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人與鄰居》
版本:中信出版集團
2019年9月
流落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都會到“哭牆”前哭訴流亡之苦，它曾被視為歐亞分界線。圖/視覺中國
巴以衝突是國際上最難解的地區衝突之一，近年來以色列急劇右傾化，加大了對阿拉伯人的控制。2018年6月，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公佈新法案，規定本國為“猶太民族國家”，並取消阿拉伯語的官方地位。2019年3月，以色列吞併原屬於敘利亞的戈蘭高地。
英國記者伊恩·布萊克撰寫的《敵人與鄰居: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1917-2017》，梳理了巴以問題的來龍去脈，以宏觀視角鳥瞰巴勒斯坦地區百年來的地緣政治。
布萊克曾擔任《衛報》駐中東通訊記者36年，親身見證了巴勒斯坦國宣告成立、海灣戰爭、《奧斯陸協議》簽訂等重大歷史事件。同時，他還有深厚的學術背景，擁有劍橋大學歷史與社會政治科學碩士、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政治學博士學位。
本書的視野極為遼闊，從19世紀末首批猶太復國主義者來到巴勒斯坦，一直講到奧巴馬總統任期結束。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纏鬥了一個多世紀，打打停停，在宏大的國際舞臺上，奧斯曼帝國、英法殖民者、美蘇超級大國輪番登場，插手干預巴以衝突。布萊克清晰地梳理了歷次戰爭以及和談大會，揭示了兩個民族既是鄰居又是敵人的複雜關係。
猶太民族的“命定擴張論”
早在建國初期，以色列的右翼勢力處於政壇邊緣。開國總理本古裡安，持世俗開明態度，信奉社會民主主義，以最大程度的善意跟巴勒斯坦和解，在民族政策上較為寬鬆。繼任的艾希科爾、梅厄、拉賓延續本古裡安路線，工黨集團執政長達三十年（1948-1977年）。
以色列這個國家本身就是左翼群體建立的，他們蔑視宗教權威，不遵守清規戒律。正統的猶太教士堅信：人們應當等待救世主降臨，政治行動反而會干擾神的安排。20世紀初，許多宗教領袖反對建國，維也納的猶太神職人員公開跟猶太復國主義者劃清界限。
猶太民族的復興，並不是猶太教的復興。離開歐洲老家，前往巴勒斯坦的猶太人群體裡，社會主義者佔有很大比例。本古裡安崇拜列寧，在日記中讚頌蘇聯的建設成就。1920年代他領導“巴勒斯坦猶太工人總會”（Histadrut），為成員提供醫療、文化娛樂等服務。巴勒斯坦猶太人比英法的工人兄弟提前半個世紀，享受到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
鄉村地區，基布茲(Kibbutz,希伯來語集體公社)遍地生長，農莊實行財產公有制，食宿包分配，資源共享，農民把荒涼的田野變成了流著“奶與蜜”的應許之地。基布茲模式甚至引來敵人的興趣，埃及總統納賽爾早年研究以色列的土地制度，對“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社會大為讚賞，同時他還抨擊了埃及落後的佃租制度。
留在歐洲的正統猶太教徒，沒有興趣遠赴巴勒斯坦開荒，他們根據傳統吃齋唸經，不從事體力勞動。二戰改變了一切，歐洲猶太人經歷了納粹大屠殺，意識到武力的必要性。
倖存下來的宗教人士變成了鷹派，他們在神學院裡向年輕人灌輸尚武精神。新一代的猶太教徒英勇無畏，移居到以色列後，直奔危險的邊疆。第一次中東戰爭後，65萬巴勒斯坦人逃離家園，空出的土地被猶太教正統派侵佔，這些移民又稱為“信仰者集團”。
邊疆移民平日操練演武，戰時轉化為優秀的軍人。開荒者的熱忱酷似北美“命定擴張論(Manifest Destiny)”，19世紀美國人自認為負有散播新教和先進技術的使命，向西部擴張，開化野蠻民族。以色列“要為歐洲築起一道防禦亞洲的牆，我們將成為保護文明不受野蠻人攻擊的前衛戰士。”（出自復國運動創始人赫茨爾的著作）
右翼上臺後的外交大逆轉
“信仰者集團”的開拓行為，讓鴿派的工黨當局進退兩難。歷次中東戰爭，猶太移民滲透進入巴勒斯坦的範圍，超出聯合國劃定的國界線。工黨政府一方面遵守國際法，對佔領地區不宣示享有主權，另一方面不想傷害同胞感情，不敢制止開拓侵佔。
本古裡安自始至終奉行溫和妥協政策，在國家獨立之前，阿拉伯部落酋長偷襲劫掠猶太定居點，本古裡安為了爭取英國統治者的同情，要求部下剋制，僅僅自衛，嚴禁主動向阿拉伯人反擊。在國家獨立之後，他仍然保持克制態度，多次表示佔領巴勒斯坦的國土是出於短期戰略需要，等到未來兩國和平，肯定會拱手歸還土地。
