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潮」4.12反革命政變後，黃埔軍校中重新深埋的中共組織和黨員

黃埔軍校是中國近代史上最著名的軍校之一，它也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產物。建校伊始，中共便在黃埔軍校內設有支部、特別支部和黨團小組，其上級領導單位為中共廣東區委。

根據當時制定的組織原則，黃埔軍校內的中共組織不公開，除少數領導幹部公開中共黨員的身份外，大多數中共黨員的身份是秘密的。在黃埔軍校工作學習的黨員根據當時形勢的需要和中央的決定，皆以個人身份加入了國民黨，成為特殊時期的跨黨黨員。在黃埔軍校的學生，學生軍、國民革命軍中各級黨代表多數是中共黨員和國民黨左派擔任。

1927年，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開始徹底清黨，國共分裂，白色恐怖籠罩著黃埔軍校，在 1927年下半年後的幾個月內時間內，在黃埔軍校師生中短暫的中共組織和活動消聲匿跡。

然星星之火隱於深，豈能會滅！

1928年3月，黃埔軍校已經遷址南京，彼時，黃埔軍校第六期交通兵大隊經考試錄取的新生中，又有了來自各地的中共黨員。其中就有來自杭州26軍軍官團的一批火種，如中共黨員甘讓、樓廣文、阮大鄖、張渠、羅積穗、曹振鐸，還有如來自廣州、湖南、湖北、浙江各地學生中的中共黨員李奈西、梁紹之、立登明、簡立、盛志遠、許權、李世昌等，他們分別編列在第一、二，三隊的無線電、有線電、汽車和鐵道等科。

這些黨員相互之間原來並非都相識，在甘讓和李奈西等人暗中串聯下，大家取得了聯繫，在未能與地方黨組織接上頭的情況下，主動的暗中組織起來，辦了“讀書會"。並在南京軍事委員會交通技術學校被撤併時，發動了擁李（李範一校長）反何（何應欽）等群眾運動。在同學中初步樹立了威信，為隱蔽的軍校內中共組織的再建和發展打好了基礎。

1928年夏末，杭州26軍軍官團特科學生也全部併入南京軍校六期。其中又有11名中共黨員，他們是：朱奇、王校正、孔繁衍、祝樹柏、曹聚義（後改名曹藝，其兄便是近代中國著名記者，後被稱為兩岸密使的曹聚仁）、胡讓梨、葉修、蔡錫昌、唐時傑、呂農三、鄭光祖。這些共產黨員大部分編列在炮兵和工兵兩個大隊，蔡錫昌進了航空班，鄭光祖進了憲警班，呂農三擔任了軍校教授部速記員。當時炮兵大隊在炮標，工兵大隊則遷人交通兵大隊的駐所三十四標。

曹聚義（曹藝），1926年在浙江杭州一中讀書時經張新錦（浙江省金華市浦江縣人，中共江浙區委政治視察員）、朱楚辛（浙江省浦江縣人，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張紀恩（上海中央工作期間）介紹加入共青團，在宣中華（中共著名烈士）、唐文恭（這兩位是前後兩任中共杭州地委書記）的培養下，進入26軍軍官團特科後轉入中共。

曹聚義從杭赴寧前已得到領導組織的批准，今後可以和上海中央直接取得聯繫（杭州特支自1924年起直屬中共中央領導）。

曹聚義到校後，很快與同是來自第26軍軍官團的交通隊同學甘讓、教授部的呂農三取得聯絡。三人交換了情況，摸清了在軍校範圍內已有30多位經過了“清黨"大浪淘沙洗煉的中共黨員，並且已經開始了有效的互動，正式成立軍校內秘密中共組織到了“水到渠成"的地步。

隨即，曹聚義向上海中央臨時政治局瞿秋白和組織部長李維漢彙報了情況，中央認為在軍校內成立中共隱蔽組織時機成熟。

1928年9月下旬在南京明故宮大操場開了一個秘密的幹部會，由曹傳達了中央的指示，決定在軍校內成立“中國共產黨中央直屬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特別總支部"，並按各兵科駐地分散的特點，分設了三十四標工兵支部和交通、通訊支部。此後，隨著軍校步兵第三、四大隊和軍官研究班的編成，又增設了小營和國府後街（今長江后街）兩個支部。中央指派曹聚義、甘讓、呂農三、簡立、阮大鄖5人為總支委員，曹聚義任總支書記、甘讓任副書記。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經歷了最殘酷的血雨腥風洗禮，從1928年秋開始，這批穿著國民黨軍校服的青年軍官，在南京“黃埔軍校”重新再建了完整的中共秘密組織。

軍校總支最初由中央直接領導，至1929年初，改由中共南京市委就近領導。彼時，南京市委書記為遊無魂，具體負責為軍運負責人王紹平

（叛徒）。

軍校總支成立後，根據軍校的特殊條件，開展了卓有成效的活動。為了安全與隱秘，活動方法為，成員之間不跨建制，其中隊每次活動的時間，是利用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白天。活動內容為以加強學習和發展組織為主，聽取上級組織的報告，傳閱秘密文件，推動讀書會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和進步書刊，編印地下刊物《秋風》，宣揚革命，激勵黃埔軍校中各隊各科進步學生的革命情緒。

軍校總支成立時期，正值中共已經建立了自己的武裝，創建了自己的革命根據地。早期黃埔生大多思想進步，對國共合作的 “蜜月"記憶猶新，對蔣介石的叛變有著最為直接地感性認識。分散在步兵、交通、通訊各兵科的中共秘密黨員，以此發動進步學生，啟蒙他們的思想。

