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肉價格會干擾貨幣政策走向？不是沒有這樣的歷史教訓。2011年、2015年都出現過這樣的情況。這次恐怕我們更加擔心因豬肉價格上漲而收緊貨幣政策，畢竟CPI已經被豬推高到3.8%的水平了。所以，最近媒體傳出的聲音已經發生改變。3.8%的CPI數據剛剛面世後，經濟學界的普遍聲音是：CPI過高主要是豬肉價格飛漲101%的作用，而貨幣政策走向不該因此而變。但現在的說法已變成“因CPI漲幅超預期，所以貨幣政策會受制約”。為什麼發生這樣的變化？很顯然，央行連續19天沒有進行公開市場操作，而CPI數據公佈後，以Shibor為代表的貨幣市場利率出現明顯上升，這都會帶給市場以“敏感的指引”。
好在，今天——11月15日，央行開展2000億元中期借貸便利（MLF）操作。同時，這一天還是“央行對在省級行政區域內經營的城市商業銀行定向下調存款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的第二次調整日”，將釋放長期資金約400億元。但央行聲明：這是為了對沖稅期高峰等因素後，銀行體系流動性總量處於合理充裕水平。當然，這一天，央行依然沒有開展逆回購操作。
釋放長期流動性而不是刻意壓低短期利率，這也許是央行“收短放長”的特殊考慮。但是，任由短期利率上行似乎也有問題：關鍵是帶給市場怎樣的預期。同時我們始終認為，擴大內需、頂住經濟下行壓力，央行必須出工又出力，而絕非單純依靠財政政策，至少貨幣政策要做到和財政政策配合。
回到說法變化的問題。這是中國一個非常奇特的經濟現象：正確的聲音會漸漸被謬誤取代。誰都知道中國當下CPI是豬肉價格飛漲所致，而豬肉價格飛漲又和非洲豬瘟肆虐期生豬過度捕殺密切相關。現在，基於豬肉“暫時性”供不應求導致CPI上漲，那壓低豬肉價格的方法明顯應是加大生豬飼養，加大市場供給，這恐怕也是唯一的正確路徑，而根本無需緊縮貨幣。如果因為豬肉價格上漲而緊縮貨幣，那不可真是“豬得病、人吃藥”，結果是：豬病沒好，人也藥死了。
我堅相信“聰明的央行絕會去幹如此愚蠢的事情”。既然如此，請不要任由貨幣市場利率上行，尤其是現在，那會帶給市場以嚴重的錯覺。
另外，國家統計局恐怕需要在下一次調整CPI一籃子商品價格權重時，應當適當考慮把豬肉價格佔比降下去。按照2016年1月國家統計局調整之後的CPI權重，食品菸酒在CPI當中的權重已經從此前的32%降至17%到21%之間。但我們看到，鑑於豬肉價格上漲101%，同時帶動其它肉食品價格（包括禽蛋在內）上漲，導致CPI漲幅的2/3被肉和與之相關價格佔居，這是不是說明肉類及其相關食品價格在CPI中的權重過高？在我看，這件事至少是需要檢討一下。
我們說，政府的一項關鍵經濟職能是“熨平市場波動”，這一點體現在CPI的具體統計工作中就應當是：要找到一種方法，儘可能不要讓CPI被單一商品價格過度影響。因為，CPI必須反應全社會總體物價走勢狀況，而且關乎貨幣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單一商品物價如果對CPI影響過大，那則意味著統計失真。如果基於失真的物價總水平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那整體經濟都會被單一商品綁架，跟著單一商品價格上漲倒黴。
為什麼單單提出肉食品價格在CPI中的權重問題？從歷史看，中國尚未有效形成豬肉生產“以大規模飼養為主”的供給格局，加上信息不對稱的問題，這必然導致農民養豬“忽多忽少”地波動，從而形成所謂的“豬週期”，再加上頻繁的瘟疫肆虐，更使得豬肉價格大起大落，而每次都會對CPI構成影響，近而對貨幣政策構成影響。
未來，中國將更加註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的問題，而國家治理體系必定由一點一滴的細節構成，站在這樣的角度看，如何讓CPI統計數據更加科學有效，令人信服，而且對制定政策和執行力度構成有效支撐，這恐怕不是一件小事，而應當是國家宏觀經濟政策部門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
閱讀更多 鈕文新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