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以來留下的文章何其多。但北宋的范仲淹卻以一篇只有三百六十八字的短文《岳陽樓記》傳唱千古，絲毫沒有因歷史的變遷而被冷落、淘汰，相反，它如一棵千年古槐，歷經歲月的滄桑，愈顯其旺盛的生命力。

《岳陽樓記》已經成為一份獨特的歷史遺產。《岳陽樓記》為什麼能夠屹立千年而歷久彌新？歸納起來就是三條；一是教我們怎樣做人；二是教我們怎樣做官；三是教我們怎樣寫文章。

一、我們該怎樣做人——獨立、理性、犧牲的人格

《孟子·萬章下》說：“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清代章學誠在《文史通義·文德》中也說：“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之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

《岳陽樓記》裡的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最為大家所熟悉，但卻常常忽略了文中的另一句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物，指外部世界，不為利動；己，指內心世界，不為私惑。就是說：有信仰、有目標，有精神追求，有道德操守。結合范仲淹的人生實踐，可從三個方面來解讀他的人格思想。

01他的獨立精神——有志氣，無奴氣

范仲淹有兩句詩，最能說明他的獨立人格：“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奪。”

范仲淹於太宗端拱二年（989）生於徐州，出生第二年父親去世，二十九歲的母親貧無所依，抱著襁褓中的他改嫁朱家，來到山東淄州（今山東鄒平縣附近）。改姓朱，名朱說。

他少年時在附近的廟裡借宿讀書，每晚煮粥一小鍋，次日用刀劃為四塊，早晚各取兩塊，拌一點鹹韭菜為食。這就是成語“斷齏劃粥”的來歷。這樣苦讀三年，直到附近的書已都被他搜讀得再無可讀。

但他的兩個異父兄長卻不好好讀書，花錢如水。一次他稍勸幾句，對方反唇相譏：“連你花的錢都是我們朱家的，有什麼資格說話。”他才知道自己的身世，大受刺激。他發誓期以十年，恢復範姓，自立門戶。

大中祥符四年（1011），二十三歲的范仲淹開始外出遊學，來到應天書院（今河南商丘縣），晝夜苦讀。一次真宗皇帝巡幸這裡，同學們都爭先出去觀瞻聖容，他卻仍閉門讀書，別人怪之，他說：“日後再見，也不晚！”可知其志之大，其心之靜。

在應天書院求學期間，有富家子弟見他日日清苦送他美食，他一口不吃，任其發黴。人家怪罪，他謝曰：“我已安於喝粥的清苦，一旦吃了美味怕日後再吃不得苦。”真是天降大任於斯人，自覺自願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他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中進士，在殿試時終於見到了真宗皇帝，並赴御宴。他不久調去安徽廣德亳縣做官，立即把母親接來贍養，並正式恢復範姓。這時離他發憤複姓只用了五年。

范仲淹中了進士後，被任命的第一個地方官職，是到安徽廣德任“司理參軍”，就是審理案件的助理。當時地方官普遍貪贓愛財，人為製造冤案。他廉潔守身，秉公辦案常與上司發生爭論，任其怎樣以勢壓人，也不屈服。

每結一案，就把爭論內容記在屏風上，可見其性格的耿直。一年後離任時，屏風上已寫滿案情，這就是

“屏風記案”的故事。他兩袖清風，走時無路費，只好把老馬賣掉。

02他的理性精神——實事求是，按原則辦事

范仲淹的獨立精神，絕不是桀驁不馴的自我標榜，和逞一時之快的匹夫之勇。他是按自己的信仰辦事，是知識分子的那種理性的勇敢。

范仲淹是晏殊推薦入朝為官的，晏殊是他的恩師。他一入朝，就上奏章給朝廷提意見。這可嚇壞了晏殊，他對范仲淹說：“你剛入朝就這樣輕狂，就不怕連累到我這個舉薦人嗎？”

