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11月15日下午4點05分，關於孫楊“興奮劑檢測風波”的聽證會將在瑞士蒙特勒召開。那麼所謂的孫楊“暴力抗檢”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我們來細細梳理一下。
2018年9月4日晚，IDTM國際反興奮劑檢查管理公司（此公司是世界反興奮劑機構找來提供服務的機構）三名工作人員來到孫楊住處對其進行賽外反興奮劑檢查，IDTM隨後給國際泳聯報告說“孫楊暴力抗檢”，而孫楊表示“他全力配合檢查，但檢查過程中檢查人員存在多項違規操作”。當年11月19日，國際泳聯就此事在瑞士洛桑舉行聽證會，2019年1月3日，國際泳聯反興奮劑委員會做出裁決：IDTM此次執行的興奮劑檢查無效；孫楊沒有興奮劑違規行為。
此後，國際反興奮劑機構(WADA)不認可國際泳聯的裁決，將此案上報給CAS（國際體育仲裁法庭）要求舉行聽證會。CAS則屢次因為各種原因推遲舉行聽證會，孫楊也按照正常選拔程序代表中國游泳隊參加了7月12日至28日在韓國光州舉行的2019國際泳聯游泳世錦賽，並獲得了男子200米、400米自由泳決賽的兩枚金牌。這導致了部分運動員、特別是以澳大利亞選手馬克·霍頓、英國選手斯科特·鄧肯（兩人均為孫楊在男子自由泳項目上的競爭者）等為代表的西方游泳運動員和媒體的不滿，他們幾次以拒絕和孫楊握手、拒絕和孫楊同臺領獎等形式表達了對國際泳聯的抗議，認為孫楊在未被證明清白的情況下不應被允許參加游泳世錦賽，但不承認是針對孫楊個人以及中國游泳隊。
兩次領獎臺事件也在國際游泳界、體育界，乃至更大範圍內掀起了軒然大波，繼而引起了中、西方媒體、輿論的大規模論戰，成為了光州游泳世錦賽上泳池外的最大焦點。
爭議起點 各執一詞的立場
這次事件的直接起因發生在2018年9月4日，國際反興奮劑檢查管理公司（IDTM）的三名人員對孫楊進行賽外藥檢，孫楊方（團隊以及保安人員等）在質疑對方資質之後“在無檢測人員陪同的情況下傳遞裝有尿樣的小瓶，並由團隊的一名安保人員用錘子砸碎了血液樣本瓶。”（英國媒體《星期日泰晤士報》的報道原話）。而孫楊律師方在隨後的聲明中指出，IDTM的工作人員不僅無法提供其機構對此次檢查的授權文件，而且血檢官和尿檢官也提供不出反興奮劑檢查官資格證明，血檢官無法提供護士執業證，這是一次完全違規的操作。
不管怎樣，這次針對孫楊的藥檢未能完成。之後，國際泳聯（FINA）在調查後裁定孫楊在此過程中“無過錯”，但是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ADA）對此並不買賬和認同。根據《全球反興奮劑條例》第13條的規定，在有懷疑的前提下，世界反興奮劑機構有權向國際體育仲裁法庭提出上訴，推翻國際泳聯的判罰，國際體育仲裁法庭擁有最終決定權。於是今年3月，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就“孫楊拒檢”一事向國際體育仲裁法庭（CAS）提起上訴。國際仲裁法庭給出的最初官方說法是將會在9月的某個時候舉行聽證會，並作出最終裁決，而孫楊此前已經要求聽證會要公開審理，以證清白。因為聽證會9月才舉行，而光州游泳世錦賽是7月開賽，部分國外選手認為在“孫楊拒檢”一事未決的前提下沒有參賽權，這才有了他們對孫楊一系列的言論和舉動。
鮮為人知的報告書細節
