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起，周濤終於可以和家人一起過除夕，也能坐在電視機前看春晚了。她會看到節目結束，字幕放完，一邊看一邊回憶，下個節目演員該從幾號門上場，上個節目演員從哪個門撤走，下面切換了，小品該上道具了……“好像我還在那裡，就像夢境一樣”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2019年第28期
文 | 口述 | 周濤
整理 | 南方人物週刊記者 張明萌 實習記者 鄒露
編輯 | 楊靜茹 [email protected]
周濤 圖/南方人物週刊記者 梁辰
前央視主持人周濤的故事，有兩種講法。
周濤的電視人生涯看起來很順利：高中畢業考入北京廣播學院（現中國傳媒大學）播音系，畢業順利留在北京，順利進了北京電視臺，順利去了中央電視臺，順利被借調到北京奧林匹克委員會工作，回央視後擔任央視文藝中心副主任，2016年離開央視，順利成為一系列大型節目的總導演至今。
另一種講述中，周濤有些磕絆。參加廣播學院藝考前，她幾乎沒有基礎，複試險些因各種事故而錯過。畢業留北京，去一家單位擔任配音工作，熬了兩年半才得到進入北京電視臺的機會。加入央視後，她主持《綜藝大觀》，在前任主持倪萍的盛名之下摸索兩年半，終於爭取到話語權。去奧組委工作的選擇，被外界視為“放棄央視當家花旦”的舉動。等再歸來，新一批女主持人風頭正勁。她的黃金主持生涯看起來燦爛卻短暫，儘管她主持了17次春晚，至今仍為所有央視女主持人之最。比起至今仍活躍在熒屏上的倪萍和晚幾年進入央視的董卿，她似乎更熱衷於幕後。
紀律成為勾連兩種講述的繩子。“在任何一個單位都有紀律，我們所在的CCTV有CCTV的紀律，這是我們心裡的準繩。”這是周濤主持生涯中最重要的事。
她曾在2008年奧運會開幕式彩排上試圖挑戰紀律。由於參與奧組委的工作多年，她比其他主持人更瞭解奧運會開幕式的籌備情況。擔任解說時，講到活字印刷的部分，她脫稿講了參與表演的武警戰士數量和準備時間，解釋創意來源。耳麥裡傳來臺長的聲音：周濤，按稿子說。她知道，這是紀律。開幕式當天，她全程按稿解說。“紀律是不講條件的事，要無條件遵守。”
她的面目因此變得規矩，規矩與她本來的性格交疊，映照在生活中：人前，她眉眼柔和、情緒穩定，說話字正腔圓、娓娓道來，一臉風調雨順。她儀態端莊，語調無需鋪排也能抑揚張弛。她表達清晰，語句通順，絕少錯漏，一如在任何一臺大型晚會中所呈現的模樣。
認同紀律後，她學會在規定框架內將訴求合理表達與突破。加入《綜藝大觀》之後的前兩年，她一度只能按照給倪萍寫臺本的老師給的同樣風格的臺本照念，觀眾看到的是“像倪萍的周濤”而非周濤本人。1997年8月，周濤接到《綜藝大觀》導演陳雨露的電話，邀請她參與一期關於體驗蹦極的節目錄制，她答應了。在這次節目中，觀眾驚喜地發現了《綜藝大觀》的新色彩，有別於倪萍的知心大姐形象，比她小九歲的周濤給節目帶來了青春與活力。那期節目後，周濤開始了個人主持風格的嘗試，也獲得了與臺本老師溝通的話語權。
進入央視20年後，周濤再次尋求事業的邊界。她離開央視，進入北京演藝集團擔任首席演出官。2017年至今，她擔任總導演，舉辦過三屆“奧林匹克公園音樂季”。她認為自己沒有轉行，“一直在文藝領域往前走。”9月5日，2019年的音樂季首演結束，周濤身著紅色休閒襯衫、戴一頂鴨舌帽與指揮、演奏和歌唱家們合影，笑容鬆弛，神情篤定。
