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必須收回發言權，大膽說出什麼好，什麼不好。
人文學科的教授們是要對價值作出判斷。藝術史家、文學學者、音樂理論家和古典學者往往對學生們說：這些著作很強大、優美、驚人、奇異、見解深刻等等。它們比其他作品更值得你花時間和精力去研究學習。這樣的聲明隱含著選擇什麼納入到課程體系中。
但是，這樣的判斷違反了平等原則。人文學者必須假裝我們沒有作出判斷。在普林斯頓詩歌和詩學百科全書中有關“評價”的條目是這樣寫的“評價曾經被認為是批評的核心任務，但是它在批評中的地位現在受到挑戰，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闡釋所取代”。山姆·羅斯（Sam Rose）在對最近美學著作的調查中，描述了批評家和哲學家們之間的共識，他們反對美學判斷的“專制主義”和“精英主義”特徵。
這種迴避等級差異的傾向似乎越來越嚴重。我是誰，憑什麼說一本書比其他更好？我為什麼要告訴你應該讀什麼書？每個人的口味都是平等的。誰的判斷也不比他人的判斷更好或者更壞。因此，在令人好奇的發展中，思想進步的英語教授已經逐漸加入到民粹主義的《福克斯新聞》專家攻擊美學判斷的精英主義的潮流中。這個立場在福克斯看來比在教室裡更好。放棄進步判斷就是把所有價值問題都扔給了市場。自由市場是消費者做出其文化選擇，人的偏好都具有平等地位。或許在這個退步的民粹主義時代，卡爾·馬克思的平等侷限性的認識包含了對我們來說非常寶貴的教訓。他的著名口號“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是對平等分配的一種選擇。人們擁有不同的能力，擁有不同的需要，嚴格承諾於平等原則將消除這些差異。馬克思攻擊有些平等概念是“教條，在特定時期擁有某些意義但現在已經成為過時的語言垃圾的觀點。”（思廬哲學編輯）
從1970年代末期開始，像科恩（G.A. Cohen）等學者試圖將馬克思的觀點與傳統自由派價值觀融合起來，但是，正如新一代進步人士提醒我們的那樣，馬克思認識到了平等原則的侷限性。平等是自由派資本主義的最優秀價值觀。雖然對自由主義擅長的各種解放鬥爭至關重要——確保人人平等地接觸市場和投票箱，但是，在反對市場侵入到生活各個方面的鬥爭中就沒有那麼有用了。
泰勒·柯文（Tyler Cowen）在為“商業文化”辯護時，引用導演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的話闡述市場選擇和民主過程之間的聯繫，“觀眾通過購買門票投票。我想不出有任何東西是觀眾根本不明白的。唯一的問題是讓他們感興趣，一旦他們感興趣，他們就會明白世界上的任何事。”柯文寫到，威爾斯在論證“消費者的意見在評判審美價值時具有最優先的地位。”作為個人實際選擇的標誌，暢銷書排行榜就是比體現專業人士評價的文學課程表更加平等得多的價值觀標誌。
20世紀初期，批評家理查茲（I.A. Richards）已經意識到平等與判斷之間的緊張關係。他寫到“在品味問題上，如果的專家和大多數人的觀點不一致的時候，他就處於尷尬的地位。他被迫說在實際上我比你更好。我的口味更細膩，我的性格更有內涵，你們如果變得更像我就更好些。”到了20世紀的最後幾年，教授們得出結論，他們需要重新修改其專業知識以便符合平等主義的要求。因此，他們向後退卻，將其課程設置偽裝成為價值觀中立，只是作為讓學生獲得文化的、政治的、或歷史的知識的一種手段。
我們的工作是向學生展示他們未必要尊重的生活形式和思想，幫助他們成為他們希望成為的那種人。
但是，這個立場是不連貫的。為構成文學專業的可靠模式的闡釋和分析實踐的價值判斷設置警戒線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判斷某首詩歌包含了無法被歷史課本抓住的歷史見解，或者某部小說知道政治動力學的某個東西，這是學生無法從政治理論著作中獲得的，那麼，我是在做出文學判斷。我在說的是它有價值，不僅僅對我來說而對每個人來說都有價值。這個信念是我要求學生閱讀這部著作的合理性所在。如果我認為學生能夠從歷史或者經濟學或者社會學或者哲學課程中獲得同樣的見解，他們為什麼費力地到我的課堂上來呢？甚至像價值中立的工程如對莎士比亞早期對開本的紙張的物質構成的研究也間接地依靠我們對莎士比亞著作的價值和興趣的意識。
