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大唐玄宗朝，締造了前所未有的開元天寶盛世。盛世需以強大的武力作支撐，而玄宗時期的西北、東北兩大邊防軍，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盛世後的地獄，其中原委如何，與爛柯人君一起了解一下吧！

一、唐玄宗以來的軍事改革

唐開國以來，軍事制度一直是繼承北周、隋的府兵制度。府兵制度是一種義務兵制，士兵來源於均田制下的農民，士兵平時務農，到服役期服役，需自備鎧甲武器。同時，唐前期由於太宗、高宗時期開放的民族政策和頻繁的對外作戰，唐軍隊中還存在大量的蕃將胡兵，用於同周邊的少數民族政權作戰，蕃將胡兵在對外征伐中起著重要作用。

玄宗時期，均田制隨著土地兼併逐漸瓦解，許多農民成為貧農，無法籌備府兵制規定的武器口糧。大量農民逃亡，府兵制的士兵來源漸漸得不到保證。玄宗時期，對外的戰事頻繁且日久天長，府兵需要長期戍守在邊疆或長期從徵。殘酷的戰事，導致了逃兵現象十分嚴重。同時許多農民因為逃避兵役，自行殘害手腳，稱之為“福手福足”。農民甚至為了逃避兵役舉家逃亡或主動依附地主成為奴婢。這些普遍的社會現象。給政府的賦稅收入和國家的軍事力量均帶來沉重打擊，軍事改革勢在必行。

《長安》張小敬，實際是第一批募兵出身

開元十年，宰相張說建議裁軍歸農，改徵兵制為募兵制。張說奏言“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服役再也不是一項沉重的負擔，反而有豐厚的軍餉可以養家餬口。許多貧農、無地農民紛紛從軍，當年即募兵13萬。到天寶八載，軍府無兵可交，正是退出歷史舞臺。募兵相較於府兵，士兵均為職業軍人，戰鬥力大為增強。但造成了士兵長期追隨某一將領，性質上成為某一軍將的私兵。

玄宗時期，強敵環視。西方有吐蕃、大食，東北有契丹、奚，北方有突厥殘餘勢力。戰事長期不斷，為加強邊防，應對複雜的戰局，玄宗採取“以攻為守”的策略。同時，“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 。玄宗時期，先後設置了九個節度使和一個經略使。節度使享有權限極自由的領兵權，同時對於調度區域內財賦、糧草也不要費太多力氣。天寶時，所有節度使中，勢力最大的為哥舒翰的西北二師和安祿山的東北三師。

（長安十二時辰 右相）

玄宗朝，在設置節度使時，還加大了對蕃將的任用。新唐書記載“開元中，張嘉貞、王晙、張說、蕭嵩、杜暹皆以節度使入知政事。林甫固位，志欲杜出將入相之源，嘗奏曰‘文士為將，怯當矢石，不如用漢族、蕃人，蕃人善戰有勇，寒族即無黨援’。”李林甫為穩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希望避免世族文人出將入相，妨礙自己。而玄宗最忌諱朝臣內外均有援助，行不軌之事。便加大了蕃將、寒族的任用力度。於是，將大唐帝國最強的西部邊防軍和東北邊防軍最高軍事指揮權分別交給了突厥人哥舒翰和粟特人安祿山。而在募兵制下，士兵由主帥招募，由主帥發放軍餉，極易成為附屬於軍將的私人兵。

二、高起低落的西部邊防軍

西北邊防軍中，核心為河西節度使和隴右節度使，配合性質的為安西、北庭、朔方三節度使。西北是唐王朝與周邊諸族發生戰爭最多的地區，而且唐首都長安位處關中，距離交戰之地不是很遙遠。嚴峻的戰爭形勢使得唐王朝必須在西北佈置重兵來應對潛在的威脅。提起西部邊防軍，你會聽到許多耳熟能詳的名字：王忠嗣、哥舒翰、高仙芝、封常清。他們都是戰功赫赫，威震諸族的大將軍。

（長安十二時辰 崔器）

西北諸族中，對唐王朝威脅最大的是吐蕃。事實上，和親沒有為唐與吐蕃帶來長久的和平。唐高宗以來，吐蕃內部穩定，不斷向唐邊界騷擾。自高宗顯慶四年（公元162年）第一次與吐蕃在河源交戰，到穆宗長慶元年（公元821年）唐蕃會盟，雙方戰爭持續162年之久。唐與吐蕃戰事最激烈的地方是河湟地區，這個區域處於黃河、湟水流域，水草豐美，盛產良馬。對於唐而言，河西地區是天然牧場，也是重要的戰略屏障。而對於吐蕃而言，河湟地區是東進的大門與青藏高原緩衝區。雙方在此區域爭奪激烈，故唐在附近設置河西、隴右兩個節度使，應對殘酷的戰局。

西北最早的大帥是王忠嗣，曾兼河西、隴右、朔方、河東四大節度使，但是在爭奪石堡城一事上，與玄宗起了爭執。石堡城在今青海西寧西南，控制此城則佔據戰略優勢。開元二十九年，吐蕃奪走此城。天寶三載，突厥滅亡後，玄宗決意迅速收回此城，而王忠嗣卻強調此時收復傷亡太大，需等待戰機，他說“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而已，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玄宗自然不樂意西部養重兵卻無所作為，最終將王忠嗣以結交太子的罪名貶官處理。西部邊防軍主帥交給突厥人哥舒翰，統河西、隴右兩軍。

