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評論》“創作談”

寫劇本：和自己死磕的日子——訪編劇趙冬苓

《中國文藝評論》2019年第10期

採訪人：李九紅

李九紅：趙冬苓老師您好，非常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接受訪談。我們都知道，您是一位非常擅長主旋律作品和擅長人物塑造的編劇，像《紅高粱》《青島往事》《因法之名》等電視劇收視率和口碑都非常好，您的作品七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您個人也獲得了華表獎優秀編劇、金雞獎最佳編劇、百合獎最佳編劇、飛天獎最佳編劇等多個獎項。三十多年來您筆耕不輟，創作了多部佳作，在中國影視藝術的長廊中留下了一幅幅動人心絃的美麗瞬間。今天想就您這些年的創作經歷來談談您的創作感受。

趙冬苓：之所以能有這些成就離不開觀眾的支持和喜愛，我很樂意和大家分享這些年來我創作得來的一點體會。

△電視劇《紅高粱》劇照

四分錢的郵票：敲開職業編劇的大門

李九紅：請問您是怎麼走上編劇這條路的？您做編劇有什麼秘訣嗎？

趙冬苓：哪有什麼秘訣。我從小就喜歡寫作，但時代的無奈阻斷了我們這代人當年的求學路。1966年我讀初一，忽然沒學上了，唯一的出路是加入“上山下鄉”的“大軍”。還算幸運，插隊落戶的時間並不長，三年後的春天，我就回城了，進入濟南的一家經濟單位做行政工作。在當時的人們看來，這份工作體面又安逸，但我自己想起來，記憶裡好像都是灰色的，每天都在做重複的事情。工作之餘，我就寫小說，但有時也苦於找不到創作方向，那是一個孤獨且充滿自我懷疑的過程，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這塊料。因為喜歡寫作，我也不知哪來的勇氣，就給當時的山東省廣電廳金廳長寫了一封自薦信。半個月後，這封花四分錢寄出的信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廳裡派人告訴我可以借調過去了。今天想起來都覺得像“天方夜譚”，我當時一沒名氣，二不認識領導，僅憑一封自薦信就調了進來，實在是太幸運了。就這樣，我調入了剛成立不久的山東影視製作中心，就是今天的山東影視集團，算是真正進入了這一行。

李九紅：您一入行就是高起點，1992年，您寫的第一部電視劇《大地緣》就榮獲了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

趙冬苓：其實，這部電視劇的“出籠”頗為坎坷。這是一個寫農業科學家改造鹽鹼地的故事，電視劇在當時基本沒市場，劇本寫出來也不知道找誰投資，為了資金我們花了很大力氣，中間一度快絕望了。好在憑著信念堅持了下來，這部劇對我來說特別關鍵，假如當時放棄了，可能編劇夢也就破碎了。

李九紅：縱觀您的編劇作品，“主旋律”是您早期創作生涯的一個關鍵詞，這一類作品對編劇的考驗在哪裡？

趙冬苓：在影視行業內，大家都知道，如何把握主旋律敘事，尤其是藝術地書寫當代共產黨人的先進形象，特別是黨的高級領導幹部的藝術形象，一直是創作的難題。角度、切入點、敘事方式、人物的真實度和可信度都是挑戰。《孔繁森》算是第一個這樣的挑戰。之所以寫《孔繁森》，我是被他的故事感動了，記得當時去西藏採訪時正巧趕上了他的追悼會，兩個在他身邊工作過的藏族青年哭得拖都拖不起來，我想，這個人身上肯定有些不尋常的東西。所以，我去了西藏、聊城和莘縣採訪，在創作過程中，我找到了孔繁森在事業和親情之間的兩難抉擇，這種抉擇帶來的痛苦複雜的內心世界是矛盾的衝突點，捕捉到孔繁森身上家國不能兼顧的痛苦，寫出來才能讓觀眾和聽眾相信。之後我又接到寫任長霞的任務，不能簡單地把任長霞的英雄事蹟重述一遍，這是不符合藝術規律的。我想要寫出好的故事，任長霞做過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塑造人物形象。從這個想法出發，我從三個方面寫任長霞：一個爭強好勝性情執拗的人、一個如牛負重的局長、一個深於情專於情的女子，用兩個案件貫穿起來寫她生命中的最後36小時。

