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梵皇渡路情結”——也談上海電影譯製廠的配音藝術
最近幾年，電視臺以及其他媒體不止一次專題介紹過我們國家一種特殊的藝術形式——譯製片的配音藝術。在若干部介紹配音演員的專題片中，我不僅重又聆聽到老一輩配音演員的聲音，還在熒屏上“再一次”目睹了尚華、趙慎之、李梓等人的風采，回憶和感慨竟使我每次都淚眼模糊。但每次看完那些專題片，我又都有一種缺憾太多的不滿，特別是某幾位“嘉賓影評人”，似乎對電影配音藝術不甚了了、談話不時出現跑題，聽到他們的話總有什麼東西受到了褻瀆的感覺（有一位嘉賓，每次都提到《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我的孩子——今年22歲——看到這一段時笑著說：“《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的配音簡直就是一個醜聞”，他的話一點不錯。我想，藝術鑑賞中兩條最重要的東西一是趣味，二是標準。如果這兩條都把握不準，最好還是不要妄加評說，免得誤導他人——尤其是在當前這個趣味和標準日益喪失的時代）。
我是一個“上海電影譯製廠配音藝術的愛好者”，不過這種說法未免過於老套，過於平淡。有幾位對我非常瞭解的朋友，常用這樣的話戲言我：“你這傢伙有‘梵皇渡路情結’，上海電影譯製廠就好像是你的‘阿幾里斯腳踵’，別人碰不得的”。話雖說得過了點，但倒也是事實。
現在不妨與讀者作這樣一個約定：我所說的“配音藝術”，特指譯製片配音藝術，而且專指上海電影譯製廠（包括其前身上海電影製片廠譯製部）譯製的影片，還可能會在個別場合提到由該譯製廠製作的廣播劇。將要涉及的配音演員——實際上幾乎無一例外應被稱為電影配音藝術家或藝術大師——除該譯製廠全部演員班底外，還包括故事片廠所有參與過譯製片配音的藝術家們。更廣義一點說，還包括配音導演（早年的配音導演不太參加配音，如著名配音導演時漢威，據我所知他只在英國影片《冰海沉船》配了一句臺詞）、翻譯和錄音師等人。
至於為什麼要如此“約定”、上海電影譯製廠的配音藝術究竟有什麼特殊意義以及由此引申出的相關話題，我將留待本文最後與大家共同探討。
二
在我的記憶中，最早引起我注意的配音演員是趙慎之。
大約在1952年或1953年，我看了波蘭影片《華沙一條街》，記得影片的主人公是一個叫娜嘉的七八歲的小女孩，是一位醫生的女兒（與我當時的年齡相仿）。起初大家都不知道他們家是猶太人，她的處境也很優越。後來她家的猶太人身份暴露，遭到了納粹的迫害。娜嘉的一系列遭遇不僅引起了我的同情，還使我把自己融入了劇情。娜嘉的聲音甜美純淨，她就是由年輕時的趙慎之配音的。趙慎之若干年後因給日本影片《望鄉》中的阿歧婆配音成為上世紀70年代末譯製片愛好者熟知的配音演員，其實她年輕時（用她的聲音）塑造的一系列青年女性的藝術形象，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就迷住了我們這一代人。
我相信，我和絕大多數熱愛配音藝術和配音藝術家的崇拜者，與現在所謂的“追星族”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但可能形式上有某種相似，而就這種相似而言，我可能是全國譯製片愛好者中最為幸運的人。二十八九年前，我有幸與趙慎之有過一段終身難以忘懷的交往。2005年10月在成都，我作客老友資格龍家，其間，我複述了當年的那段往事。資格龍先生根據談話內容整理成文，並於互聯網上發表。“偷懶”一下，徵得他同意，現將那段文章借用到我這個帖子中：
《從趙慎之開始——電影與電影配音談話錄》
