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所著的《史記》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在史學和文學上都有極高的價值。其中的《遊俠列傳》堪稱名篇，不僅是因為太史公首先為遊俠這一社會群體單獨立傳，同時也對遊俠的行為精神進行了充分的肯定。實際在二十四史中，唯有《史記》和《漢書》為遊俠單獨作傳，而班固對遊俠的態度是從根本上否定的，"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也就是說班固認為遊俠的行為不符合道德倫理要求，自甘放縱，因此班固為遊俠立傳是為了匡正禮法，將遊俠作為反面例子來警誡世人。司馬遷則稱讚遊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直指其為仁義之士。
一、《遊俠列傳》中的遊俠特徵及分析
《遊俠列傳》主要記載了西漢時期的三位遊俠，分別是朱家、劇孟以及郭解。那麼我們可以看看司馬遷所選取的遊俠有什麼共同特點。
首先，門下賓客眾多。漢初時期的遊俠喜愛召集賓客，其中不乏作奸犯科之人，漢初著名遊俠朱家藏匿了一百多位豪士，另外的平庸之士更是數不勝數；後來的劇孟行為與朱家相似，想必他也藏匿了不少亡命之徒；司馬遷用了大量篇幅描寫的遊俠郭解更是"作奸"，門下所養賓客數量相當龐大，無論是本地還是臨近地區的少年俠士常常在夜半之時到郭解家請求做他的門客，數量是"十餘車"。西漢遊俠的養士之風是戰國風氣的遺存，戰國時期各國國君出於國家利益的需要廣泛招納人才，貴族也形成了養士之風，這種風氣一直延續至西漢，在漢初以諸侯國為勝。諸侯王勢力衰微後，養士風氣集中到京都，例如漢成帝時期，有外戚王氏"賓客為盛"。西漢的遊俠也不免受到這種風氣的影響。
第二，遊俠通常仗義輕財。朱家自己的生活較為貧困，衣食住行都到了十分簡樸的程度，但儘管自己生活不富足依然堅持幫助弱小，而最能表現他輕財品格的是當他曾經幫助過的季布地位變高之後，他選擇終生不見季布，可見他對於財富沒有絲毫的貪圖；劇孟死後家中沒有多的財物，可見其行俠絕非以斂財為目的；郭解也"厚施而薄望"，盡力幫助弱小但不奢求回報。從遊俠的行為來看，他們對於財物是看得很輕的。財物的作用是救濟弱小，至於財富對於個人在物質上的享受是不被看重的，因此仗義和輕財這兩種特質是相輔相成的。這一特徵使得遊俠成為民間稱讚歌頌的對象，在被政府打壓的情況下，遊俠風氣尤有留存。儘管在現實社會中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但是遊俠的形象仍然能夠存在於文學作品中，至今保存著旺盛的生命力。
第三，遊俠放縱不羈，我們在這裡所說的遊俠行為放縱更多的體現在罔顧法紀，報仇殺人。郭解年少時一旦心有不快便出手殺人，雖然他年長後有所收斂，然而性情依然是"陰賊"。只是因為楊季主的兒子提出讓郭解遷徙至茂陵，就被郭解兄長的兒子砍頭，然後又殺了楊季主，甚至在宮闕之下殺了為楊季主上書的人。後來一名儒生因為上言郭解"奸犯公法"就被郭解門客割掉舌頭後殺死。
遊俠放縱不羈、使氣任性這一特徵是最為人詬病的一點，但另一方面這也是遊俠之所以成為遊俠的一個重要因素。試想，如果遊俠謹遵當世統治者制定的行為規範，那麼在法律並不完善的時代，民間必然將會有更多弱小受到豪暴之徒的欺凌。正是由於法律制度的缺失，百姓對於社會秩序的期望只能寄託於以"義"為準則的遊俠，遊俠使氣任性所以敢於打抱不平、扶助弱小，因此可以說西漢早期的遊俠在一定程度上幫助維護了社會秩序，符合了廣大的平民對樸素的正義的期許和追求。但不得不承認的一點是，遊俠未能把握好行俠仗義的尺度和底線，因此導致了一些社會問題，對其自身的發展也造成了很大的阻礙，最終才會被統治者大力打擊。同時，逐漸完善的法律制度漸漸取代了遊俠的地位，個人的社會行為受到一定的約束，因此，遊俠的衰落與自身的特質也有很重要的關係。在後代的文學作品中，遊俠常常出現的地點是在"江湖"（通常是法律由於種種原因難以發揮作用的地方）之中，而並非政治清明的通都大邑。