李九紅：聽說電影《鄭培民》的製片方找到您時，已經換了幾撥編劇，但都沒創作成功，這時候壓力大不大？

趙冬苓：記得當製片方來找的時候，《鄭培民》的宣傳已經接近一年，人們心目中鄭培民的形象已經相對固定，接連換編劇都沒能寫成，創作的難度可想而知。曾經有位記者對我說：鄭培民滿足了她自幼對共產黨人的一切想象。這一切，放在一個人身上，已經接近於完美，但在藝術上，卻形成了空前的困難：沒有衝突，沒有矛盾，人物形象如何塑造？我們都有同感，有些生活中真實發生過的好人好事放到藝術中卻變得虛假而不可信。所以如何讓觀眾信服是個難題。在北京和湖南，我採訪了鄭培民的同事、下屬、妻子、親人，最終決定選擇鄭培民和一條路的關係構架劇本。這條路地圖上沒有，卻是老百姓心中的“培民公路”。有了這條結構主線，他一次次為這條路奔波才有感染力。正如不是一切先進人物都適合搬上銀幕一樣，任何先進人物也都有成功搬上銀幕的可能，關鍵是看你能不能找得到他的魂。除了英模外，凡人故事、民間形象也是我在展現主旋律題材時刻畫的重點，我更喜歡書寫小人物的故事。

△電影《鄭培民》海報

李九紅：您深入寧夏實地採訪而創作的電影《上學路上》是這方面的早期代表作，也獲得了很大的成功。

趙冬苓：這部電影原型是當年的新聞人物馬燕，她出過一本暢銷書《馬燕日記》。2003年夏，我到了漫天黃土的寧夏西海固體驗生活，那裡被聯合國認定為不適合人類生存的地方。五個人，一輛車，白天同顛簸，晚上睡通鋪，早上只能用一瓶礦泉水洗漱。在大家眼裡的苦，對一個編劇來說心裡充滿的卻是難得的幸福之感。我們盤腿坐在炕頭上，炕邊上孩子們那一雙雙烏黑的眼睛很清澈，孩子們的父母在旁邊訴說生活的艱辛，創作的靈感就這樣撞到你面前，那是我們不深入生活根本捕捉不到的情感和故事。生活的一顆顆珍珠，就是這樣等待著你用兩隻手從黃土中刨出來。在當地，一個小學生一個學期的學雜費只需要20塊錢。在我國許多貧困地區，20塊錢就能改變一個孩子的命運，也可能導致一個孩子特別是一個女孩子輟學。這種鮮明的對比和巨大的反差，給了我強烈的震撼，也給了我創作電影劇本《上學路上》最強烈的動力：我一定要把這種社會現實告訴大家。於是就有了王燕從十個雞蛋開始，充滿想象力的掙學雜費的故事。

△電影《上學路上》海報

李九紅：電視劇《沂蒙》也是在這樣的心路歷程下應運而生的吧？

趙冬苓：在寫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影視作品中，為領袖立傳的作品屢見不鮮，而專門為普通百姓立傳的作品卻沒有幾部，更何況，我們免去了對號入座的煩惱，給自己一個縱橫馳騁的天地。所以，就有了現在的《沂蒙》。在這部劇裡，那些原本連名字都沒有的普通人成了故事的主角，而羅榮桓、陳毅都成了群眾。我到現在一直把《沂蒙》作為自己的代表作，我覺得這是自己迄今為止最好的作品。也是我從事電視劇創作以來，第一次當播出時我忠實地每天守在電視機前看自己的作品。一直到現在，我還對劇本里的每個人物念念不忘。我有一種強烈的感覺，相信那些人都活過，並至今仍活在那片土地上，我甚至能感覺到他們的呼吸，這對創作者來說是種非常幸福的感覺。有些作品你寫完，可能會覺得“這個故事不錯”，只有《沂蒙》讓我覺得把每一個人都寫出來了，寫活了。其實，寫主旋律作品要求一點都不低，臺詞要能感動自己，也要能感動他人。不浮誇、不虛張聲勢、不假大空，是對觀眾和市場的尊重。

