長至關重要。因此，一個真正中立的、其增量政策完全依賴於數據的美聯儲，這正是當前條件下的正確理念。
未來的政策路徑
從長期來看，實體經濟波動性的長期減弱，加上與之相適應的現代政策實用主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緩解甚至消除傳統的整體經濟商業週期，增強經濟成果的穩定性，從而在強化週期中發揮政策反應函數。當然，政治和財政政策風險總是存在的，這些風險有可能擾亂經濟增長和市場進步，因此這些事態發展值得密切關注。
我們讚賞美聯儲觀察並適應來自實體經濟和金融經濟的重要有機信號，從而避開了迄今為止可能造成政策失衡、帶來不必要左尾風險的過時模型和理念。實際上，市場定位已經開始反映出這種對政策中立性的深刻改造，而對實體經濟情緒的反射性、必要的提振幾乎肯定會隨之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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