範聽後說道：“我一入朝就總想著奉公直言，千萬不敢辜負您的舉薦，沒想到盡忠盡職反而會得罪於您。”回到家他又給晏寫了一封長信說：“當公之知，惟懼忠不如金石之堅，直不如藥石之良，才不為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賢人之清舉。今乃一變為憂，能不自疑而驚呼！為公之悔，儻默默不辨，則恐縉紳先生誚公之失舉也。”這件事情，充分體現了范仲淹“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品格。

宋仁宗時，西北強敵西夏不斷侵擾，他被任為前線副帥抗敵。當時朝野上下出於報仇心理和抗戰激情，都高喊出兵。皇上不斷催問，左右不停地勸說。但他認為備戰還不成熟，堅持不出兵。

主帥韓琦說：“大凡用兵，先得置勝負於度外。”他說：“大軍一動就是千萬人的性命，怎敢置之度外？”朝廷嚴詞催促出兵，他反覆申訴，自知“不從眾議則得罪必速”，“奈何成敗安危之機，國家大事，豈敢避罪於其間！”

結果，上面不聽他的意見，1041年好水川一戰，宋軍損失六千人。此後宋軍再不敢盲動，最終按范仲淹的策略取得了勝利。縱觀范仲淹一生為官，無論在朝、在野、打仗、理政，從不人云亦云，就是對上級、對皇帝，他也實事求是，敢於堅持。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就是不隨波逐流。那麼以什麼為立身根據呢？以實際情況，以國家利益為根據。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實事求是，無私奉獻。人能超然物外，克服私心，就是一個大寫的人，就是君子，不是小人。

凡成大事者，首先在人格上要能獨立思考，理性處事，敢於犧牲。而那些人格上不獨立的人，政治上必然得軟骨病，一入官場，就阿諛奉承、明哲保身，甚而陽奉陰違，貪贓枉法，賣身投靠，緊要關頭投敵叛變。“不以物喜，不以已悲”，這種對獨立的人格追求，仍然是我們現在所需要的。

03他的犧牲精神——為官不滑，為人不私

“不以已悲”就是拋卻個人利益，敢於犧牲，不患得患失。范仲淹一生為官不滑，為人不奸。他的道德標準是，只要為國家、為百姓、為正義，那怕是犧牲自己，也在所不惜。

1038年，宋西北的党項族人建西夏國，趙元昊稱帝。宋夏戰事不斷。邊防主帥範雍無能，1040年，宋仁宗不得不重組一線指揮機構，任命范仲淹為陝西經略招討副使趕赴前線，這年他已五十二歲了，在這之前，他從未帶過兵打過仗。

范仲淹一路兼程，趕到延州（今延安）。延州才經兵火之後，前面三十六寨都被蕩平，孤懸於敵陣前。朝廷曾先後任命數人都畏敵而找藉口不去到任。范仲淹說，形勢危機，延州不能無守，挺身而出，並自請兼知延州。

范仲淹雖是一介書生，但文韜武略，膽識過人。他見敵勢坐大，又以騎兵見長，便取守勢，加緊部隊的整肅改編，提拔了一批戰將，並在當地邊民中招募了一批新兵。

慶曆二年（1042），范仲淹密令十九歲的長子範純佑偷襲西夏，奪回戰略要地“馬鋪寨”。他引大軍帶築城工具隨後跟進。部隊一接近對方營地，他令就地築城，十天，一座新城平地而起。這就是後來發揮了重要戰略作用的像一個楔子一樣打入夏界的孤城——大順城。城與附近的寨堡遙相呼應，西夏再也撼不動宋界。

西夏軍中紛紛傳言，現在帶兵的這個小范老子（西夏人稱官為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不像原先那個大範老子（指前任範雍）好對付。西夏見無機可乘，隨即開始議和。范仲淹以一書生領兵獲勝，除其智慧之外，最主要的是這種為國犧牲的精神。

二、我們該怎樣做官——憂民、憂君、憂政

范仲淹的憂國思想，具體表現在憂民、憂君、憂政三個方面。

（一）憂民

他在《岳陽樓記》中寫道“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就是說，當官千萬不要忘了百姓，官位越高，越要注意這一點。政治就是管理，就是民心。憂民生的本質是官員的公心、服務心，就是怎樣處理個人與群眾的關係。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唐太宗甚至說“水可載舟亦可覆舟”。