一塊石頭：必須搬著它一起走

李九紅：紀錄片《未被審判》和《濰縣集中營》是您作品中比較獨樹一幟的代表，雖然是您創作中的意外發現，卻也成為您編劇之路上的重要一筆，甚至是里程碑式的作品。

趙冬苓：2001年7月12日，我看到一則新聞，山東農民劉連仁在日本東京地方法院狀告日本政府案一審勝訴了。當年，我們曾把劉連仁的故事拍成了長篇電視連續劇，後來，又為劉連仁拍過電視專題片，山東影視集團一直關注著劉連仁的命運，關注著劉連仁索賠案的發展。這次劉連仁對日本政府索賠勝訴，確實又激起了我強烈的創作衝動。這個故事具有天然的好電影的基礎：國人強烈關注的對日索賠、一個艱難的訴訟、一個小人物對一個世界強國政府的戰鬥，還有它終猶未終的結局。它屬於那種具有強烈的主旋律色彩又有著強烈的商業化因素的題材。這類題材，任何一個有藝術敏感的創作者遇到了都會一把抓住。我是想以此為題材創作一部電影或者電視劇，甚至連拍攝計劃都報批了，電影叫《越洋起訴》，電視劇叫《劉連仁》。在籌備這個題材時，我們沒有想到的是，推動對日索賠訴訟這件事情的最主要的力量，不是中國，不是中國的知識界和民眾，而是日本社會中的左翼勢力——那些有人類良知的律師、記者、作家、學者和社會各界人士。幾十起官司花銷巨大，支持的費用全部來自這些日本人，沒有來自中國的一分錢。我感到坐不住了，我想，拍攝一部電視劇不如拍攝一部全面反映中國戰爭受害者對日索賠訴訟的紀錄片更有現實意義。那些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真實而殘酷的歷史，必須用一部大型紀錄片來匹配。作為一個編劇，這是唯一能夠用自己的聲音去聲援的方式。我下決心，就算吐出血來，也要把這件事做成。

沒想到資金的拮据成了我最憷頭的事，這比當編劇辛苦多了。開始的大部分時間，我是先要應付兩百多萬的資金預算，山東省廣播電視局借給劇組30萬啟動資金是我們最初的經費來源。直到有一天實在沒辦法周旋了，我就試探性地在網上發出了徵集聲援活動的呼籲書，收集支持劉連仁二審的簽名，結果辦公室裡就不斷地收到來自全國各地的簽名聲援信。在拍攝的途中，我們始終都要面臨經費這個最現實的問題，沒辦法，只好由我帶頭，在六人組成的攝製組裡，不管是名編劇大導演，還是普通工作人員，大家都不拿稿酬，只拿月工資，壓縮又壓縮的攝製組成員都義不容辭地擔當了多面手。現在想來，我都十分自豪地認為自己做了一次不是商業行為的藝術創作。

這部片子是中國電視史上第一次全景式地記錄中國二戰受害者對日索賠訴訟的紀錄片，能夠全身心投入，我們每個參與者都很自豪。參與者還有孔笙、侯鴻亮、李雪等人，在當時都是我們事業發展的最好時期，大家都放下本業長達兩年時間，一步邁入自己不熟悉的紀錄片行業。為了寫和拍這部紀錄片，我謝絕了幾個劇本的寫作，推掉了很有誘惑力的稿酬。這部片子做的如何自有公論，但那種追求和捨得，那種揮手自去，成為了我一生的記憶和光榮。

△紀錄片《未被審判》海報(李九紅供圖)

李九紅：是什麼讓您放下自己的創作，拋下牽掛的親情，投身於這場曠日持久的訴訟裡？

趙冬苓：這是塊石頭，我碰上了。我必須抱上它才能往前走，否則，就會被它絆倒在那裡。這塊石頭，我抱了兩年。我不敢企求所有的人都願意抱著它，但我希望大家能知道它的分量。近兩年的跟蹤拍攝，五次出國、數次奔走在全國11個省市，我們用鏡頭搶救性地記錄下了十餘起不同類別的訴訟和數十起官司中那些大多已風燭殘年的“活證據”。350盤磁帶、近12000分鐘長的素材堆了一屋子，那不僅僅是普通的記錄，那是普通生命個體和國家情感之間的緊密聯繫。最終，這部原名叫《未來之訟》的21集紀錄片後來改名《未被審判》在央視播出了。

