虜患與倭寇的誕生,其實都與當時的朝貢體制有關

提及明朝時期的邊患,總讓人聯想到踐踏北方重鎮的韃靼

(dá dá)騎士與侵擾東南沿岸的日本倭寇。

一個是來自北方的遊牧民族,一個是遠渡而來的日本海盜,兩者看似毫無關係,八竿子打不著一撇。可他們為患邊疆的原因,其實都是一致的。

這與明朝的朝貢體制有重大的關係。

虜患與倭寇的誕生,其實都與當時的朝貢體制有關

什麼是朝貢體制?就是在國家之間確立一個“宗主—附庸”的關係。鄰國的統治者嚮明朝皇帝俯首稱臣並納貢,承認其至高無上的地位;作為回報,明朝皇帝會冊封鄰國統治者以官職,並給予其通商互市的權力。

通商互市,代表著經濟上的往來。歷史課本上總是將經濟原因列為根本原因,這對於我們今天所講的亦是在合適不過了。

現在,筆者將闡述明朝時期的虜患與倭患的細節,以證明兩者的產生確與朝貢體制息息相關。

虜患

《明史·韃靼傳》中記載:“韃靼,即蒙古,故元后也。”因為韃靼是元朝的後裔,故而許多人便以為,終明朝一代,韃靼不斷侵擾北疆的原因,是因為其先祖元朝與明的敵對關係。此等說法其實是站不住腳跟的。

且不論韃靼,光是同為元朝後裔的瓦剌,就是因為經濟的原因才對明朝揮師進軍,這才誕生了土木堡之變:

正統十四年,瓦剌的太師也先,來明朝入貢並互市。明朝正準備從瓦剌進購一批戰馬以壯大大同鎮的實力,可大太監王振卻刻意的壓低瓦剌的馬價,只願意出原價的五分之一,於是使者憤然離去。該年七月,瓦剌大舉入侵。

從土木堡事件我們就可以知道,瓦剌入侵的原因,是在於其本身的經濟利益受到了損害,這正是朝貢體制的某一節出錯所至。

虜患與倭寇的誕生,其實都與當時的朝貢體制有關

Δ明朝形勢圖

說回韃靼。韃靼不斷侵擾明朝的原因,亦是因為“求貢不得”所至。這裡便以嘉靖二十九年的庚戌之變為例。

先請各位看一下韃靼土默特部領袖俺答(ān dá)的“求貢之路”:

嘉靖二十年秋,俺答使者石天爵到大同鎮想要投誠,被嘉靖帝下詔拒絕;

嘉靖二十一年夏,“復遣天爵求貢”;

嘉靖二十五年夏,“俺答覆遣使詣大同塞,求貢,邊卒殺之”,“秋,復來請...帝不許”;

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兵臨北京城下,“縱所擄馬房內官楊增持書入城求貢

”;

......

虜患與倭寇的誕生,其實都與當時的朝貢體制有關

Δ俺答畫像

每一次求貢失敗後,俺答都會率領其部下入侵邊境。期間,韃靼的騎士們會大肆的擄掠各類物資。

這些物資是韃靼人生活的必需品,所以他們不斷的求貢,以期得到與明朝通商互市的權力;在求貢失敗後,韃靼人便只能以武力、野蠻的方式來求得生存了。

然而,為了生活品付諸於武力,實在是危險,且又有很大的不穩定性——畢竟韃靼人不可能總是能打贏。為了持續、安全的獲得充足的資源,即便是俺答打到了北京城下,也依舊沒有斷了“求貢”的念想。

這也就解釋了嘉靖三十一年九月,罷馬市後,韃靼人又開始了對明朝無休無止的侵擾。

倭寇

對於倭寇問題,目前比較影響力的說法是:倭寇並非全是來自日本的海盜,箇中的大部分人,都是為了抵抗海禁政策而裝扮成日本海盜的明朝商人。

這種說法大概是指嘉靖年間的倭寇。彼時,日本正處於戰國時代,各方勢力都不能代表日本國,因而發生了著名的“爭貢”事件:

世宗嘉靖二年五月,日本諸道爭貢,大掠寧波沿海諸郡邑。

——《明史紀事本末·沿海倭亂》

虜患與倭寇的誕生,其實都與當時的朝貢體制有關

日本使者來明朝上貢,首先要坐船來到寧波港口。在驗過堪合後,就可以在當地進行一次貿易;其後,日本使者便北上進京進行朝貢,朝貢完畢了,又可以回到寧波進行二次貿易。

在當時,日本所需的很多物資都需要從明朝購買。故而誰掌握了上貢的權力,誰就掌握了主動權。為了爭奪上貢的權力,日本的兩股勢力在寧波港口大打出手,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明廷一怒之下,徹底斷絕了和日本的貿易往來。