范仲淹繼承了這一思想並努力在實踐中貫徹。他認為君要“愛民”、“養民”，就像調養自己的身體，要十分小心，要輕徭役、重農耕。特別是地方官，如果壓榨百姓，就是自毀邦本。

范仲淹從1015年二十七歲中進士到1028年四十歲進京任職前，已在基層為官十三年。這期間，他先後轉任廣德（今安徽廣德）、亳州（今安徽亳縣）、泰州（今江蘇泰州）、興化（今江蘇南通一帶）、楚州（今江蘇淮安）五地，任過一些掌管刑獄的幕僚小職，最後一任是管鹽倉的小吏。

他表現出一個典型的有知識、有理想、又時時想著報國安民的青年官吏的所作所為。他按儒家經典的要求“達則兼濟天下”，但是卻揚棄了“窮則獨善其身”，只要有一點機會，就去用手中的權力為老百姓辦事，並時刻思考著只有百姓安康，政治才能穩定。

范仲淹的憂民思想，體現在三個方面。即為民辦事、為民請命和為民除弊。

01為民請命

范仲淹的第一憂是憂民。出身貧寒，起於基層的范仲淹，一生不管地位怎麼改變，憂民之心始終不變。

1033年，全國蝗、旱災害流行，山東、江淮地區尤甚。時範已調回朝中，他上書希望朝廷派員視察，卻遲遲得不到答覆，他又忍不住了，冒殺頭之禍，去當面質問仁宗：“我們在上面要時刻想著下面的百姓。要是您這宮裡的人半天沒有飯吃會是什麼樣子？今餓殍遍野，為君的怎能熟視無睹？”皇帝被他問得無言以對，就順水推舟說：“那就派你去賑災吧。”

當年他以一個鹽吏因上書，自討了一個修堤的苦差事，這次他這個諫官，又因言得差，自討了一份棘手難辦的賑災之事。但從這件事情上，讓我們看到了他的辦事才幹。

他一到災區就開倉濟民，組織生產自救。災後必有大疫，他遍設診所，甚至還親自研製出一種防疫的白藥丸。賑災結束回京後，他還特意帶回災民吃的一種“鳥味草”，送給仁宗，並請傳示後宮，以戒宮中的奢侈浪費。

他還給仁宗講了他調查訪問的一件實事。途中，他碰到六個從長沙到安徽的漕運兵，他們出來時三十人，現連死帶逃，還剩六人，路途遙遠，還不知能不能活著回到家。他深感百姓糧餉和運輸負擔太重。他對皇帝說：“知之生物有時，而國家用度無度，天下安得不困！”

02為民辦實事

1021年，范仲淹調泰州，任一個管理鹽倉的小官。當時泰州、楚州、通州（今南通）位於淮水之南，東臨黃海，海堤年久失修，海水倒灌，沖毀鹽場，淹沒良田，不但政府鹽利受損，百姓亦流離失所，逃荒他鄉。

范仲淹只是一個看鹽場的小吏，這些地方上的政務經濟上的事本不歸他管，但他見民受其苦，國損其利，便一再建議復修海堤，政府就乾脆任他為災區中心

興化縣的縣令。

他制定規劃，親率幾萬民工日夜勞作在築堤工地。一次大浪淹來，百多人頓時被捲入海底。一時各種非議四起，要求停工罷修，範力排眾議，身先民工，親自督戰，前後三年，終使大堤告成。地方經濟恢復，國家增收鹽利，流離的百姓又回到故鄉。

人們感謝范仲淹，將此堤稱為“范公堤”，甚至有不少人改姓範，以之為榮。歷代，就是直到今天，能為范仲淹之後仍是一種光榮。明朝朱元璋一次審查犯人名單，見一叫範從文的人，疑是仲淹之後，一問，果是十二世孫，便特赦了他。有一土匪綁票，見苦主名範希榮，再問是仲淹之後，立即放掉。可見範在民間的影響之大之遠。