正是這個製作的過程，我發現和關注到了另一個二戰東方戰場的角落——位於山東濰坊原樂道院的濰縣集中營。於是，從2006年開始，我又開始策劃和推進紀錄片《濰縣集中營》的創作。生命中一些星光劃過，你以為它熄滅了，其實，它仍然在你生命的深處照耀，並最終決定你生命的亮度。我最初是從一位駐美國外交官那兒知道此事的，之後便開始有心收集相關資料。藉著《未被審判》要到美國拍攝的機會，便與美國知情人士提前建立了聯繫，希望能在美國訪問期間順途採訪能找到的集中營的人士。得知中國來人採訪濰縣集中營的事情，當年的倖存者們幾乎是奔走相告，在他們的網站上互相傳遞消息，主動和我們聯繫。有的被訪者驅車幾百英里來找我們，有的熱情向我們提供當年的照片等寶貴歷史資料。通過採訪我們得知，有關濰縣集中營，海外已經出版了至少五六種回憶錄，在網絡上更有大量的回憶文章，還有一些人正在通過網絡聯繫大家，準備在我們採訪後的第二年，也就是濰縣集中營建立60週年的時候重訪濰坊。但在集中營的所在地濰坊，人們並沒意識到這一事件的價值，集中營的原址已經基本上被拆除，檔案材料蕩然無存，當年死難者的墓地被平掉，連奧運冠軍利迪爾、電影《火的戰車》原型利迪爾基金會建立的利迪爾紀念碑也沒有得到很好的保護。由於我的建議和倡導推動了濰縣集中營項目的開發和遺址維修，才有了五集紀錄片《濰縣集中營》的誕生。

△電視劇《因法之名》海報

那些味道：對城市歷史文化背景的傳達

李九紅：您說過，找到一個角度，就可以成就一部作品，發現的眼光彌足珍貴。

電視劇《北方有佳人》海報

《金陵往事》海報

李九紅：當您應邀去寫青島的時候，您怎樣去辨識青島這個城市，怎樣區別於其他您寫過的城市？

趙冬苓：我在青島一個多星期的採訪中廣泛接觸了青島的各方人士，有老居民、文化工作者、歷史工作者、青島本土文化愛好者和研究者。我和他們座談，用心觀察他們的言談舉止，我問自己，什麼樣的人才是真正的青島人？什麼是獨屬於青島的味道？臨走時我又帶了很多關於青島的圖書，希望在字裡行間努力尋找出只屬於青島的氣息。青島這個城市自1891年清代建制時就誕生了，到1898年清政府和德國簽署膠澳條約後，青島完全由德國人管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又由日本佔領，抗戰勝利後日本人被徹底趕出青島，前面近50年的歷史中，青島基本上是被外國人佔領。這段歷史也使青島這座城市有了不同於山東乃至中國其他城市的不尋常的氣息，青島人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與世界的聯繫都有自己的特點。所以，能否真實再現青島開埠時期的社會風貌，能否描述好第一代青島移民的創業之路，是反映青島的歷史風情、挖掘青島的文化內涵、展現青島的城市文化底蘊和青島人的拼搏精神的關鍵。

我最初的創作靈感來自於青島的劈柴院。那個地方離劇中所寫的俾斯麥大街不遠，當年是青島的下層人做生意、聊天、遊樂的聚集地。今天的劈柴院早已看不出當年的痕跡。但我們採訪中聽到姜傻子原型的兒子講那段故事，腦子裡就有了追想當年盛況的畫面：最底層的市民在這裡變戲法、雜耍、唱戲、聊天、交友、過日子，隔壁傳來各種新聞，中國人邊議論和觀察著外面的世界，又在怯生生地模仿和學習，同時還頑強地保持著自己古老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我覺得這是最早的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青島的味道就在這種交互中。這時候三個一起成長的兄弟天佑、滿倉、德發就跳出來了。所以黃渤飾演的滿倉有了自己的人生哲學：別人坐著，他站著；別人站著，他走著；別人走著，他跑著。最終，他得到了最多的親情和愛。許多觀眾看完這部劇後說本劇講了許多做人的道理。一部劇，能讓觀眾看後覺得受到了啟發，覺得有人生的教益，我想，這大概也算成功了吧。《青島往事》也成為央視重播率最高的電視劇之一。

電視劇《青島往事》劇照

李九紅：講述包頭故事的《安居》，創作起源於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的棚戶區改造，是個難啃的硬骨頭吧？