2017年起，周濤終於可以和家人一起過除夕，也能坐在電視機前看春晚了。她會看到節目結束，字幕放完，一邊看一邊回憶，下個節目演員該從幾號門上場，上個節目演員從哪個門撤走，下面切換了，小品該上道具了……“好像我還在那裡，就像夢境一樣。我在那個氛圍裡過了17個春節，現在從另一個空間來看，還是會切換到工作狀態，有親切感。”
身處其中戰戰兢兢，看起來卻雲淡風輕，決定前幾番焦慮，回頭望一路順利，這大概是周濤的人生寫照。
2011年2月16日，北京，央視元宵晚會，周濤與真假李詠
全北京臺只有行政處我沒合作過
高中班主任覺得我應該學藝術，跟我爸爸談到第三次他才當回事兒，我也才開始反觀自己，我有什麼？喜歡什麼？我是能夠唱歌？能夠跳舞？還是能怎麼樣？我跟著合肥的老師學戲劇表演，當時交通沒那麼好，我住在淮南，到合肥坐火車還要中轉一次。我週日一大早5點多坐火車，中午12點能到合肥，在老師家學到晚上6點左右，8點離開，回到家已經過了零點。大概有半年時間，可都是片段式的學習，只學了朗誦這一塊。
考廣播學院的時候，只考語言表達，不需要考形體、戲劇表演。這些片段式學習的東西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我成了（那年）安徽唯一一名被北京廣播學院錄取的學生。
如果說小時候有夢想，那我從初中開始的夢想就是大學考到北京去。六歲我去過一次北京，去故宮，趴在銅獅子背上照相，順著故宮前面臺階上雕的龍往下滑。上小學讀《我愛北京天安門》，書上有一枚郵票，紅色的天，天安門是金色的光芒。我覺得我看到的天安門就是這樣的，毛主席住在這兒。這是一個孩子對一個城市的嚮往，很深地紮在心裡面。
直到大學報到我才再一次到北京，坐大1路公共汽車，從東往西，經過長安街。看到天安門的瞬間眼淚流下來，兒時的記憶重現，心中的夢想實現了。我說，我來了。
我是一個挺乖的小孩，從小很聽話，父母的要求、老師的要求，按部就班學。到了廣播學院也是，老師怎麼教，我就怎麼學。至於未來我要做一個什麼樣的人，要當主持人？要當新聞聯播播音員？我沒有這種概念，一直處於混沌的狀態。學了這個專業四年，我也沒覺得有多麼愛。
大學畢業，我要留在北京，讓我幹什麼都行。於是我沒有分配在本行業裡，去了一個單位做資料片配音，工作量不飽和，每天坐辦公室很輕鬆。我在那兒工作了兩年半時間，這是我清醒反思的一個階段，我發現我很愛這個專業，會因為我現在的工作覺得可惜和難過。我學了四年，我希望能夠在工作中用到這四年學習的東西，我要走，我要到一個能夠發揮我專業特長的地方去工作，我看清了自己。
所以，得到北京電視臺工作的機會後，我以極高的熱情投入到了新工作中。有那一段失去，又有那一段失而復得，我工作起來非常玩命。印象比較深的是，有次去涿州採訪林青霞，本來約好晚上8點鐘見，我第二天新聞早班，早上7點半要到臺裡。但因為她定妝耽擱了時間，等採訪完已經快兩點了，我回到家已經三四點了，還能收拾收拾馬上去上早班。類似這樣的情況好多次，我一個月31天最多上了35個班（我們的班叫早班中班晚班，一天三個班），同時做三個欄目，偶爾還去客串別的節目。
我特別快樂，也迅速得到鍛鍊與成長。北京電視臺非常培養我，那時候主持人相對少，我又很勤奮，來者不拒，做過體育節目、戲曲節目、老年節目、少兒節目……只有一個部門沒有合作過，就是行政處，他們不做節目。
1995年，《綜藝大觀》邀請我去主持，我沒想到我能去，那是央視王牌節目，倪萍的主持風格也深入人心。和我一起去的還有兩個女孩，做到第三期，只剩我一個人了。之後就有男主持人了，換了王剛，換了牛群，我當時想，我是不是有點戲了？