03為民除弊

他是一位行政能力極強的政要。他的憂民，絕不像其他官僚那樣空發議論，裝裝樣子。他能將思想和具體的行動，進一步上升到制度的改革，每治一地，必有創造性的惠民政策。

他在西北前線積極改革用兵制度。當時因戰事緊張，政府在陝西征農民當兵，士兵不願背井離鄉，便有逃兵。政府就規定在兵的臉上刺字，謂之“黥面”。一旦黥面，他永世，甚至子孫後代都不得脫離軍籍。

範經調查後體恤民情，認為這“豈徒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恩”，就進行改革，邊寨大辦營田，將士可以帶家，又改刺面為刺手，罷兵後還可為民。深得百姓擁護。

范仲淹是六十四歲去世的。在他生命的最後三年，積勞成疾，病體難支，但逾迸發出為民請命、大膽改革的熱情。

1050年，他六十二歲時，知杭州，遇大旱，流民遍地。他不只用傳統的調糧、賑濟之法，而是以工代賑，大興土木，特別是讓寺院參加進來，用平時節餘搞基建，增加就業；二是大辦西湖的龍舟賽事，讓富人捐助，繁榮貿易，擴大內需；三是高價收糧，使糧商無法囤糧抬價。這些看似不當，也受到非議，但卻挖掘了民間財力，杭州平安度荒。

宋代稅收常以實物繳納，以餘補缺，移此輸彼，謂之支移，但運輸費要納稅人出。1051年，範去世前一年，知青州，這是他生命旅途的最後一站。他見百姓往二百里外的博州納稅，往返經月，路途勞苦，還誤農時，運費又多出稅額的二到三成。農民之苦，上面長期熟視無睹，範心裡十分不安。

他就改革徵稅方法，命將糧賦折成現金，派人到博州高於市價購糧，不出五天即完成任務，免了百姓運輸之苦，還有餘錢。一般地方官都是儘量超徵，討好朝廷。他卻多一斤不要，將餘錢退給青州百姓。

范仲淹曾說：“求民疾於一方，分國憂於千里。”

他的憂民是真憂，絕不沽名、不作秀，甚至還要頂著上面的壓力，冒被處分的危險。像上面所舉之例，都是問題早就在那裡明擺著，為什麼前任那麼多官都不去解決呢？為什麼朝廷不管呢？關鍵是心中沒有裝著老百姓。

（二）憂君

范仲淹的第二憂是憂君。他在《岳陽樓記》中寫道“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封建社會“君”即是國，他的憂“君”就是憂國。不管在朝還是在野，時時處處都在憂國。

用范仲淹的話說：“士不死不為忠，言不逆不為諫。”歐陽修評價他“直辭正色，面爭庭對”，“敢與天子爭是非”。仁宗屬於“能君”，他有他的主意，對範是既不全信任，又離不開，時用時棄，即信即離。而范仲淹既有獨立見解，又有個性，這就構成范仲淹的悲劇人生。

在封建社會，伴君如伴虎，真正的憂君，敢說真話是要以生命作為代價的。范仲淹不是不知道這一點，他說：“臣非不知逆龍鱗者，掇齏粉之患；忤天威者，負雷霆之誅。理或當言，死無所避。”

他將一切置之度外，一生四起四落，前後四次被貶出京城。他從二十七歲中進士，到六十四歲去世，一生為官三十七年，在京城工作卻總共不到四年。

01第一次謫貶

1028年，范仲淹經晏殊推薦到京任秘閣校理——皇家圖書館的工作人員。這是一個可以常見到皇帝的近水樓臺。如果他會鑽營奉承，很快就可以飛黃騰達。但是范仲淹的“憂君”，卻招來了他京官生涯中的第一次謫貶。

原來，這時仁宗皇帝雖已經二十歲，但劉太后還在垂簾聽政。朝中實際上是兩個“君”。一個名分上的君仁宗皇帝，一個實權之君劉太后。宋真宗死後，劉太后長期干預朝政，滿朝沒有一人敢有異議。

