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香港時局中的“亂象”的背後，有人為的在可以製造香港人與中國人的界限的跡象。
重建中國的民族身份以及中國人的共同身份認知，似乎再一次擺在時代的面前。
香港時局讓中國人再次“痛恨”英美等國家外國勢力的“干涉”與“背後動作”。早期的中國人形象即反帝國主義，也隨之重新回到了現實。（相關閱讀鏈接：香港時局的背後：東西方纏鬥上百年簡史）
與此同時，隨著國家將深圳再次寄予厚望，打造“示範區”，中國人的形象與共同身份認知也將因此而被重新的再定義。（相關閱讀鏈接：深圳這個“中國大號” | 頭條）
2）
杜維明曾提出過“文化中國”的概念。根據他的觀點，文化中國包括三個“象徵性的世界”：中國和以華人為主的社會（中國香港、臺灣、新加坡）；海外華人；研究中國的學者和知識分子（包括非華人學者和知識分子）。
中國香港、臺灣和新加坡其實也是海外華人的一部分，中國內地才是“核心”。而很久以來，中國人的身份問題都是以中國北方為中心來定義的。
但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以及1992年“春天的故事”，中國人的形象與身份問題則從邊緣角度被定義了——尤其是南方的城市的活力激活與創新精神。
作為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位於深圳羅湖口岸的“中英街”，則是內地和香港之間的連接點，更是中國、華人社會和歐美西方世界的連接點，這個連接點是不可替代的，扮演著無法或缺的歷史角色。
眾所周知，自鄧小平199 2年深圳南巡以後便豎立起一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偶像——生產唯上、注重實效的發展路線和模式，開始成為中國的發展路線和模式。
在這種發展中，中國人重新找回了尊嚴和力量——不管人們對中國模式有多少種定義和爭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中國開始成為和原來歐美霸權相對抗的中華民族的身份代表——無論這種“代表身份”是有意還是無意的。
中國既得益於全球化，也得益於自身的改革開放，既依賴著全球經濟的運作，包括“香港”這個極其重要的國際化的窗口，也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來匹配和調整自己。除此之外，一個最重要的社會結構背景其實就是海外華人群的力量和作用。
在過去的四十年間，無論是中國香港還是中國的包括深圳在內的廣大南方城市群裡，不一而足的海外華人的力量與國內發生著無數的連接，並在連接中造就了包括資本、技術、創新等在內的繁榮。當然，這些首先都是經濟上的繁榮。
嚴格的說，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其實也是“再造中國化”的四十年——1978年之前的中國和1978年之後的中國，顯然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形象和格局。從中國化到重新中國化，無論是中國與中國人自身，還是整個海外華人社會，都因此而獲益匪淺。香港更是如此。
無疑，經濟上的發展與繁榮，暫時消融了由於意見紛爭而引起的問題複雜化，包括中國與西方世界的關係，以及中國與中國香港的關係。但也別忘了，全球化可以帶來經濟上的繁榮，使人得到解放的希望，但同時也容易造成新的不平等以及新的邊緣化，包括新的對抗和排斥。世界的大清算，或成為一種可能。（相關閱讀鏈接：世界級大清算：不確定的時局又來了）
隨著全世界政經形勢的變化，尤其是世界秩序重構的當下，原先被暫時消融的問題，不可避免的重新被髮生——特別是“新冷戰”的局勢下，更容易如此——問題再次被複雜化，而“中國性”與“西方性”的重新比較與對抗的問題則更加引發關注與爭議。
香港時局，其實就是這樣的一個鏡像。或許，中國與華人社會再次需要一場新的中國化定義。
3）
深圳就是一個最大的可能。
當今這個世界，的確誰都不能離開全球化的影響。但即使全球化，也不得不用本土化來代表自身——就像此前的中國人形象與身份問題被中國南方城市定義的一樣，如今的中國與華人社會之間的關係，甚至與世界的關係，則還有賴於南方城市集群的再開放和創新的進程與活力。
國家將深圳賦予更大的歷史空間與未來期望，並不代表放棄香港；相反，則是除了“香港窗口”這個國際化的“支點”之外，又加快了將“深圳窗口”這個新國際化的“支點”的進程。屆時，中國內地這個“核心”將與深圳、香港這兩個“支點”構成了一個有機整體的新結構——本土化與全球化的一種新的融合創新實驗。這一定存在著不容忽視的歷史意義。
強調“本土化”，或許是中國將要走的“新路”。畢竟，對全球化的美好願望實際上掩飾了經濟、政治真正意義上的不平等，而這些不平等其實也是歷史遺留的產物——全球化的程度越深刻，文化上的衝突也就越開始明顯乃至劇烈——文明與身份的問題，則又重新走上歷史的舞臺。
更加直白的說，全球化本身走到一定程度後，就一定具有意識形態性的——對抗和衝突，不可避免。隨之，新的斷裂和新的統一以及新的結構，則將發生著，無疑是陣痛的進程。香港時局，就是一個實例。
重新審視本土化與全球化，尤其是中國人的共同身份認知問題，則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新命題。無論如何，“中國化”都將再次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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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三水，又稱老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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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有成有敗，更多的是教訓
吉林大學法學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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