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號碼是A3317，是大屠殺倖存者。”
這是布蘭科·拉斯蒂格憑藉《辛德勒的名單》獲頒奧斯卡獎時的開場白。
昨天，拉斯蒂格在家中去世，享年87歲。
除了《辛德勒的名單》，他還是《角鬥士》、《漢尼拔》、《黑鷹墜落》、《美國黑幫》等電影的製片人。
拉斯蒂格（左）、斯皮爾伯格（中）在1994年的奧斯卡頒獎禮上。
拉斯蒂格的死訊最先在“寬容節”的官網發佈，這是他創辦的電影節，專門放映大屠殺和猶太人題材的電影。
他就是出生在克羅地亞的猶太人，童年時被抓進奧斯維辛集中營，家族的大部分成員都被殺了，他有幸撿回一條命。
集中營裡被吊死的人曾看著拉斯蒂格說：“請別忘記我們，把這裡的故事告訴全世界。”
而這正是他堅持做了一生的事。
拉斯蒂格把奧斯卡獎盃捐給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
“一個男孩在納粹集中營裡經歷了生與死，只有最高級的創作才能表達他的可怕經歷。”克羅地亞總理普連科維奇這樣悼念他。
當盟軍來救他時，
他以為自己已經死了
拉斯蒂格在10歲那年被抓入集中營，他當時謊稱自己16歲了，有能力去勞動，才逃過了當場被處決。
《辛德勒的名單》還原的奧斯維辛集中營
當盟軍來救他時，他以為自己已經死了。
他記得自己躺在營地裡的一張鋪位上，正受著傷寒的折磨，蝨子在他的身上四處亂爬。突然，他聽到了一種陌生的音樂。
它不同於集中營管絃樂，拉斯蒂格從沒聽過這樣的樂音。
“我想我是死了，”拉斯蒂格說，“那一定是天堂的音樂。”
拉斯蒂格童年照片
那其實是蘇格蘭風笛的聲音。
英國人來了。
那時，拉斯蒂格剛滿13歲，體重60斤。
在猶太人的傳統裡，13歲生日是男孩的成人禮。
過了這個坎，男孩就成為了一個男人。
孩子在卡車裡唱歌，
拉斯蒂格在鏡頭外哭泣
如果不是記著集中營死者的託付，拉斯蒂格也不會進入電影這一行。
他一開始對電影並不感興趣。
後來陰差陽錯地，他參與拍了一些游擊隊抗擊德軍的電影。
那些電影會讓他想起當過兵的父親。
看著銀幕上游擊隊員射殺納粹，他感到非常開心。
接著，他因為幫助美國人拍攝“二戰”歷史劇《戰爭與回憶》，偶然地闖入了好萊塢，隨後認識了斯皮爾伯格。
那是1991年，斯皮爾伯格終於決定開拍《辛德勒的名單》。
他給拉斯蒂格留了5分鐘的面試時間。結果，5分鐘變成了半小時。
走的時候，斯皮爾伯格說了一句：“你就是製片人了。”
拉斯蒂格（中）在《辛德勒的名單》片場
拍攝中，拉斯蒂格有過一次小小的崩潰。
當時在拍攝孩子們被送上卡車的鏡頭。
孩子在卡車裡唱歌，拉斯蒂格在鏡頭外哭泣。
拍攝被叫停，導演找來自己的媽媽照顧拉斯蒂格的情緒。
拉斯蒂格說他能清楚地記得每個國家首映式上的每一個細節。
“每一場播完後都有經久不息的掌聲，但不是立刻有。電影結束了，沒有人動。”拉斯蒂格說，“史蒂芬（斯皮爾伯格）問我，這是怎麼回事？沒有聲音，然後能聽到有人在抽泣。突然之間，所有人都站起來鼓掌。”
“我的肩膀都被史蒂芬捶青了。每到彩色畫面與黑白畫面交替的時候，史蒂芬就打我，讓我去提醒放映員。因為兩種膠片厚度不同，一不注意就會失焦。不過提醒了往往也沒用，因為放映員也完全沉浸在電影裡了。”
2011年，拉斯蒂格回到奧斯維辛，補上了自己的成人禮。這一年他已78歲，他的慶祝方式是和上萬名年輕人、猶太倖存者一起參加了一年一度的“生者遊行”。《紐約時報》專門為他拍了紀錄片。
波折重重的籌拍：
不是野心勃勃，反而忐忑不安
《辛德勒的名單》的籌備過程充滿了波折，除了片方擔心這種類型無法賺錢外，主要是一群電影人的心結問題：