彼時，軍校中共秘密組織的發展，主要有自下而上和由上而下兩種方式。

一，每次上級領導派人來到軍校時，由總支提出進步同學的名單，請求審查批准入黨；

二，每次上級派員來軍校，帶幾名黨員參加軍校總支組織生活，如步兵科三、四大隊和軍官研究班兩個支部的成員，幾乎全是中央或省、市領導交下來的秘密黨員。

發展起來的新黨員已從清一色六期同學擴大到前面的三、四、五各期的黃埔畢業生。

1929年4月底，軍校內秘密黨員已發展到108人。多年以後，曹聚義來到南京雨花臺革命烈士紀念館參觀時，曾指著館前的山坡草坪回憶1929年的春天他們在這裡開活動分子擴大會議時的情景：彼時南京市委書記遊無魂曾興奮地拍著曹的肩膀說：“一百單八將！"贊之謂梁山聚義。

1929年5月，軍校六期各兵種的學生，都完成畢業考試。除交通兵科有部分同學於3月份提前分配離校（蔣介石打內戰，不侷限於“剿共”，急需大批基層軍官），絕大部分仍留在原地待分，同時準備6月1日參加孫中山先生奉安典禮。此時各兵科均已沒有課操，學校對學員管理上較鬆懈，秘密黨員同學之間聯繫碰頭的機會更多。大家互相商討著今後分發到各自新單位後如何加強聯繫，以期為中共事業做出自己的努力。

總支領導層曹聚義和簡立等人則在抓緊時間，準備在離校前再發展一批積極要求入黨的同學。這裡有個趣聞，或者說 秘聞，當時在交通兵大隊第一區隊無線電專業學員吳人鑑（在後來與紅軍作戰中，被俘轉為參加紅軍後，改名王諍，解放後曾任四機部部長。開國中將，是我軍無線電通訊，技術情報的鼻祖之一）就是通訊支部李奈西、丘登明和梁紹之等人積極推薦的發展對象，曹聚義已向上級提請審批通過，尚未來得及正式通知吳人鑑，履行組織發展手續。由於 “討桂"戰爭，吳人鑑匆匆提前兩月畢業分配到國民黨軍交通兵第一團無線電分隊，曹聚義準備讓通訊支部的同學及時通知他。。。他已經被紅軍俘虜，也不用通知了，“半部電臺”的故事現在在軍史上聞名遐邇了。

堡壘往往從內部被攻破，誰也想不到的是，負責具體領導軍校總支的南京市委軍運負責人王紹平（黃埔四期政治隊畢業）叛變了，竟向他的同期同隊同學侯志明（特務，軍校政訓處組織科少校科長）自首告密，出賣了組織。凡是和王紹平直接接過頭，他記得姓名的人，都被他供出來了。

1929年5月下旬的某晚點名時，突然在炮標和三十四標兩處，突然出現大批“憲兵”，同時點名扣人。在炮標炮兵大隊頭一個被點到名的是曹聚義，在三十四標交通兵大隊被點到名的有甘讓、簡立和阮大鄖。曹聚義適逢父親病危，早幾天已回浙江浦江老家奔喪；甘讓已於3月間被分配到江北某地電臺工作，兩人均不在場，沒有被扣。但校方隨即明令通緝曹聚義，浙江省、浦江縣兩級警察局保安隊聯合到蔣畈村曹家追捕、抄家，曹聚義被母親藏於蠶房屋頂倖免被捕

（後曹聚義改名曹義，長期潛伏在晉綏軍、遠征軍的運輸部隊中，抗戰中官至國民黨少將，其單線聯繫人為解放初期犧牲在臺灣的紅色特工侯文理。解放戰爭中，曹藝歸隊，進入二野後勤部。建國後，任交通部運輸局局長、教育司司長、北京公路學院教務長、南京市政協委員等職）。甘讓經同學趙壁協助逃往上海，改名（原名甘棠，注：和著名紅色特工劉鼎之胞妹同姓同名，非一人）隱藏起來。簡立、阮大鄖兩人當晚遭逮捕。

簡被捕後叛黨，阮被捕後則在校刊《黨軍日報》上發表了悔過書。接連被捕的有炮兵大隊的葉修、胡讓梨，工兵大隊的朱奇、朱宇新和交通兵大隊的李奈西、梁紹文、樓廣文、盛志遠、許權，軍官研究班的甘登谷、丁和鈞、羅夢陽，航空班的蔡錫昌，憲警班的鄭光祖，步三大隊的張三川。在教授部任速記員的呂農三曾早些日子的5月10日已被南京警察廳傳訊扣押，經由工兵大隊的朱奇、王校正、祝樹柏等託人保釋出走杭州，不幸又在杭州被捕，解押南京關進陸軍監獄。

此案先後抓捕18人，即當時國民黨政府利之為“十八羅漢"的大案。被捕的黃埔軍校生中，除了少數叛變自首外，大多數學員表現出中共黨人的氣節。許多學員刑滿出獄後仍然積極找組織，在完成組織甄別後，再次加入中共。

倖存下來的秘密黨員在總支遭到破壞，分配離校後，繼續為中共事業而奮鬥，他們大多數進入了國、共兩黨的軍事部隊中，抗戰中，英勇作戰，抗擊日寇。

在國民黨軍中的潛伏下來的黨員學員，成為了“潛伏的冷子”。新中國成立前夕，想方設法策動國民黨軍隊起義或自己率部起義。

“中國共產黨中央直屬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特別總支部"，雖然自1928年秋成立到1929年夏組織被破壞前後僅十個月時間，但它在黨史和黃埔軍校歷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並有其特殊意義。這個“特別總支"是黃埔軍校校史上獨一無二的一個全部由黃埔同學組成和發展起來的中共隱蔽組織，其完整，人數之多，軍兵種分佈之廣也是黃埔軍校歷史上罕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