國慶長假南京友人來蓉小住，帶了數十部DVD片。與往常不同的是，這次沒有什麼戈達爾、安傑羅普洛斯、布努艾爾、塔爾科夫斯基的新D，而是清一色上海電影譯製廠譯製片的“什錦拼盤”！
沒有辦法——由此註定了他這次的蓉城之行，以及隨之而來的我們同赴江蘇，最終成為一次“紀念之旅”。
話題是從一同觀聽《帶風景的房間》開始的。“其實我看這部電影主要是聽李梓、曹雷尤其是趙慎之的配音……”他無意中這句話讓我想起一件事來，於是問他：“你後來就再也沒有跟趙慎之聯繫過了？”沉默良久他忽然冒出一句“我欠她債。”
下面就是有關趙慎之的對話的整理稿：
資格龍：我記得你好像是1979年開始跟趙慎之聯繫的？當時怎麼忽然會想起給她寫信？
張稼峰：說來話長。你知道，我這個“全國最後一名反革命分子”在勞改隊曾經關過一年零九個月禁閉。在那個不足一點五平方米、整日不見陽光的小號裡，除了默誦舒伯特《未完成交響曲》那些令人心醉的旋律，長時間裡就靠回味少年時代所看的幾百部譯製片來打發難熬的時光。而在這些回憶裡，儘管許多影片的細節已經模糊不清，有個東西卻越來越清晰的浮現並交織成一張溫暖的“生命之網”，把我一次次從絕望的懸崖邊緣拉回來，那就是影片裡的配音——尤其是趙慎之為那些年輕女性的配音。例如《痛苦的一頁》中的麗西、《窮街》裡的卡佳、《當我們年輕的時候》裡的茨維塔、《大牆後面》裡的羅西、《偷東西的喜鵲》裡的阿柳塔以及《神童》裡的凱斯頓小姐，她們共同形成的美妙、純潔、溫柔而有時又不乏幾分幽默的聲音形象實在令人神往又難忘！
資格龍：呵呵，你列舉的所有影片我也在同一時段看過，對趙慎之印象最深的是《神童》裡的凱斯頓和《窮街》裡的卡佳。但是無論在分辨力、感受力和記憶力上，你都讓我望塵莫及！
張稼峰：1978年開始（那時我已獲得部分自由，戴“反革命分子”帽子留勞改隊“繼續改造”），我們的銀幕上又陸續上映了《橡樹，十萬火急》、《追捕》、《尼羅河上的慘案》、《葉塞妮亞》、《巴黎聖母院》等譯製片。我覺得這一時期上海電影譯製廠的配音藝術已經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這極大的再度燃起了我對配音藝術欣賞的熱情，於是萌生了向我景仰已久的這一特殊群體表達敬意的願望。由於前已述及的原因，很自然的我選擇了趙慎之。
1979年上半年的某天，我給趙慎之寫了一封信。其實當時並沒有得到她回信的奢望，只是抱定“一吐為快”的“宗旨”而已。
資格龍：但是事情有點出乎你的意料？
張稼峰：是的。不僅很快就收到她的回信，而且我們的通信一直持續到1982年初。非常遺憾的是自1980年12月平反回南京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我都只能居住在一間臨時搭建的小披屋裡，而由於為生計打工到處奔波、小屋漏雨導致所有的信件都沒有能夠保存下來。但我對趙慎之給我的第一封信有比較深刻的記憶。她首先表示被我的來信深深感動，她說在她收到的所有觀眾來信中，她很少見到對她和上譯廠配音演員的工作有如此全面的瞭解和熱情、並且持續時間如此長久的，這本身就說明了這種感情的真誠。她稱讚我的記憶，說有些她參加過配音的老影片自己也已經遺忘、或者在某部影片中僅有一兩句臺詞，而我竟能夠非常準確的記憶起來！她說這一切是對他們工作的最好回報，並將我的信給她的“同事們”看了。
資格龍：於是你就到上譯廠去見她了？
張稼峰：因為我在信中表述的一些關於電影配音的觀點得到她的認同，她還表示如果有機會去上海可以見面談談。1981年6月初的一個下午，我在一種熱望的驅動下趕到上海。儘管曾經得到她的允諾，在穿過烏魯木齊路前往建國西路離她家越來越近時，我的心跳也隨之不斷加快。即將和心儀已久的藝術家謀面的驚歎號，與“是否唐突冒昧”的問號之間形成的張力，幾乎令我不能自持。