范仲淹新入朝就趕上太后過生日，要皇帝率百官為之跪拜祝壽。而范仲淹認為這有損君的尊嚴，君代表國家，朝廷是治理國家大事的地方。皇家雖然也有家庭私事，但家禮國禮不能混淆，便上書勸阻：“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為臣之禮；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乾脆再上一章，請太后還政於帝。這一舉動，震動了朝廷。

封建王朝是家天下、私天下，大臣就是家奴，哪能容得下這種不懂家規的臣子？他即刻被貶到河中府（今山西永濟縣）任通判。范仲淹百思不得其解，十三年身處江湖之遠，時時想著能伴君左右，為國分憂，第一次進京卻一張嘴就獲罪，在最方便接近皇帝的秘閣只待了一年，就砸了自己的飯碗。

02第二次遭謫貶

范仲淹第二次進京為官是在三年之後，皇太后去世。也許是皇帝看中他敢說真話的長處。就召他回朝做評議朝事的言官——右司諫。右司諫官的級別並不高，七品，但權大、責大、影響大。范仲淹的正直當時已很有名，他一上任立即受到朝野的歡迎。

這時的當朝宰相是呂夷簡。呂靠太后起家，太后一死他就說太后壞話。郭皇后揭穿其伎，相位被罷。呂也不是一般人等，他一面收買內侍，一面默而不言等待時機。時皇帝與楊、尚兩位美人熱戀。

一日，楊自恃得寵，對郭皇后出言不遜，郭揮手一掌向她打去，仁宗一旁急忙拉架，這一掌正打在皇帝脖頸上。呂和內侍便乘機鼓動皇帝廢后。

後與帝是穩定封建政權的重要因素，看似家事，常關國運。范仲淹知道後一旦被廢，將會引起一場政治混亂。這種家事糾紛的背後是正邪之爭，皇后易位的結果是奸相專權。

他聯合負責糾察的御史臺官數人，上殿前求見仁宗。半日無人答理。司門官又出來將大門砰的一聲閉上。他就手執銅門環，敲擊大門，並高呼“皇后被廢，何不聽聽諫官的意見！”這真是有點不知高低，要捨命與皇帝辯論了。看看沒有人理，他們議定明天上朝當面再奏。

范仲淹正盤算著怎樣進一步勸諫皇上，忽然傳他接旨，只聽宣旨官朗朗念道，貶他到睦州（今浙江桐廬附近），接著朝中就派人趕到他家，催他當天動身離京。

顯然這呂夷簡玩起權術來比他高明，事前已做過認真準備，三下五除二就乾淨利落地將他趕出京城。他1033年4月回京，第二年5月被貶出京，第二次進京做官只有一年時間。

（三）憂政

縱觀范仲淹的一生，無不是在心憂天下，總是在與政治腐敗，特別是吏治腐敗作鬥爭。

01第三次謫貶

1035年，范仲淹因知蘇州治水有功又被調回京，任尚書禮部員外郎，知京城開封府。他已兩次遭貶，這次能夠回京，在一般人定要接受教訓慎言敏行，明哲保身。但這卻讓范仲淹更深刻地看到國家的政治危機。他又渾身熱血沸騰，要指陳時弊了。

到范仲淹在朝時，宋朝開國已八十年，吏治腐敗，積重難返。再加上當朝宰相培植黨羽，各種關係盤根錯節。皇帝要保護官僚，官僚要鞏固個人的勢力，拼命擴大關係網，百姓養官越來越多，官的質量越來越低。

在這之前，范仲淹已經兩次遭貶，三次在地方為官，深知百姓賦稅之重，政府行政能力之低，民間冤獄之多，根子就在於朝中吏治腐敗。他經調查研究，就將朝中官員的關係網繪了一張“百官圖”。

1036年，他拿著這圖去面見仁宗，說宰相統領百官，不替君分憂，不為國盡忠，反而廣開後門，大用私人，買官賣官。範又連上四章，要求整頓吏治。皇帝雖有改革之意，但他絕不敢把這官僚班底兜翻