而以梅納赫姆·貝京為首的右翼鷹派，宣稱整個巴勒斯坦地區自古是猶太國的神聖領土，試圖恢復掃羅和大衛王時代的疆域，《聖經·舊約》的法律效力高於國際條約。為實現民族獨立，貝京不介意採取不光彩的手段。他組織武裝人員炸燬警署、打劫銀行、突襲村莊，對平民絲毫不手軟。右翼分子暗殺了諸多高層人士，英國殖民部官員、聯合國調解專員，在巴以衝突中偏向阿拉伯一方，都可能成為貝京的刺殺對象。
國家建立後，貝京認為不可掉以輕心，必須跟巴勒斯坦人戰鬥到底，枉顧國際社會的和平斡旋。官方（以色列工黨）、敵人（阿拉伯國家）以及旁觀者（歐美主流媒體）一致譴責貝京是法西斯分子。
右翼民族主義者雖然冷酷，卻不愚蠢。他們深知大國有自己的國家利益，不會為了以色列這樣的小國而捆住手腳，在關鍵時刻肯定會首先考慮自保。後續的發展驗證了他們的猜測，在以色列研發核武器的過程中，肯尼迪總統堅持核不擴散立場，阻撓以色列的行動。在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中，歐美督促以色列停戰，來討好阿拉伯國家，換取石油正常供應。
由於特殊國情，防務問題是以色列國家事務的重中之重，左右兩派的爭執焦點在軍事外交上，經濟、倫理議題反倒在其次。外交環境惡化下，以色列選民拋棄工黨，貝京勝選上臺，成為建國以來的第一個右派總理。1981年薩達姆秘密研究核技術，貝京果斷抉擇，派空軍襲擊炸燬伊拉克的核設施。懾於以色列的兵威，其他阿拉伯國家連氣都不敢喘。貝京很快領會到：你要是對敵人軟弱妥協，他們就會以為以色列好欺負，得寸進尺；你要是對敵人強硬，他們反倒退讓三分。
接下來，內政上長期處於灰色地帶的“信仰者集團”獲得官方認可。右翼政權宣佈拓殖巴勒斯坦地區合法，並且給予資金援助，鼓勵移民定居。到1989年底，猶太移民已佔據了約旦河西岸31.3萬公頃的土地。內塔尼亞胡執政期間，繼續鼓勵定居運動，“信仰者集團”開闢新土地，加強猶太人的主體民族優勢。
民族熔爐以色列
儘管右翼民族主義蒸蒸日上，然而，以色列畢竟是一個世俗民主國家，少數族裔享有正常的公民權利。德魯茲人、貝都因人、切爾克斯人積極參軍，尤其是德魯茲人在經商、參政等方面表現出色。工黨政府秉持世俗自由主義理念，只要承認以色列的政權合法性，認同自由民主，那麼就可以是以色列人。在建國之時，16萬阿拉伯人留下，成為以色列公民。
整個阿拉伯世界，就個體而言，最富裕的人是沙特、迪拜的石油大亨，但是作為一個社群，最富裕、最自由的穆斯林群體是以色列國籍的阿拉伯人。在沙特這樣的國家，男尊女卑，等級森嚴。而以籍阿拉伯人擁有選舉權等各項政治權利，以色列進行第一次大選，有33.4萬阿拉伯人投票，最後選出3位阿拉伯議員。
阿拉伯孩子能在學校學習本民族文化和穆斯林歷史。從受教育程度、人均壽命、養老積蓄等指標看，他們遠遠優於其他中東國家同胞。以籍阿拉伯佔總人口比例,已從獨立時的13％增長至20.1%。
阿拉伯語是以色列的官方語言，直到去年被內塔尼亞胡政府取消。左右兩派的選舉基本盤不同，本古裡安、梅厄夫人的支持者是西歐猶太人，最早來到巴勒斯坦開荒，跟阿拉伯人當鄰居，既有衝突也有融合，雙方免不了貿易交換，生活互相幫扶。貝京和內塔尼亞胡的支持者是亞非猶太人，原本世世代代居住在伊斯蘭世界，跟當地人同化，第一次中東戰爭爆發後，這些人遭東道國的驅趕迫害。82萬亞非猶太難民投奔到以色列，一方面他們對以籍阿拉伯人有仇恨情緒，另一方面他們受到西歐猶太人的管教。工黨當局強迫亞非猶太人移風易俗，放棄原來的語言，改說希伯來語。寄人籬下的屈辱感，促使猶太難民鋌而走險。1959年他們發動暴亂，放火燒燬商店和汽車，四處搶劫，本古裡安不得不妥協退讓。
貝京能夠上臺執政，也是依靠亞非猶太人的力量。右翼黨派獲得選舉勝利後，記者在街頭採訪民眾，一個年輕人表示：我自己的父親在摩洛哥經營一家香料店，是個體面的生意人。但是他現在到以色列，人生地不熟，只能在建築工地搬磚。西歐猶太人並沒有拿我們當同胞，只有貝京真正關心我們。
猶太人之間的內部差異，並不比阿以兩族之間的差異來得小，黑皮膚的埃塞俄比亞猶太人跟來自東歐的猶太中產階級截然有別。由此可見，以色列是個民族大熔爐，國情相當複雜。作者以政治學者的立場，大開大合勾勒大國博弈的決策過程，他犀利地指出美蘇如何扶植和壓榨盟友，把巴以衝突當作外交籌碼，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對高層政治鬥爭不吝筆墨，對底層民眾的介紹則相對欠缺。
他採取了臉譜化的敘述，將巴以衝突塑造為簡單的強者欺負弱者，蠻橫的以色列軍國主義欺負弱小無助的阿拉伯人。當然，這不是布萊克獨有的問題，西方主流媒體對待以色列，普遍採取臉譜化敘述。我們想宏觀全面理解中東局勢，還需要更多的信息渠道。
□柳展雄
閱讀更多 新京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