但是，平等立場並不僅僅是為了政治理由面臨缺乏連貫性風險的例子。教授們對平等的承諾實際上破壞了他們的政治觀。許多教授相信他們試圖抗拒市場打著“新自由主義”的旗號入侵生活的各個領域。就我個人的經驗而論，教授們拒絕價值判斷是非常堅決的，就像他們承諾於抗拒新自由主義一樣強烈，但他們不能魚與熊掌兼得。文學學者約瑟夫·諾思（Joseph North）已經撰寫了非常動人的審美教育著作。他說出了很多人的心裡話，當他辨認出“適當的左派”是“那些對平等的承諾超越了自由派共識確定的邊界的人”，進而拒絕以平等的名義做出判斷。完全承諾於平等的悖論性影響就是把價值觀禁錮在市場的邊界之內。
文化教育屈服於消費者的偏好存在一個根本性問題。教條式平等告訴我們：你的口味沒有任何毛病。如果你一直更喜歡年輕的成人小說或現實電視，那又如何？沒有人擁有權威讓你為你的慾望感到難為情，讓你覺得應該追求更高尚的東西。
這樣的宣言聽起來似乎無可反駁，甚至可能有令人欽佩之處。但是，如果學界同化這個觀點，其實在過去30年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這樣做的，位於人文教育核心的可能性就已經喪失了。即你可能被改造，可能發現新思想方式、新認識、和新慾望的前景已經被關閉了。
芝加哥大學教授阿格尼斯·卡拉德（Agnes Callard）對位於非職業教育核心的渴望和追求做出了非常精彩和流暢的描述。“當人們在大學層次上講授藝術史或者物理或者法語的時候，他試圖讓學生接觸美學的、科學的、文學的價值等獨特領域。我們不是向他們兜售他們已經想要的東西，相反，我們是在試圖幫助他們學習渴望一些東西或強化和加深早已存在但還比較弱的慾望。”我們作為教育者的工作是向學生展現他們可能並不怎麼看重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然後幫助他們變成的確尊重這些東西的那種人。
我們必須區分將平等作為教育的起點的教條式觀點和將平等視為目標的觀點。學文學的大一學生在我的課堂上還沒有能力像我這樣對文學做出判斷。他並不喜歡我要求他們閱讀的格溫多琳·布魯克斯（Gwendolyn Brooks）的詩歌。他更願意再閱讀通俗小說《殺死一隻知更鳥》或者閱讀《嘲笑鳥》（Mockingjay）。他們覺得詩人哈特·克萊恩（Hart Crane）不容易接近，覺得早逝的美國女詩人西爾維婭·普拉斯（Sylvia Plath）看來有些不正常。
我的第一個任務是對這個學生說：如果你現在不喜歡布魯克斯、克萊恩或者普拉斯，沒有關係。他們的價值並不取決於你們的偏愛。你應該花費一些時間讀他們，因為從其著作看到的有些東西可能會改變你的視野，這些著作的有些思想可能讓你用不同的方式思考問題。學生如何知道我現在讓他們閱讀的著作真的擁有我宣稱的那些神秘特徵？有什麼證據將來他會高興他選修了這門課，他的思想得到了改善和改造？
我的權威從來不能取代學生的體驗，而且我也不願意這樣。文學教育的要點不是敬仰莎士比亞、喬治·艾略特或者比基·斯莫茲（Biggie Smalls）或者亨利·梭羅（Henry Thoreau）而是讓你能夠看到看不見的東西，聽到新聲音，理解從前不懂的東西。如果在我的幫助下學生不能向自己證明歐克塔維亞·巴特勒（Octavia Butler）的“血孩子”值得閱讀，其他人更不會。但是，正如大衛·休謨（David Hume）所寫，“很多人，如果放任不管，可能只有微弱的和令人懷疑的審美認識，還不能夠享受作品中表現出的美的撫摸。”每個教授都知道學生在開始明白，他們開始感受到心智的輪廓和感受問題的方式，他們沒有想到這些東西存在，他們開始覺得這個想法是他們自己的時候，他們眼中突然出現的光亮。
學習文學的一年級學生開始上我這門課的時候並沒有與我程度相當的判斷文學的能力。
教條式平等阻礙了這種可能性。市場教義——所有慾望都是平等的，所有的價值觀都不過是一種觀點而已——阻礙了這種可能性。這只是不受限制的市場妨礙更好人生的許多方式之一。反對市場的疾病的鬥爭要求我們有勇氣挑戰市場的支配性激情和教條性平等觀。
政治學和哲學學者有時候區分“形式”平等和“實質”平等。如果你告訴我更喜歡年輕人的成人小說或現實電視節目並不比更喜歡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或者拉爾夫·埃裡森（Ralph Ellison）更好或更壞，你是在剝奪我豐富自己生活的機會。你給我脫水了的“形式”平等，另一方面，“實質”平等將美學教育擴展到每個人，無論階級和種族如何。我更喜歡馬克思的術語。“教條式”平等表達了宗教的強度，無法控制的平等的威力，它有能力消耗所有差別和區分，連同任何無法同化的政治都進入市場的支配下。