范仲淹在朝中成了一個討嫌的人。呂夷簡對他更是恨得牙根癢，就反誣他“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那個仁宗是最怕大臣結黨的，呂很聰明，一下就說到了皇上的癢處，於是就把他貶到

饒州（今江西鄱陽）。

從他1035年3月進京，第三次被起用，到第二年5月被貶出京，又只有一年多一點。這是他第一次試圖碰一碰腐敗的吏治。這次，許多正直有為的臣子也都被劃入範黨，分別發配到邊遠僻地。朝中已徹底沒有人再敢就官員問題說三道四了。范仲淹離京，幾乎沒有人再敢為他送行。但他堅守自己的信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雖三次被貶而不改初衷。

饒州在鄱陽湖邊，風高浪大，範自幼多病這時又肺病復發。不久，那成天擔驚受怕，隨他四處奔波的妻子也病死在饒州。未幾，他又連調潤州（今江蘇鎮江）、越州（今浙江紹興）。四年換了三個地方。范仲淹已三進三出京城，來回調動已不下二十次。

在饒州附近做縣令的友人梅堯臣，寫了一首《啄木》詩和一首《靈烏賦》給他。梅堯臣在《啄木》詩中勸他不要像啄木鳥一樣，啄了林中蟲，卻招來殺身之禍，面對貪官汙吏不要過於耿直；《靈烏賦》中也是說他在朝中屢次直言，都被當作烏鴉不祥的叫聲，勸范仲淹應學報喜之鳥，而不要像烏鴉那樣報凶訊而“招唾罵於里閭”，希望他從此拴緊舌頭，鎖住嘴唇，除了隨意吃喝外，不要多事。

范仲淹也回寫了一首同樣題目的《靈烏賦》給梅堯臣，他在賦中斬釘截鐵的寫道，無論如何他都要堅持正義，堅持真理，不管人們怎樣厭惡烏鴉的啞啞之聲，他始終都是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這句名言和他的“先天下之憂而優，後天下之樂而樂”一樣，為世人所千古傳頌。

02第四次謫貶

自1036年被貶外地四年後，西北戰事吃緊，皇帝又想起了他。1040年他被派往延州（今延安）前線指揮抗戰。1043年宋夏議和，戰事稍緩，國內矛盾又尖銳起來。賦稅增加，吏治黑暗，地方上暴動四起，仁宗束手無策。

慶曆三年（1043）四月，宋仁宗又將范仲淹調回京城任為副相，又免了呂夷簡的官，請他主持改革。史稱“慶曆新政”。這是他第四次進京為官了。

這次，他指出的要害仍然是吏治。七年過去了，他連任了四任地方官，又和西夏打了一仗，但朝中的吏治腐敗不但沒有解決，反而愈演愈烈。他立即上書《條陳十事》。

第一條，先要明確罷免升遷；第二條，抑制大官子弟世襲為官；第三條，貢舉選人；第四條，選好的地方官；第五條，公田養廉······十條中就有五條是有關吏治的。後面還有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等。

“慶曆新政”的改革之初，仁宗皇帝對范仲淹還是很信任的，改革的決心也很大。仁宗甚至讓他搬到在自己的殿旁辦公。范仲淹派許多按察使到地方考察官員的政績，調查材料一到，他就從官名冊上勾掉一批贓官，仁宗也都批准。有人勸他說：“你這一勾，就有一家人要哭！”范仲淹回答“一家人哭，總比一州縣的百姓哭好吧。”短短几個月，朝廷上下風氣為之一新。貪官收斂，行政效率提高。