在這個重要的、可能收穫巨大名聲的題材面前，他們沒有變得野心勃勃，反而是忐忑不安，生怕搞砸了它。
它的原著小說發表於1982年，斯皮爾伯格很快拿到了版權。但他不敢拍，覺得自己不夠成熟。
他去找了同為猶太人的羅曼·波蘭斯基，被後者拒絕了。因為波蘭斯基的母親就是死在奧斯維辛，抓捕的時候，8歲的他逃掉了。
波蘭斯基一直沒有辦法面對這個題材。直到後來68歲時拍攝《鋼琴家》，才算釋放了這個心結。
《鋼琴家》劇照
斯皮爾伯格還去找過西德尼·波拉克和馬丁·斯科塞斯。斯科塞斯覺得只有猶太導演才能做好這件事。
抱過六座小金人的電影大師比利·懷爾德，也曾是導演人選，但懷爾德以退休為由拒絕了，並且勸說斯皮爾伯格自己才是最合適的導演人選。
《辛德勒的名單》劇照
“最重要的不是想象力，
而是良心”
為了能夠贏得掌控這部電影的話語權，斯皮爾伯格答應了幫公司先拍攝商業大片《侏羅紀公園》。
所以，進入《辛德勒名單》劇組時，他還要靠衛星電話指揮《侏羅紀公園》做後期。
大腦要在集中營和霸王龍之間切換，他那段時間情緒非常崩潰。
後來是靠羅賓·威廉姆斯打電話給他講笑話，才緩解了一些壓力：
“羅賓經常在我笑得最大聲時，突然掛掉電話，把我晾在那兒。”斯皮爾伯格回憶說。
《辛德勒的名單》片場，斯皮爾伯格在指導演員。
兩部電影在1993年6月、12月先後上映，一部是全球票房最高，一部是當年最佳。
《辛德勒的名單》展示了斯皮爾伯格的成熟：他放棄了吊臂、變焦鏡頭等讓人有安全感的設備，故意用大量的手持鏡頭（佔40%），來完成這部史詩之作。
但讓人印象更深的，還是斯皮爾伯格的謙卑。
他們最初想過進入集中營拍攝的，但立刻遭到全美猶太人協會的電文警告，請他們不要驚擾亡靈。
斯皮爾伯格讀完電文後，立刻要求劇組撤離，並獨自飛往紐約，去尋求猶協的原諒。
《辛德勒的名單》
拉斯蒂格記得，斯皮爾伯格當時也特意向他承諾，自己不會驚擾亡靈。
“這次我感到最重要的，不是我的想象力，而是我的良心，突然間，我慣用來逃避現實的攝像機直面現實了，在拍攝中，我每天都留下熱淚。”斯皮爾伯格說。
“再也沒有人能理直氣壯地說
不知道發生過什麼了”
要銘記歷史，僅靠電影的力量是不夠的。
拉斯蒂格發現，關於大屠殺的電影越來越少：“等我這一代人死去之後，當世上再沒有大屠殺的倖存者，還有誰能站在我們的立場上提醒大家發生過什麼？當出現那些‘大屠殺是假的，根本沒發生過’的言論時，還有誰能以親身體驗站出來反駁呢？”
《辛德勒的名單》結尾，當年被辛德勒救下的猶太倖存者們出場，畫面也終於由黑白變為彩色。
從波蘭回美國的路上，斯皮爾伯格曾問拉斯蒂格：“還有多少倖存者活著？”
拉斯蒂格說有35萬。
斯皮爾伯格又問，“如果要採集每個人的故事留作證據，需要花多少錢。”
答案是6000萬美元。
於是，斯皮爾伯格就和他，用這部電影的所有版稅和追加酬金（本屬於斯皮爾伯格），組建了一個叫Shoah的基金會，專門做這件事。
大屠殺倖存者在現役軍官的陪同下重回奧斯維辛
如今，基金會已經收集到了5.2萬份證詞。最讓拉斯蒂格欣慰的是，有年輕學生正拿這些故事素材來創作。
“現在，再也沒有人能理直氣壯地說不知道發生過什麼了。我們已經創造了渠道，只要想知道，人們就能知道真相。”拉斯蒂格說。
今年5月31日，拉斯蒂格被故鄉薩格勒布市授予榮譽公民稱號，他非常感動。
十年前，拉斯蒂格從洛杉磯回到克羅地亞。人們問他為什麼，他說，“我回來就是為了死。”
然後，他就守著這些留存記憶的工作。直到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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