央視要調我過去的時候，我很猶豫。我在北京臺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也得到了去美國學習一年的機會。臺長許諾我回來可以當導演、當製片人，對於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來說，這幾個條件足夠把人砸暈。後來仔細想了想，央視有更廣大的觀眾平臺，我花同樣的時間和精力，一邊可能有觀眾1000萬人，另一邊就可能有幾億人甚至幾十億人。這樣對自己的要求就會不一樣，對自己是個新的挑戰。而且北京臺那時候沒有上星，我之前都是用錄像機把北京臺的節目錄下來寄回家，我去央視了，家人就可以看到我的節目。我決定去。
2016年2月7日，央視猴年春晚，周濤在後臺準備
從《綜藝大觀》 到《真情無限》
進入央視之後，沒有退路了，真正的壓力在這個時候產生。《綜藝大觀》是全國人民最矚目的一個節目，每次都是現場直播，對主持人要求極高。倪萍跟著《綜藝大觀》成長多年，與節目互相成就，把彼此都推到了一個輝煌的頂點。我作為一個新人，沒法跟倪萍姐的主持水準相比。一個完全成熟的節目，來了一個新主持人，但沒有創造任何適應我、屬於我發展的助力。昨天在給倪萍撰稿的人，今天在給周濤撰稿，他可能也不是那麼瞭解我，我也不知道怎麼去表達自己。我和倪萍拿的同一份稿子，所有稿子都是領導審過的，我們沒有改稿子的權力，不能“自說自話”，不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語言風格來整理稿件，導演讓你這樣說，你說得好是你的本事，但你不能改。
我1995年9月進去，1996年一整年都不太找得到方向，對自己能力有一種質疑，我行不行？我可不可以？我的問題是什麼問題？《綜藝大觀》是一個成熟的節目，倪萍盛名之下，我一個新主持人怎麼才能找到突破？倪萍是知心大姐那種，很和善，親和力強，我和她差九歲，比較學生氣，我們是兩種不同的類型，我希望在節目裡能有我的烙印，而非附屬別人的狀態。我需要怎麼突破呢？從哪裡突破呢？我找不到。
那時候節目根本沒有考慮改版，怎麼會考慮主持人怎麼呈現呢？我們兩個人輪流主持，她一期我一期，她播的時候我每次都去看，認真想，這一段現場如果是我，我會怎麼處理？她這麼說，我怎麼說？我這麼說觀眾會不會也接受？這是一個慢慢地修煉內功的過程，讓自己能夠變得更勝任一些。
那時候已經很看重收視率了，但並沒有因為倪萍主持高，周濤主持就低。我想這就是為什麼那一年我認為自己不太好，但領導和導演依然對我有信心。
我第一個突破在1997年，參加了一次蹦極的節目。很多觀眾朋友都是通過那期節目認識到我，覺得這個女孩很勇敢，很有個性，那是我追求的一個突破點。那時候沒什麼真人秀節目，體驗性的節目沒有，對央視來說是第一次——主持人去體驗某一個項目，觀眾印象非常深，收視率奇高。那期節目播完之後，我到臺裡，幾乎所有迎面而來的人，認識的不認識的，都說我昨天看了你的節目，你怎麼怎麼。一週後，觀眾來信也多了，說你好勇敢，看了好感動。再到後來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人都提到那期節目。
從那之後，我和節目融合度越來越高了。可能我的能力得到了體現，節目組也熟了一些，可以跟撰稿去商量一些東西，比如這段串詞我想說點什麼，我敢跟他們表達，他們也願意傾聽。我終於從原來不知道怎麼說、拿到稿子誠惶誠恐覺得好好好對對對、懷著無限崇拜的心情把節目做了的狀態中出來了。後來就越來越順利。