儘管各色媒體和公眾對待此事的看法不一，但是恐怕大多數人都不知道國際泳聯關於這次對孫楊未成功的檢測有一份長達59頁的報告書，這是澳大利亞媒體在世錦賽開賽之前刊發的，具體他們從哪裡獲取的報告書，如何獲取的，還都是個謎。
但北京青年報記者特意查到了這份報告書中，其中的某些細節與公眾瞭解到的內容又有所不同，現可以翻譯展現出來，以便於大家有自己的判斷和推論。
當晚，孫楊對檢測助手的證件不滿意，因為檢測助手只有身份證，而身份證並不能證明她有相應資格。檢測官說他們簽了一些機密文件可以證明檢測助手的身份，然而他們沒有把“機密文件”帶在身上。在一番爭執之後，孫楊把檢測助手請出了房間，然後採樣繼續進行。23點35分左右，抽血助手成功採集了血樣。但因為檢測官和採血助手都是女的，檢測助手是男的但沒有身份證明，而尿檢又必須有人看著以確保採集到的確實是運動員的尿樣，所以雙方再次起了爭執。檢測官打開了她的主頁，裡面有檢測助手的聯繫信息，並且和帶去的那名助手一致，但孫楊方還是不相信他們，因為網站上沒有那名助手的照片。孫楊方堅持要等到有正規檢測資質的檢測助手來了再採集尿樣，而檢測官堅持這次就必須採集尿液。於是雙方進入了僵持狀態，中間又發生了爭吵。
僵持了一個多小時後，雙方同意尿液的事情先擱置，先填血樣採集的表單。孫楊表示表格的意見一欄必須要由他的醫生來填寫。9月5日凌晨1點左右孫楊的醫生來了之後，表示檢測助手和採血助手都沒有正規授權，並且認為護士證也不是在中國進行採血的正規資質。在中國採血需要採血證，只有護士證是不夠資格的。最後的結果就是隊醫拒絕讓檢測官帶走已採血樣。
檢測官提出可以先把血樣帶去中國的反興奮劑機構檢測，然後再解決授權的問題，但被孫楊拒絕。孫楊方認為採集人員資質不合格，所以採集到的樣品也不合格，所以不能把不合格的樣品帶走分析。檢測官威脅說如果不讓他帶走血樣可能會產生不良後果，但孫楊堅持他一直在積極配合，可以等有正規授權的助手到達再檢測。IDTM的官員Popa先生打電話給孫楊一方，試圖說服他們血樣應該被採集，也沒有起到效果。
孫楊和醫生提出可以用錘子把存放血樣的容器打開，以取走血樣，檢測官解釋說這是違法的。最終協商和爭執無果，孫楊一方指揮保安用錘子把盛裝血樣的容器打破了，血樣被取出送到了孫楊隊醫那裡。
這份報告基本還原了事情發生的過程，與孫楊方向國際泳聯提供的檢測過程相比沒有明顯出入。其實，這裡沒有出現大家想象出的“血濺當場”的畫面，而是孫楊方認為檢測程序不合規範，檢測人員不合資質而採取的收回血樣的行動，是損毀了保存血樣的容器。後來新華社還獨家採訪了檢測官叫去的檢測助手，他稱因為自己是檢測官的高中同學而去幫忙的，自己身上僅有居民身份證這一種證件。換句話說，這位助手就是來盯著孫楊採集尿樣的。
孫楊一方更強調，無論是孫楊去上廁所，還是拿走血樣，檢測官都是知情的。檢測官甚至說了“如果你能拿走血樣，那你就拿吧”這樣的話。因為聽到了這句話，所以孫楊就開始考慮怎麼才能把血樣拿走，他們最後想出的辦法是用錘子砸開容器，這一行動檢測官也是完全知情的。但是檢測官沒有阻止。
檢測官一個專業兩個業餘
我們知道，孫楊事件現場的當事人除了孫楊及其團隊，就是三個中國檢測官，他們在檢測的過程裡破綻百出，比如沒有有效證件，比如手機偷拍，最終孫楊無奈拒絕了他們違規帶走血樣。這也就成為了整個事情的導火索。
三個中國檢測官其實只有一個算是專業的，其他兩個是她的同學，兩個“臨時工”，女同學充當血檢官，男同學充當尿檢官。