趙冬苓：在寫《安居》之前，我寫過瀋陽的《鐵西區》，一個老工業區改造的故事，某種程度上和包頭的棚戶區改造有相似之處。在接受這個任務之前我是很猶豫的，也沒有馬上答應一定創作。但到了那裡，北梁棚戶區的場景，老人呆滯的眼神，髒亂差的巷子裡幾隻孤獨的狗在晃盪，與城市另一端日新月異、霓虹閃爍的高樓大廈有著強烈的反差。這個城市的味道是傳統和現代、新與舊、憂居與宜居的混搭。我在接觸到基層公務員之後找到了一種創作的衝動，採訪中，我被全市兩千多名幹部上北梁百日攻堅所打動，他們是棚改工作能夠取得勝利的關鍵因素。他們帶著對老百姓的深厚感情，認真瞭解和吸納居民意願，耐心細緻地做好答疑解惑的工作。然而，困難還是不期而遇。由於北梁改造多年所積蓄的矛盾，很多群眾對幹部牴觸、不信任、不支持，有的幹部被老百姓打，有的老百姓放狗咬人，棚改幹部們卻迎難而上，用更多的熱情、耐心、誠心去感化拆遷住戶。百日攻堅，難！但幹部們掏空心思想辦法，融化了居民心裡的疙瘩，有的傾心相談，讓他們最終放棄了不合理的要求；有的以親人相待，幫居民搬家忙裡忙外。動遷不僅關注弱勢群體，那些承載著北梁回憶和精神的有故事的建築，也深深地銘記在棚改動遷的工作中。所以我們的每一個故事都來自於北梁棚改中的真實事件。人物衝突帶來故事情節的推進，城市的味道是在城市生活的枝枝蔓蔓中滲透出來的。

電視劇《安居》海報

碰撞類型：創作需要與時俱進的審美共振

李九紅：最近的一個傳播效果非常好的網絡劇《冷案》，因為臨時決定在騰訊視頻排播，也沒有提前宣傳，但沒想到第一週就上了熱搜，也收穫了播出八天點擊率就過了兩億的可喜成績，讓我們看到了您對類型劇的新追求。

趙冬苓：《冷案》也是一個嘗試，大概在幾年前，央視曾邀請我創作美國華裔神探李昌鈺，後來雖因種種原因該劇沒做成，但由此引起了我對嫌疑偵破這個領域的濃厚興趣。幾年來，我不斷閱讀這方面的有關書籍，留意報紙上電視上的有關報道，一度產生了強烈的創作衝動。再加上近年來此類型美劇、日劇、英劇的火熱，更激起了我的創作慾望，英劇《布萊切利小組》是最近給了我啟發的一部作品。我想，眼下創作一部反映用科學破案、用證據說話的網絡劇的時機已經成熟，這也是警匪片中的一個新的品種，也比較適合網絡受眾的需求。懸疑偵破劇以懸疑、兇殺、暴力、偵破、動作為其主要的商業元素，是國外和好萊塢的一種重要的類型片，也一直是我們努力學習和模仿的對象。在對國外此類影片進行了認真地學習和分析後，我們認為，如果我們像好萊塢一樣把創作重點放在如偵破過程、警匪角逐、槍戰、追車等商業元素上，很可能由於缺乏創作經驗、資金限制等方面的因素，在竭盡全力製作後，得到的卻是東施效顰之作。

網絡劇《冷案》劇照

出於各種考慮，我們創作之初打算採取類似“老鷹抓小雞”的創作模式。因為我們以表現人性在人生困境中的掙扎為主，所以我們不故弄玄虛。大部分案件，我們在開頭就交待出案犯是誰，然後一步步表現警察的追蹤、案犯的掙扎，直至破案。在《冷案》裡，罪犯就是早早告訴大家的，為什麼走到這條路上才是我們真正要關心的內容。在我看來，東野圭吾不是偶像，松本清張和宮部美雪才是。在這部劇裡，我們選取的四個案件中的罪犯都不是職業罪犯，而是一個個像你我一樣有著種種慾望和人性弱點的普通人。在我們的理念中，有罪與非罪，並沒有一條不可逾越的界限，我們選取的案件，其實就是一個個人生困境，在這種困境中，人性的弱點在一定條件下被放大，一步步演化為犯罪。我們希望，這些罪犯因其普通以及與我們接近而成為“熟悉的陌生人”，使觀眾在看他們的時候認出自己。也就是說，在同樣的條件下，他們做過的事情，我們也可能會做。我們期望以此與現實貼近，與觀眾貼近，引起觀眾的共鳴。