在做節目時，《綜藝大觀》關注度非常高，觀眾來信很多，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求助信，讓我幫著找工作、幫著上學、幫著找醫生……除了找對象的，別的都有。看了之後心裡不太美好，也會給他們寄錢或者提供幫助，後來多了之後，我開始想央視平臺這麼好，能不能專門做一個公益相關的節目呢？做《真情無限》的想法大概在這時候開始。
2000年前後，公益意識在國民心中開始萌芽，NGO特別多，公益是一個社會大勢。我在《綜藝大觀》做了五年了，從101期到200期，我覺得是一個圓滿。我30剛出頭，越來越希望能夠在一個節目當中起到更主導的作用，主持人話語權不夠，表達也不夠。主持人的表達是在導演的框架下表達，《綜藝大觀》中我的表達不充分。
我想做一個自己喜歡的、能夠有話語權的東西。《真情無限》是一個公益環保的節目，我創意、我策劃，又兼主持人，具體的編導我不掛名，但實際上我就是總導演。每期節目的選題、每一個內容都是我定的。我是節目的絕對核心人物。
剛開始，領導對我沒什麼信心，給我的時間是中午12點和晚上12點播出。但收視率不錯，那時候觀眾投票評選綜藝頻道優秀欄目，我們是十佳欄目前五名。播了大半年，調到了週三晚上9點播出，後來調到了週六晚上9點。我在30出頭的年齡，交出了這樣一個答卷，愣是把中午12點晚上12點的節目做到了週六的黃金時段，我想這是對我的認可，我的成績還算OK。
2018年，湖北武漢，周濤和演員孫強出演話劇《情書》
觀眾朋友們，再見
去奧組委是一個插曲，那時候奧組委一些朋友希望我能夠去那邊工作。當時大家都對2008年奧運會有一份嚮往，作為一個媒體人，2008年之前，奧運會是最受關注的新聞事件，發生大事的時候，我參與、我在，這種參與感是每個新聞從業人員的原發動力。
我這時候已經做幕後了，節目的收視、呈現出的東西和社會效益比主持帶給我的成就更大。我看得更加清楚了，今後往哪條路走。當我離開的時候，放掉我現在擁有的，我心痛嗎？大學畢業的時候沒進入這個行業，我很心痛。這個時候我要去奧組委，可能會放掉大家嘴裡的央視當家花旦，我沒那麼痛，不當可以。我答應了，轉入北京奧組委奧運新聞中心擔任新聞官。
開幕式解說其實不是我的工作預期，當時我負責開閉幕式全球的電視轉播。我是劇組、創意組、導演張藝謀和轉播方的一個溝通人。媒體見面的時候，我負責招呼大家跟彩排、看現場，我會做一些講解，央視覺得沒有人比我對開幕式更瞭解，希望我來主持。
但其實我積累的東西也沒有太用得上。我和孫正平主持，有嚴格的臺本，又回到了《綜藝大觀》開始的時候。我本來以為是相對解說的方式，還找張藝謀抽了兩個半天和我聊，從頭到尾梳理了一遍開幕式的內容，但都沒有用上。
8月8日前有一次彩排，我和孫正平按照開幕式說一下，除了運動員進場環節，其他部分都有。在活字印刷那段，我脫稿跟孫正平說，這個看著可能像電腦程序一樣的東西，是多少名武警戰士花了多長時間做了一個創意。馬上耳麥裡臺長就跟我說，周濤，按稿子說。我知道，好，這是要遵循的播出紀律。
在奧運會之後，我回到電視臺，工作重心也發生了轉移，被任命為央視文藝中心副主任，一直到2016年，八年半時間，工作相對固定，每年有分管的內容，包括“心連心五一晚會”“十一晚會”“青年歌手大獎賽”“相聲大賽”，差不多就這些。每年題目不一樣，但類型相對固定。久了之後，我想要跳出這樣的框架，還想幹點別的。
2016年，我正式離開了央視，加入北京演藝集團，我的想法沒有變過，還是希望能夠做獨立的、自己能夠確立藝術樣式和風格的節目。比如去年我做了第五屆世界佛教論壇開幕式和文藝演出的總導演，今年文聯的“百花迎春”文聯春晚總導演，這都是原來在央視我做不到的。在央視只能做央視的節目，這是紀律。