趙慎之住在建國西路一幢漂亮的西式樓房三樓。當我叩開她的家門，第一眼我就知道：為我開門的是趙慎之本人。她當時剛洗完頭，頭上裹著一塊白色毛巾。在我表明自己的身份後她毫不遲疑把我引進室內，並說：“你來得真巧，我今天剛好煨了一隻老母雞湯。”我一路上的緊張心情頓時釋然。儘管絕非刻意觀察，今天——20多年過去了——我還是不能不說，打從進門的一瞬間她那集起居室、書房和餐廳於一體的家（隨後我還得知她的廚房是與鄰居共用的。在滬期間，趙慎之不止一次說過：“要是能讓我把房子換成兩間，哪怕面積沒有增加，也能減少我不少尷尬”），因其一覽無餘給我留下了一種十分奇特的“第一印象”。其中還包括牆上掛著一張邱嶽峰的相片（我一眼就認出來了，下面另說），一張趙慎之本人年輕時的相片和她與喬榛在一起的工作照。
儘管已經過去20多年，與趙慎之初次會面的四天——剛見面不久她就提出要我在上海多逗留幾天，並安排了住處——的談話情境依然歷歷在目。她告訴我她把我的第一封信給邱嶽峰、李梓、伍經緯等人看後，他們一致認為應該給這個不同於一般FANS的人回信……我們的話題當然主要圍繞電影配音以及演員們的情況展開。她跟我談了楊文元、於鼎、李梓、喬榛、施融、潘我源等人的一些情況。楊文元曾經一度狀況不佳，但也已經走出困境；於鼎文革期間在幹校因力大盡乾重活；施融這小夥子人挺不錯，食堂有葷菜總是用飯盒帶給母親而自己吃素；潘我源去了香港，趙慎之覺得對於配音演員這太可惜，併為她的離去而遺憾……當我問及邱嶽峰先生的近況時，她那黯然神傷的神色以及隨後的陳述使我震驚而扼腕。趙慎之本人對邱嶽峰的評價極高：除了業務上的嚴謹、藝術造詣的獨到外，人品也簡直無可挑剔；為人耿直、厚道，在自身政治狀況不是太好的情況下，還是非常關心別人。“怎麼說呢，簡直就是平常我們講的很有哥們義氣！”一再為他的死感到惋惜。
資格龍：邱嶽峰的聲音也是我和當年的許多同齡人最早關注並津津樂道的一個焦點。半個世紀過去了，只要一聽見或想起他那喉音濃重的聲音，就會“拔出蘿蔔帶出泥”，眼前浮現出許多如今天各一方、或已過世的熟悉面孔來……唉，還是再說說趙慎之本人的情況吧。
張稼峰：趙慎之是個十分豁達、熱愛生活的人。當時儘管已經退休，還是經常去廠裡。她喜歡逛書店買書，還喜歡看畫展。她是天津人，解放初在炮兵文工團當話劇演員。“我配音的戲路不寬，話劇腔很長時間才改過來。”她對我說。這既可視為一種謙辭，又讓人感到實事求是。就此，她還談起他們廠最新譯製的幾部影片，《英俊少年》、《黑駒》、《砂器》和《遠山的呼喚》。告訴我楊文元參加了《英俊少年》的配音（說實話我不喜歡這部影片），她特別喜歡《遠山的呼喚》，除了它感人的故事情節，她說她尤其喜歡日本北海道的風光。她提到她已經退休，在她退休前張同凝也已退休，而李梓不久也要退休。不過譯製廠有一批年輕配音演員水平都很高，她說為《遠山的呼喚》女主角配音的丁建華配得很好，建議我放映時一定要去看看。我回南京不久看到了這部影片，確實很好，從那時開始，倍賞千惠子成了我最喜愛的女演員，她扮演的女主人公明子由丁建華配音，也確實配得極好。儘管如此，我當時還是想過，如果放在二十年前，倍賞千惠子的角色也許非趙慎之莫屬了。
她的三個子女都插過隊，當時均已返滬。我見到了她的兒子和女友、一個女兒（另一個在某大學讀書的未能見到）；她的一個小外孫同她一塊住（我帶他到樓下吃過冷飲）。她家還有一個成員亞倫，原來是她兒子的同學，家裡經濟比較拮据。小時常來玩耍，後來就成了家庭的一員，至今叫她“媽媽”。我在上海的四天就住在他家（他已經大學畢業，是上海教育出版社的編輯）。
資格龍：這樣的家庭真讓人羨慕。