李九紅：對類型劇的寫作方式的探索也體現了您對觀眾和市場的尊重。您曾說過，觀眾的換代帶來了創作方法的改變，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趙冬苓：是的，現在已經不是關起門來自己編故事的時代了，這是互聯網時代。這個時代的特點,一是打破了農耕文明對個人的束縛,使人從過去以家族為單位到現在以個人為單位生存於世,過去社會的組織在許多時候是以家族或者單位為單位來分工協作的,而現在卻是以個人為單位來分工協作了。家庭關係不再是我們生活中最重要的關係,社會關係才是。二是人的視野無限擴展,活動半徑無限擴大。人獨立於世,面對的風險和困境無限大。一個人以自己的意志對事物做出選擇和判斷,同時自己對自己的選擇負責。三是每個人都是自媒體,每個人都掌握了話語權。四是神聖之物不再存在,一旦進入市場,一切都以質論價。所有的人和事物都可能成為被嘲笑的對象。這個大時代,就構成了今天的影視業的從業環境。這個環境,是和上面的大時代的變化息息相關的。這個時代對每一個影視從業者都提出了強烈的挑戰, 那就是影視從業者以何種姿態和這個時代相處。我本人抱著熱烈歡迎的姿態。這種姿態一直伴隨著我的編劇職業生涯：一直在觀察，一直在現場，一直在書寫。

李九紅：如果把您的作品目錄列出來,真是長長的一個單子！這些劇目的累積，唯有熱愛生活、唯有堅守創作才能收穫吧。

趙冬苓：我想是因為自己發自內心的熱愛這個行業。不創作就像生病了一樣。我沒有節假日，也沒什麼社交，一天不寫勉強可以，兩天不寫我就要懷疑人生了。我每年的工作時間幾乎是滿負荷的365天，多年來就過年的時候停停筆，大年初二就又開始寫作了。今年還開玩笑地在除夕、正月初一、初二都在微信上打卡寫劇本，春節假期一天都沒有休息。寫作對我來說就是生命的需要。如果說我後來能有一點成就的話，可能都是源於我對這個行業瘋狂的熱愛。瘋狂到什麼程度呢？我寫《沂蒙》的時候，最短的紀錄是用17天時間寫了20集劇本，靠六個包子過了三天。當劇本一氣呵成，才感覺腰疼得幾乎站不起來了。你讓我出門或是專門拿出半個小時來給自己做頓飯，我覺得這是浪費。

電視劇《沂蒙》海報(李九紅供圖)

李九紅：每每您有新作問世，我經常聽到的是好奇的追問，趙冬苓數年中能一直保持那麼高的創作數量和水準，她的腦子裡究竟裝了多少東西？

趙冬苓：對此，我還是隻能老實地回答：寫劇本對我就像農民種地，勤勉地匍匐在大地上，辛苦地勞動，期待著來年的好收成。就像你開頭問的問題，如果說有什麼秘訣，也就是更加專心致至、更加勤奮而已。現在的從業環境對編劇要求很高，是市場作品，還是個人作品，需要編劇自己做選擇。一方面，要面對製片方提出的要求；另一方面，更要對自己的作品負責，編劇的個人品牌是作品鑄就的。不管從哪個方面來說，如果辛辛苦苦寫出來的作品不被市場認可是很痛苦的。現在中央號召文藝工作者到生活中去，深入生活，紮根人民，以人民為中心。我個人創作得來的感受是，真心走進你的人物，僅僅到生活中去是不夠的，也不一定就會有所收穫，這和你是否真誠，是否用心有很大的關係。你如果希望自己在編劇事業上真正有所作為，就一定要有一種和自己死磕的精神，這也是我所理解的工匠精神。我對自己的定位不單單是一個影視娛樂界的人，我還是一個知識分子，我有責任寫清潔向善的文字。我也是一個生活得比較單純的人，生活中似乎沒有別的事情好做，只有寫作這一件事。生活中有許多的誘惑，但對我來說，最大的、始終的誘惑只有一個，那就是在生活中尋找創作的靈感，把自己的新發現新感悟記錄下來，傳達給讀者和觀眾。對我來說，發現的過程，是一個充滿了巨大幸福感的過程，而每一次新的體驗新的發現，都是對自己生命疆界的新的拓展。

*採訪人：李九紅，單位：山東影視傳媒集團

*本文選自《中國文藝評論》月刊2019年第10期(點擊查看目錄與四封藝術作品)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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