二、司馬遷遊俠觀形成原因分析
遊俠的社會價值一直飽受爭議，從產生開始就受到了強烈的抨擊。韓非子首先提出"俠"，但對遊俠的態度也是徹底否定，司馬遷之後的史家班固、荀悅都明確否定遊俠。只有司馬遷的遊俠觀與其他人不同，那麼太史公對遊俠的看法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司馬遷生活的時代背景。相對比班固，司馬遷生活在漢武帝時期，西漢前期盛行黃老之學，並且各家思想依然活躍。雖然董仲舒於漢武帝元光元年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但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的根本立場是道家，所以司馬遷的思想裡或多或少會潛移默化地受到道家影響，這也能解釋司馬遷為什麼能做到"成一家之言"。因而，司馬遷對遊俠的評價並不符合正統思想，被班固批評"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而班固處於東漢前期，此時儒家思想已經真正成為正統，班固作為儒生人格的典型代表，受經學浸潤自然對遊俠破壞社會秩序深惡痛絕。同時他也是在漢明帝的詔令下修史，必然不敢夾雜異端思想，因此作史是站在維護專制統治的立場。
但是，除了時代背景不同之外，對司馬遷影響更大的因素是他個人的人生經歷。《遊俠列傳》寫道"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可以推知司馬遷是見過郭解的。按照李長之先生的推斷，在郭解被滅族之前，郭解曾將自己的外祖父家安置在夏陽（今山西陝西交界的韓城），夏陽正好是司馬遷的故鄉，司馬遷正是在這一次見到著名遊俠郭解。郭解在公元前一二六年滅族，司馬遷大約是在九歲的年紀見過郭解，或許這位大名鼎鼎的俠者給了當時年幼的司馬遷以震撼，讓他對真正的遊俠有獨特的認識。另外，司馬遷青年時期有過兩次遊歷經歷，因此有機會親自接觸到民間的遊俠，這與其他的史官有很大不同。
除此之外，影響司馬遷遊俠觀的還有另一個決定性的事件——李陵之禍。李陵之禍是司馬遷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司馬遷因替李陵說情觸怒漢武帝而身陷囹圄，當時所處的境地"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於是被迫接受了腐刑。對於司馬遷來說，他一直對自己身體上的殘缺耿耿於懷，在《報任安書》中反覆提及自己是"身殘處穢"、"刑餘之人"、"刀鋸之餘"。這樣痛苦的經歷讓司馬遷認識到了周圍人的偽善，與遊俠的深情厚義形成了顯明的對比。《遊俠列傳》是在李陵案之後寫就的，司馬遷對遊俠的多次讚美也主要是集中於他們的"信"和"義"的品質，文中提及的"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正是司馬遷自己的親身體會，因此司馬遷才會絲毫不吝惜筆墨對遊俠大力讚揚。
立足於《史記·遊俠列傳》對西漢時期遊俠的總體特徵有一定了解，而司馬遷遊俠觀形成的時代背景和家學淵源有密切關係，其次則是司馬遷有獨特的人生經歷——尤其是遭遇"李陵之禍"，這兩點正是影響司馬遷遊俠觀的最主要因素。總的來看，司馬遷對遊俠這一群體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讚許，因此才決心為這一不被統治階層認可的群體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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