興奮劑檢測本來是非常嚴肅的事情，結果被搞得業餘而可笑，那位女同學從來沒做過運動員血檢工作，只是上海楊浦區某醫院的護士，男同學更是坦言：“我是臨時被抓去幫忙的，我穿著短衣短褲涼鞋就去了，根本不知道這個事情的重要性。”
根據國際泳聯的官方報告，披露了血檢官的姓名是林××，而主檢測官故意在報告裡隱去了自己的姓名。在藥檢當晚，林××僅向孫楊提供了2009年由浙江省頒發的《護理學專業技術資格證》，而並沒有攜帶《護士執業證》，也沒有提供血檢官證或任何的授權實施血檢的文書。林××是上海的證件而且證件過期了，上海去杭州異地執業是不具備資質的。
種種跡象表面，三個中國檢測人員出現了嚴重的工作失誤，只要他們出庭說出真相，孫楊肯定會勝訴。但是在此之前，他們一直選擇逃避，不敢與孫楊當庭對質，而且孫楊事件已經成為西方勢力抹黑中國體育的突破口。
孫楊及中國泳協均發聲
孫楊在光州世錦賽400米自由泳決賽結束後的新聞發佈會上表達過一次自己的看法，在200米自由泳決賽之後取消了發佈會，在4×200米自由泳接力決賽結束後再一次接受了記者採訪，先後兩次發聲。
第二次發表自己看法時孫楊明確表示：“我想我能堅持到今天，也是因為我有一顆強大的內心。全世界有這麼多游泳運動員，我想單憑這幾個運動員他們想要影響我，這是很難的。對於我來說，很多時候證明自己不一定要通過“打嘴炮”的方式，不需要一一回應他們。國際泳聯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我沒有任何的違規，我是遵守相關規定的。我想我做的事是維護每一個運動員的權益。如果換成是其他運動員，今天一個沒有證件的檢查官來檢查你，血樣和尿樣被帶走了，如果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了篡改，那連說理的地方和說理的機會都沒有。我的行為是在為每個運動員捍衛權益。我想我說的都是有理有據的，每句話都是實話，沒有造謠。我認為我現在做的事是在維護每個運動員的權益，也是在維護我自己。因為我認為我能堅持到現在不應該受到這樣的侮辱和詆譭。”
孫楊身後的中國游泳協會也由主席周繼紅進行了一次明確表態，周繼紅在7月24日接受新華社採訪時表示：“澳大利亞游泳運動員在不明真相、並且在國際泳聯反興奮劑小組已經做出‘孫楊沒有違規’裁決的前提下，僅憑猜測和傳聞，公開玷汙一名優秀運動員的清白，表現出了偏見和不理智。在國際體育仲裁法庭舉行聽證會前，澳大利亞游泳協會公開支持這種行為不可理解、不能接受，這是對國際泳壇和對體育規則的踐踏，是對運動員的粗暴傷害。任何人都應該遵守相關規定，沒有權利‘當判官’。”
7月28日，也就是此次光州世錦賽的最後一個比賽日，國際泳聯主席胡里奧·馬格里奧尼終於開腔，他在光州南部大學水上中心新聞發佈廳的閉幕發佈會上說：“不希望看到（拒登領獎臺）這樣的事情再發生，如果再發生，國際泳聯將會按照新的行為準則去執行（光州世錦賽緊急推出的，但是未涉及具體處罰辦法）。我想，這樣的事情下一屆不會再有。”馬格里奧尼主動提及了孫楊的事情，他強調：“任何事情，都要以證據為準。孫楊的事情我知道很多人持有疑義。但這個事情，只有等到聽證會之後才能說。我不能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就判定一個人有無違規，這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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