2017年，我開始做奧林匹克公園音樂季總導演，到今年已經是第三年。我喜歡“三”這個數字。老子說：“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到了三這個年頭，我們已經摒棄了二元對立的、簡單的、直線的思維模式，對事情的認識更加全面準確，內心也更加篤定，要不斷地進行大膽的嘗試，始終追求積極健康的藝術風格、傳播最具欣賞價值的藝術作品，給觀眾提供多重互動的機會空間。
很多觀眾留言說，以前不知道嚴肅音樂其實很好聽，這是對我節目品質的認可。其實無論中西的古典樂，都不像大家想象的有那樣高的欣賞門檻。我希望今年能夠把音樂季做到一個新的臺階，讓高雅音樂更貼近生活，成為美育教育的一部分。
我一直按著文化藝術方向（前行），不會走偏的，我喜歡，我適合，我擅長。
2018年7月22日，山西大同，第四屆成龍國際動作電影周閉幕現場，周濤與吳大維一同主持
除了做節目、到奧組委、當副主任，我一直沒間斷過的就是擔任大型演出的主持人。進入臺裡第一年我就參與了春晚主持。只是我在西安分會場，演一會兒、停一會兒。第二年我就回到了主會場，但一直有前輩在那裡，倪萍姐和趙忠祥老師，我們年輕的站旁邊，快到零點，不說話了，兩個老同志說，我們跟著喊54321就行了。
一直到1998年，長江大水，有一次賑災義演，倪萍姐懷孕了，趙老師腿摔壞了，我和朱軍第一次在重大晚會中作為擔綱的主持人。那天直播，如果洪水超過水位線要分洪，分洪荊州就沒了，可是如果不分，武漢就沒了。如果分，就會在直播過程中分。我和朱軍在直播前半個小時，被臺長拉到一邊交代情況，做了好多套預案。不過幸好，水位沒有超過警戒線，大家都頂住了壓力。
在這次之後，倪萍姐和趙老師就慢慢往後退，我們就一點一點上。這是階梯型的，沒有一步登天那麼美，也沒有一步踏向深淵那麼痛苦，我們很好地完成了老一輩主持人到我們這輩主持人的傳承與過渡。
我一共主持了17年春晚，入臺後連續主持了16年，2012年到2015年沒有主持，2016年主持完後離開央視。
《綜藝大觀》是主持人的試金石，每兩週一次直播，形態和春晚很像，相聲、小品、音樂，號稱“小春晚”，是春晚的放大版。《綜藝大觀》50分鐘，春晚四個多小時，相當於五個綜藝大觀。《綜藝大觀》的主持人是春晚的首選主持。
剛主持春晚的時候，不像現在，我始終沒有把春晚看得那麼重。那個時候受關注的節目太多，每一臺大型綜藝節目都有很多人看。《綜藝大觀》收視率最好到45%，我離開的時候12%。現在收視份額到1%已經很不錯了。春晚只是眾多受關注的節目之一，不是一枝獨秀。跟現在不太一樣。
我主持了這麼多年春晚，感覺也從來沒有什麼不一樣。只有一個，以前每次春晚最後一句我都會說“今年的中央電視臺春節晚會到這裡就結束了，謝謝大家收看。觀眾朋友們，明年再見！”2016年我已經決定要走了，我在春晚舞臺上最後一句話是：“觀眾朋友們，再見。”沒有明年。
觀眾朋友們，再見。
來源：授權轉載自公眾號-南方人物週刊 ID：Peopleweekly 文、口述：周濤 整理：南方人物週刊記者 張明萌 實習記者 鄒露 編輯：楊靜茹 [email protected]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2019年第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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