三、後來居上的東北邊防軍

玄宗打擊西部邊防軍的同時，大力扶植東北的安祿山。安祿山發跡的時間，與王忠嗣相差無幾。安祿山本是粟特人，在與東北的少數民族奚、契丹的作戰中逐漸顯露頭角。早在武后時期，奚和契丹就成為東北地區嚴重的邊患。玄宗時，在東北地區設置幽州節度使，後改范陽節度使，同時在東北設置平盧節度使，以應對東北的戰局。

（安祿山 劇照）

玄宗時期，一直對契丹、奚保持較為和平的態勢。開元年間，在西部大肆用兵，為了避免雙線用兵，故在東北維持巨大的軍事防備力量，但保持消極防禦的態勢。天寶三載，突厥滅亡，唐王朝一大威脅消失。晚年的玄宗窮兵黷武，好大喜功，試圖讓四夷臣服。命王忠嗣與吐蕃開戰，王忠嗣婉言拒絕。而同時，安祿山迎合聖意，惡意破壞與契丹、奚的關係，大肆發動進攻。《通鑑》記載“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殺公主以叛，祿山討破之”。因此，安祿山得到了玄宗的重視，一方面借其大建邊功，一方面可以借其壓制西北邊防軍集團。

四、東西爭勢與安史之亂

唐代杜佑在《通典》中議論唐代軍事時寫道“開元二十年以後，邀功之將，務恢封略，以甘上心……哥舒翰統西北二師，安祿山統東北三師……於是驍將銳士，善馬精金，萃與二統。邊陲勢強既如此，朝廷勢若又如彼。”他提出了著名的二統說。

這兩個軍事集團東西對立，在朝廷中自然要鬧矛盾，而玄宗樂於使用平衡術，試圖讓二者在對立中給彼此壓力，從而維護自己的統治。因此玄宗對待二者的鬥爭，某一方勢強，必予以敲打，某一方勢弱，定加以補償。但天寶十載以後，年老的玄宗沉迷於楊貴妃的溫柔鄉里，對於政事不太關心。而安祿山在玄宗與貴妃面前竭力討好，營造出恭順的姿態，玄宗對其漸漸失去戒心，大肆賞賜，並不斷委以重任，東、西漸漸失調。天寶十載，安祿山兼河東節度使，安祿山成為東北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的節度使。天寶十一載，祿山弟安思順任朔方節度使，自此，東方勢力大大超出西方。

（哥舒翰 劇照）

楊國忠任相時，與安祿山不和，屢次向玄宗進言“安祿山將謀反”，但玄宗不聽。楊國忠便試圖與哥舒翰聯合，扳倒安祿山。這促使安祿山加快了謀反的步伐。終於於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在范陽起兵。

安祿山起兵後，玄宗連忙調西北系的軍將平叛。他最開始任命的是西北系的大將高仙芝和封常清。高、封二人所用之兵皆是臨時招募的士兵，根本無法與安史叛軍抗衡，玄宗卻聽信宦官邊令誠讒言，臨陣斬二人。之後，玄宗調哥舒翰的西北二師於潼關與叛軍作戰，本來哥舒翰是想躲避叛軍兵峰與之作持久戰，玄宗卻輕信楊國忠，濫加指揮，催促其迅速出兵。鑑於高、封前車之鑑，哥舒翰只好帶著軍隊硬著頭皮鑽進敵人早已設計好的圈套，遭小敗卻擔心玄宗處置，率軍投降。

《長安十二時辰》唐玄宗

自此，東西爭勢以安祿山的大獲全勝而告終，但安祿山也不是最終的勝利者。本來不起眼的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與其朔方軍在戰亂中支持太子即位，在與叛軍作戰中逐漸擴張。朔方節度使藉機成為安史亂後最強大的節度使。

《長安十二時辰》中的太子

文史君說：

大唐帝國的西北邊防軍與東北邊防軍是玄宗時期最強大的兩支軍事力量，也是玄宗用來搞平衡術的重要依靠。節度使制下，兵為將有。且玄宗大力提拔蕃將，兩支邊防軍在天寶年間最高統帥均為胡人。在募兵制下，他們在軍隊中大量招募本部族成員，軍隊成為他們的私人武裝，唯其命是從。由於玄宗晚年怠政、沉迷女色、重用小人，平衡術失靈，長期積攢的矛盾爆發出來，釀成了安史之亂的亂局。而戰亂中，由於玄宗的糊塗與猜忌，本可憑藉的西方武裝被自己親手摧毀，最終棄長安而逃。而趁亂即位的太子與擁護太子後來居上的朔方軍，成為真正的勝利者。

參考文獻：

[宋]歐陽修等編：《新唐書》，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

[宋]司馬光等編：《資治通鑑》，中華書局點校本，1977年。

黃永年：《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

張國剛：《唐代兵制的演變與中古社會變遷》，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4期。

王效鋒：《唐代中期戰爭問題研究》，陝西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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