朝廷的命令,雖然能斷決明面上的貿易往來,卻不能斷絕日本人對生活物資的需求與商人們對利益的渴望。在這一種時代背景下,一個由明朝商人為主導、日本海盜做掩飾的倭寇團體便油然而生了。

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

——謝傑《虔臺倭篡》

虜患與倭寇的誕生,其實都與當時的朝貢體制有關

Δ倭寇頭子:徽商汪直

因為朝貢的斷絕與海禁政策的使然,明朝的商人們不惜鋌而走險,將私貨販入日本,以求得利益。故而倭寇問題,其實也是經濟上的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倭寇還有一部分特殊的人:

官利斬於倭,而得重賞,明知中國人,而稱倭夷,以訛傳訛,皆曰倭夷,而是不知中國人也。

——王文祿《策樞》

虜患與倭寇的平息

前文分析了虜患與倭寇誕生的主要原因,即彼此之間的經濟貿易出現問題,從而誕生了武力上的衝突。那麼,如果恢復了經濟的往來,虜患與倭寇是否就會平息呢?歷史的事實證明了這種說法的準確性:

隆慶元年,開放海禁,倭寇平息;隆慶四年,俺答封貢,虜患平息

虜患與倭寇的誕生,其實都與當時的朝貢體制有關

Δ隆慶皇帝畫像

先說虜患吧,虜患平息的導火索頗有戲劇性。

俺答有個孫子,名曰把漢那吉。把漢那吉幼年喪父,俺答就將他交給自己的妻子來撫育。把漢那吉長大後,俺答為他娶了個妻子,叫做比吉。可漢那吉不覺得滿足,又看上了姑母的女兒,也就是俺答的外孫女三娘子。

戲劇性的是,俺答也同樣看上了自己的外孫女,於是三娘子轉而投向了外公的懷抱。把漢那吉,這個失戀的青年,在極度傷心之下,帶著十幾騎親信,冒著朔朔寒風,來到了被祖父俺答侵擾多次的大同投誠。

俺答得知了這個消息後,率大軍壓境,嚮明朝要人。可他想不到的是,此時的明廷,早已不是嘉靖二十九年的明廷了。自嚴嵩倒臺後,朝中政治勢力的重新洗牌,也使得邊疆大將的人選有所改變。

大同巡撫方逢時與宣大總督王崇古強硬的態度讓俺答汗顏,兩人在當時的內閣大臣張居正的指引下,一步步的平息了俺答的怒火,併成功的勸導其歸順。

隆慶四年,朝廷下詔封貢、互市,俺答為順義王,並賜紅蟒衣一襲。

(注:明史所載的俺答封貢,其功勞主要是王崇古與方逢時;但我們翻閱《張文忠公全集》便可知道,王崇古與方逢時的一步步行動都是在張居正的指導下進行的,其中甚至還有內閣其他大臣的身影)

虜患與倭寇的誕生,其實都與當時的朝貢體制有關

Δ張居正影視形象

其實把漢那吉事件,只是一個導火索;真正能讓俺答不再與明為敵的,是明王朝開出的封貢開市的條件。

與平息虜患一樣,在隆慶元年,朝廷採納福建巡撫都御史涂澤民的請求——“請開海禁,準販東西二洋”。於是,私人貿易開始合法化,倭寇的問題亦漸漸平息。

往返商旅,想望於道,漳泉商民,販東西二洋,代農賈之利,比比皆然。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

在開放海禁後,不僅倭寇問題得到了解決,明王朝的關稅亦是大大的增加,這可以說是一個雙贏的局面。

總結與反思

虜患與倭患這兩個問題,在嘉靖時期讓無數的人頭疼不已;可到了隆慶時期,為什麼又相繼解決了呢?難道是嘉靖帝比不上隆慶帝嗎?

不然,嘉靖帝在前期尚有一些明智的舉動,而隆慶帝卻是一個對政事毫無興趣之人。之所以在他任內,能解決兩大邊患問題,靠的還是朝堂之中能夠辦實事的臣子們。

明朝的政治,表面上是皇帝在主導一切;實際上,皇帝亦受限與整個龐大的文官集團,所以真正影響明朝政局走向的,實際上是文官之中的主流趨勢,而非皇帝。

朕自登極十七載,上幹天咎,逆賊直逼京師。諸臣誤朕也。

——崇禎皇帝遺言

虜患與倭寇的誕生,其實都與當時的朝貢體制有關

因為經濟的使然,武力衝突與和平共處兩種模式來回的更替。正如謝傑所說的: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

那麼,怎樣才能讓“寇”轉變成為“商”?這是我們現今任需思考的問題。


參考文獻:

【1】《明世宗實錄》;

【2】《明穆宗實錄》;

【3】《明史紀事本末》;

【4】《明史》;

【5】《張文忠公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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