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家訓》：“

上文是宋朝的著名清官兼能吏包公包青天的家訓，雖然只有短短三十七個字，但是卻字字千鈞，他本來就律己甚嚴，對於貪官更是極為憤恨——比如在他的《包孝肅公奏議》的187篇奏摺中，就有多達55篇都是彈劾貪官汙吏的。

而且包公不管對方是什麼高官貴族還是皇親國戚，只要找到證據就直接彈劾甚至是當面斥責，這裡面就包括對當時國丈張堯佐的連續六次彈劾，最後竟然連仁宗皇帝的賬都不買，堪稱歷朝歷代監察官的典範！

但是包公可不是隻對別人提要求，他對自己和子孫的標準定的更高，這份《家訓》中就寫的明白，但凡後輩敢貪婪者，就不是他的子孫，死後不得入祖墳——這在封建時代簡直是比坐牢甚至大辟（死刑）更大的懲罰和羞辱，乃是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打擊！

包公當然是清官，不過只憑他一個人顯然不能具有足夠的說服力，接下來我們就從宋明兩朝的官員俸祿以及表現來談談，這“高薪養廉”的觀念是否是正確的。

至於為什麼選這兩個朝代呢？很簡單，因為這兩個朝代的官員俸祿正好是歷朝歷代的兩個極致，一個最高，一個最低，非常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宋朝——高薪，未必能養廉

我們先來談談宋朝，宋朝官員的俸祿為歷朝最豐厚，而且其實所謂的“高薪養廉”的觀念，最早也是從宋朝開始的。

大家都知道宋朝上承五代，而宋朝更是直接沿襲了後周的官員制度，由於後周的官員俸祿就很低，導致許多官員根本就是入不敷出，為了生活只能去以權謀私——或是“冒法受贓，賒舉度日”，或是“不恥賈販，與民爭利”，真正能做到廉潔的官員很少。

而宋太祖趙匡胤本身就在北周做官多年，對這種情況非常熟悉，因此他建立了宋朝之後就決心改變這種情況——“俸祿薄而責人以廉，甚無謂也; 與其冗官而重費，不若省官以益俸。”，而這，也就是所謂的“高薪養廉”的雛形。

緊接著第二任皇帝宋太宗趙光義又實行“廩祿之制，宜從優異，庶幾豐泰，責之廉隅”的制度，使得官員們的待遇更為豐厚，還改變了之前曾經例行的“欠薪”制度；而再後面的宋真宗則定下了“職田之制”，作為官員俸祿之外的補貼。

到了第四位皇帝仁宗時期，這位向來“仁厚寬容”的皇帝自然不會對臣下小氣剋扣，對俸祿制度再次嚴加規範，還制定了《嘉佑祿令》，接下來的神宗又頒行《元豐寄祿格》，重點把州縣地方官的俸祿又增加了許多。

所以經過這幾朝帝王的大力加薪，北宋中後期的官員俸祿已經極為可觀的了，我們就拿上面提到的包公包大人來做例子。

宋朝的官職是官，職，差遣分開的，包大人是身兼數職，“職”是龍圖閣直學士，每年有1656貫的貨幣收入，還有10匹綾、34匹絹、2匹羅和100兩綿的實物收入。

然後他差遣是“知開封府”，按《宋史·職官志》，每月有30石月糧，其中包括15石米、15石麥，20捆(每捆13斤)柴禾、40捆乾草、1500貫“公使錢”——這也就是宋朝著名的“貫石匹束兩”政策。

此外別忘了真宗指定的“職田之制”，作為外任藩府的高級地方官，朝廷劃撥給包大人20頃職田，也就是2000畝耕地，允許他每年收租，並且無需納糧。

再加上雜七雜八的木炭，衣料等等補貼，包公一年的收入大約是21000多貫，按照糧價折算下來當時的一千文（一貫）大約相當於如今的5，600塊，所以包大人的年薪就是1200到1500萬之間。