張稼峰：是啊。當時我已接近40歲，她還表示我該儘快成個家呢。
資格龍：現在你的兒子也讀大學了。你怎麼會覺得欠她什麼“債”？
張稼峰：1979年春在她第一封回信不久，我就收到她寄來的《電影藝術譯叢》（後改名《世界電影》），當時這本期刊還是“內部發行”的。此後有兩年多時間每期發行時她都會寄一本給我，直至該期刊公開發行後我請她不要再寄了。此外我曾經託她在上海代購一本匈牙利電影理論家約翰.巴拉茲的《電影美學》，為了買這本書她沒有少費心，幾個月裡跑了上海許多書店才買到並寄給了我。這些書刊至今整整齊齊存放在我家的書櫃裡。但是後來由於工作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我的“打工生涯”開始在天南海北的奔波中居無定所；1984年結婚之後又面臨一系列“難言之隱”，與趙慎之的聯繫竟就這樣中斷了。這其間我每有自責並決心重新提筆，但這支筆卻越來越重……
資格龍：我明白了。你欠的是“人情債”。要是我，作為一個曾經身陷囹圄多年的“兩勞人員”能受到一位著名配音藝術家的如此厚待，最後竟然草率的不了了之、以“杳如黃鶴”相報，我也會自疚得無地自容的。……你看這樣好不好？——如今這個網絡時代，儘管你不會電腦，我完全可以把你的這段往事寫成一個帖子發上網。我想趙慎之先生一定能夠看到的。況且我們的共同愛好也可以藉此機會合作一下，乾脆做一個“專題”？
張稼峰：這個設想太好了！
（上面引用的這個帖子發出不久，資格龍就來信對我說：“帖子發出不久某網站就有一則跟帖表示了不同的觀點。其實關於電影的翻譯配音，很早以前就有人向我表達了有“畫蛇添足”的感覺。他說盡管自己不懂外語，還是寧願看片印中文字幕的，因為那才是“原汁原味”的東西。對於這個問題你是怎麼看的？”我在當時的一封回信中對這個問題談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不妨也在這裡引用一下：“……那位跟帖的網友願意看“原汁原味”的外國影片，初看起來也沒錯，我只是在想，如果懂得外語，那多少還能嚐到些原汁原味，如果僅憑看中文字幕，恐怕就談不上什麼原汁原味了。其實，我們談配音藝術的一個前提是：上譯廠的配音早已擺脫只是傳達“言語的意思”這個層面而形成為一種特有的藝術樣式。這種藝術樣式一方面要求配上的音貼切地傳達原角色體貌、性格、語言表情、語言節奏、形體動作及其相應的劇情等多方面的特徵和精髓，而且表演中又毫無斧鑿做作之感，有時候還應彌補演員音色和口語能力的某些欠缺——高倉健就認為畢克的配音不僅彌補了自己音色的缺陷並與自己的銀幕形象達到了一種高度的和諧。畢克決不簡單等同於高倉健的口語翻譯，他的聲音與高倉健的銀幕形象珠聯璧合，形成了一個更為豐滿的藝術形象。另一方面，由於上譯廠翻譯配音的高度造詣，影片中的對白、旁白已經足以從影片劇情中游離出來，昇華為一種獨立的審美對象。如你所知，影片《紅與黑》儘管是根據斯湯達的原作改編，由於它不具備許多電影藝術自身本質的規定性，作為電影是極不成功的，但這絲毫也未妨礙我們單獨去欣賞程之、邱嶽峰的配音對白，這再好不過地說明了上面所說的昇華”（鑑於這段文字引自當時的私人信件，不可能把問題闡述得絲絲入扣。謝謝那位網友，也許他的看法不經意間觸及了一個“理論問題”，容我在恰當的地方再回過來對這一問題加以探討）。
2005年10月，回到江蘇在與資格龍先生同赴蘇州並分手後，由於又陷身於繁忙的審稿工作，當時那個“搞個專題”的想法落了空。前不久，資格龍先生來南京，在他的鞭策下，我在事隔兩年多之後終於重新拾起這個話題，以期讓自己做個了斷。
分享到:
閱讀更多 光影音畫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