批評平等的侷限性並不意味著忽略專業知識的病態。過去許多專家的判斷包含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的醜陋印記。或許我們很多人的判斷在將來看也有類似的扭曲偏離。通過嘗試消除審美判斷來回應這些失敗似乎是正確的平等主義動作。但是，正如切裡·沃爾（Cheryl Wall）在20年前的經典文章中所說，這可能有令更深刻的不平等永遠存在的風險：“在美國從一開始，黑人寫作就一直被定義為擁有唯一的意識形態重要性。”不是拒絕審美判斷，她認為，專家需要通過遭遇不同的藝術模式和傳統挑戰我們的價值觀標準。
沃爾的文章說明了一個強有力的問題。我們如何區分簡單的專制主義和合理的專業判斷，試圖抗拒個別專家的偏見和盲目性的判斷。當一個專家告訴我們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和佐拉·尼爾·赫斯頓（Zora Neale Hurston）是偉大作家的時候，我們如何知道她不是在簡單地表達她的主觀意見？
向人們確認專家判斷的合理性的方式之一是讓判斷背後的推理過程透明。但是，專業知識並不總是與有能力向任何人顯示我們判斷的證據相匹配。常常出現的情況正好相反。這就是為什麼學術界的學科理論家諾斯洛普·弗萊（Northrop Frye）和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都指出，專家共同體的共識可作為評價特定作品或研究或主張的價值的標準。９７％的氣候科學家贊同氣候變化是真實的，是人類引起的，這個事實就比任何特定的科學發現的描述的說服力更強大。即使這些發現被表面上外行都能看懂的語言來描述，我們明白專家的價值觀判斷取決於我們不知道的眾多背景知識、實踐和規範。最近的歷史已經顯示，非專家很容易考察種種疫苗的研究，得出與專家結論有明顯差別的結論。
專家共同體對非專家的判斷的主張源自背景知識、實驗程序、論證和證據規範以及在特定領域中構成專業知識的常常心照不宣的技能。傑裡·姆勒（Jerry Z. Muller）描述了大學管理者如何成為平等幻覺的受害者。我們可以讓專家判斷的支持基礎講述給任何人都搞明白都理解。姆勒所說的“指標固定”（metrics fixation）的教條式平等主義掩蓋了管理者和“建立在通過漫長的教育和培訓過程而獲得的一整套專門化知識基礎上的專業心態”之間的鬥爭。姆勒描述了指標支持者如何理解專業判斷是“個人的、主觀的、自我利益的”。如果你不能立刻向我顯示你的專家判斷的理由，那你肯定是沒有理由或者你的理由是糟糕的理由。或許你從疫苗生產者那裡獲得了金錢上的好處，或者你擁有風力發電機公司的股票。
文學專業知識在很多方面不同於科學專業知識。但是，在兩者中我們都能區分專業判斷和單純的私人意見。就像科學判斷一樣，理解專家文學判斷的基礎是學習的過程。我認為江戶時代日本詩人松尾芭蕉（Bashō，まつお ばしょう）的詩歌很偉大，但這不僅僅是我的意見。我自己並沒有發現芭蕉著作到底優美在何處。沒有人指著一首詩歌然後期待我明白它。15歲時，就在我有一天在圖書館感到厭煩的時候，我發現了布萊斯（R.H. Blyth）對日本俳句的翻譯和評論。我隨意打開一本書，遇到下面三行令人困惑的詩句：
“
章魚陷阱
稍縱即逝的夢
在夏天的月亮下
”
（請參閱其他版本：《明石夜泊》：夏月夜，章魚壺中虛幻夢。或者：章魚在陶罐，猶自沉醉黃粱夢，夏夜月滿天。——譯註）
並不是詩歌的複雜性而是它驚人的簡單讓我感到困惑。這首詩歌似乎沒有在說任何東西。我就要把此書放下，這時我很好奇為什麼有人會把這首愚蠢的詩歌收錄在書中，我就瀏覽了布萊斯的評論。我讀到了下面的句子“章魚躺在落入陷阱的陶罐底部就好像睡著了，漁漂標記著水上的位置。雖然沒有詞彙表達它，但詩句似乎充滿了光亮和顏色。”
布萊斯的簡短說明結合了一則很有用的歷史知識——17世紀時日本的章魚陷阱是無蓋的陶罐這個事實——描述了他注意到詩歌的某些東西。“這詩句似乎充滿了光亮和色彩。”這怎麼可能？這個特別簡樸的詩歌中色彩來自哪裡？章魚和夏夜的月亮有什麼關係？成為章魚是什麼樣子？
在接下來的幾天和幾個星期裡，這首詩歌連同布萊斯的說明一再浮現在我的腦海裡。在我看來，布萊斯的講授慢慢通過了休謨的審美專業知識測驗。很多人“如果放任不管，可能只有微弱的和令人懷疑的審美認識，還不能夠享受作品中表現出的美的撫摸。”某種在我看來還無法想像的東西——成為章魚是什麼樣子？成為我能開始想象的東西。
本文原標題為《不敢做出判斷的人文學科》
作者：米歇爾·克魯恩（Michael Clune），凱斯西儲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英語教授。
翻譯：吳萬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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