正因如此，包大人做清官絕對是有底氣的，就算不貪，也足以保持體面的生活——當然了，包公雖然有錢卻從不奢侈，做了高官多年穿著依然和剛做官之前一樣簡樸。

但是宋朝這樣的“高薪”真的能夠養廉嗎？恐怕未必，比如包公對此就很憂慮，曾經寫了一篇著名的《乞不用贓吏疏》，這裡面有這樣幾段話。

“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雖有重律，僅同空文，貪猥之徒，殊無畏憚。昔兩漢以贓私致罪者，皆禁錮子孫，矧自犯之乎! 太宗朝，嘗有臣僚數人犯罪，並配少府監隸役，及該赦宥，謂近臣曰： “此輩既犯贓濫，只可放令逐便，不可復以官爵。如此，則廉吏知所勸，貪夫知所懼矣。”

由此可見，當時的官員貪汙情況還是很嚴重的，至於到了北宋末期就更不用說了，比如宋徽宗期間以蔡京童貫為首的“六賊”，個個都是鉅貪，而且朝堂風氣都壞了，公開的賣官鬻爵——“賄賂公行，莫之能禁”，甚至明碼標價——“五百著通判，三千直秘閣”。

至於南宋就更不用說了，除了最初的高宗和孝宗兩朝之外，其餘的朝代官員腐敗已經成了習慣，因此這“高薪”和“廉潔”顯然是不能劃等號的。

明朝——低薪，更加不可能養廉

宋朝的高薪無法養廉，那麼明朝的低薪是否就能從道德上對官員進行感化，再加上嚴苛刑法的約束，一定能夠出很多的清官吧？

再給出結論之前，我們先來看看明朝官員的收入有多低再做理會。

和宋朝的變著法的給官員福利不同，明朝官員的低收入可不是浪得虛名，它也有幾大特點。

第一，以給米為主，間或一些錢鈔（注意，不是銀子，而是貶值很厲害的寶鈔），而在初期甚至全部都是糧米。

比如洪武十三年定的俸祿，最高的正一品官員月薪 87石（換算下來11000元），從三品 26石（3300多），而到了正七品縣令就只有七石半了，換成人民幣不足千元。

紅塵君可以很負責任的說，如果都按照明朝制訂的官俸標準，十個大臣有十個吃不飽穿不暖，比如當年朱元璋一次去找宏文館學士羅復仁，按照屬下指示一路奔波來到京城郊外一處破房子，就看到一個民工哥哥正提著桶刷油漆刷的滿頭大汗。

明太祖就問羅復仁在哪裡？沒想到這個“民工哥哥”看到他大驚，馬上跪下道：“臣羅復仁見過萬歲。”

這五品的學士都是這副悽慘樣子了，級別更低的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儘管朱元璋定下的刑罰極為嚴酷苛刻，動不動就把貪官剝皮填草，還派下了無數錦衣衛特務四處監察，但也絕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明朝名聲最大的清官非海瑞莫屬，而這位大人死後只留下十幾兩銀子，辦喪事的費用都是同事湊的錢，可以說是“清廉”到了極點，但也“貧寒”到了極點，可如果都已這樣的高標準來要求官員的話，那誰還願意辛辛苦苦的以“十年寒窗”或者“戰場拼命”的代價來做官呢？

所以我們知道，這“低薪”是更加養不了廉了，甚至可以說會導致一百個官員九十九個貪，海瑞這樣的百裡挑一已然不算少了吧？

紅塵君說

經過我們上面對宋朝和明朝的分析，基本上可以得出結論，這絕對的高薪是無法養廉的，絕對的低薪更加不會。

那麼要怎麼樣的官員薪酬體系才能夠讓官員們比較“清廉”呢？

紅塵君的意見是這樣，首先我們不能一味的從“道德層面”去要求官員，似乎官員就是不食人間煙火的聖人一般，一談錢就是節操有問題，而應該給予他們能夠和物價相匹配的工資，起碼保證他們的衣食無憂，這才能安心工作且不以權謀私。

但其次這個薪酬也不能脫離民眾，弄得官員的收入太高——“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不僅大大的增加了國家負擔，同樣反而使得官員們的慾望增加，只想著躺著賺錢而不願意勤奮工作了。

因此這個薪酬必須要充分調研之後，合理制定，然後再輔助以全面的監察，最後才是法律為底限，這樣必然會在相當程度上促進官員們廉潔奉公，同時還能過上體面的生活。

參考文獻：

林 倩《宋朝“增俸養廉”制度對廉政的影響》

《宋史》

《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