但是，由於新政首先是對腐敗的官員制度開刀，得罪了朝中的既得利益者，新政面臨強大的阻力。宋仁宗在小人之怨和紛紜的浮議面前，漸漸開始動搖了。

慶曆四年（1044），保守派製造了一起謀逆大案，將改革派一網囊括進去。這回還是利用了仁宗疑心重，怕臣子結黨的弱點，把改革派打成“朋黨”。

慶曆五年（1045）初，失去了皇帝支持的改革徹底失敗，范仲淹被調出京到邠州

（今陝西彬縣）任職，這是他第四次被貶出京了。從此之後，范仲淹就再也沒有回汴京工作。

慶曆六年（1046），范仲淹因肺病不堪北地的風寒，要求調鄧州（今河南南陽），這年他已五十八歲，生命已進入最後六年的倒計時。而傳唱千古的《岳陽樓記》就寫於鄧州。

三、我們該怎樣作文——形美、情美、理美

范仲淹自二十七歲中進士為官，四處奔波，四起四落，已三十一年。自慶曆改革失敗後，他就一直在地方工作。現在，他終於可以一個人靜下來，好好地回顧他的人生經歷、思考為官為人的哲理了。

01《岳陽樓記》的寫作背景

一天，他的老朋友滕子京，從岳陽送來一信和一幅《洞庭晚秋圖》，希望他能為新修葺的岳陽樓作一篇記。滕宗諒（字子京）那一次在西北遭人陷害，虧得范仲淹的力保，雖沒有下獄卻於慶曆四年（1044）被貶岳陽，但仍懷憂國之心，才兩年就政績顯著，又重修岳陽樓。

范仲淹看罷來信，將《洞庭晚秋圖》掛於堂前，只見一樓高聳，萬頃碧波。胸中不由翻江倒海，回顧自己一生四起四落的人生經歷，感慨萬端。他心中萬分激動，挑燈對圖，凝神靜思，一篇三百六十八字的《岳陽樓記》一氣呵成，墨透紙背。

他把自己奮鬥一生的做人標準和政治理想提煉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文章熔山水、政治、情感、理想、人格於一爐，文章說是寫岳陽樓，其實是在寫他自己的一生。

02《岳陽樓記》到底好在什麼地方？

《岳陽樓記》共分六個自然段。第一段敘寫這件事的緣起。以事起興，作一個引子，用“事”字訣；第二段描寫洞庭湖的氣象，鋪墊出一個宏大的背景。借山川豪氣寫忠臣志士之志，用“形”字訣。

第三、四段作者借景抒情，設想了兩種“覽物之情”，創造出一悲一喜的意境。通過景物描寫營造氣氛，水到渠成，即用“形”字訣和“情”字訣，由“形境”過渡到“意境”。連用霪雨、陰風、濁浪、星隱、山潛、商斷、船翻、日暮、虎嘯、猿啼等十個恐怖的形象。然後推出“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的傷感情境。連用春風、麗日、微波、碧浪、鳥飛、魚遊、芷草、蘭花、月色、漁歌等十個美好的形象，推出“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

的快樂情境。

第五段，導出哲理，作者將形和情有意推向理的高度，設問：有沒有超出上面那兩種的情況呢？有，那就不是一般人，而是“古仁人之心”

了。這種人超出物質利益的誘惑，超出個人的私念：在朝為官，不忘百姓；被貶江湖，不忘其君。太平時憂天下，危難時擔天下。進也憂，退也憂，那麼，什麼時候才樂呢？

到文章快結束時，才推出一個響亮的哲理式結論：“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做官要做這樣的官，做人要做這樣的人！用的是“理”字訣。這個道理一下就講透了，這是文章的高潮，全文的主題，是作者一生悟出的真理，也是他畢生堅持的信念。

講完這個結論後，文章又從“理”迴轉到“情”：“噫，微斯人，吾誰與歸”，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寫出了一種超時空的嚮往和惆悵。

第六段，不經意間再輕帶一筆轉回到記“事”：“時六年九月十五日”，照應文章的開頭，像一個繞樑的餘音。至此，文章形、事、情、理都有，形美、情美、理美三個層次皆具，在內容和形式都達到了難得的高度，達到了一個完美的藝術境界。

結束語

要做文，先做人。金代學者元好問評價范仲淹說：“范文正公，在布衣為名士，在州縣為能吏，在邊境為名將。其材、其量、其忠，一身而備數器。”我們還可以再加上一句：“在文壇為大家。其思想、其文采，光照千年。”

范仲淹為我們後人寫下一篇千古美文，留下了一筆重要的文化遺產和政治財富，同時他也以不朽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學家永載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