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記者 毛晨鈺 徐牧心 ／ 文 沈佳音 ／ 編輯
瑞典當地時間10日下午1點，瑞典文學院的門被推開，新任常任秘書長馬特·馬爾姆（Mats Malm）宣佈瑞典文學院將2018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波蘭作家奧爾加·託卡爾丘克（Olga Tokarczuk），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奧地利作家彼得·漢德克（Peter Handke）。
在當作家之前做過心理醫生的奧爾加·託卡爾丘克今年57歲，去年就曾獲得布克獎，在東歐與米沃什、辛波斯卡、昆德拉齊名。而77歲的彼得·漢德克則被認為是當代德語文學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早年便以一部驚世駭俗的劇本《罵觀眾》而聞名，在國內也有孟京輝等擁躉。
2018年是諾貝爾文學獎的“黑暗時刻”。這一年，深陷一系列性侵醜聞和內訌事件的諾貝爾文學獎決定暫停頒發。今年，野心勃勃要贏回公眾信任的諾貝爾文學獎開出了“雙黃蛋”。距離上一次在一年頒發兩屆文學獎得主差不多有70年了。
諾貝爾評委會主席安德斯·奧爾森（Anders Olsson）此前公開承認，評審團需要“擴大我們的視野”。在他看來，在這之前，“我們對文化的看法更加以歐洲為中心、面向男性，現在我們正在全世界範圍內尋找，並且擁有優秀的女性作家”。
宣告一出，就有專業人士猜測，“如果要有兩個獲獎者，一個必須是女人”。這次，奧爾加·託卡爾丘克在Nicer Odds賠率榜上就處於前列。她接到瑞典文學院電話時，正在德國開車去參加一場圖書巡展。在3分鐘的電話採訪中，奧爾加·託卡爾丘克聽起來相當興奮，連用3個“相當（really）”強調自己很驕傲。
相比起她的激動，彼得·漢德克則冷靜很多。他的聲音通過斷斷續續的電波傳來，沙啞、模糊，甚至有些侷促。在聽不甚分明的對談裡，最清晰的只有一個詞“自由（freedom）”。那是一種“我從未有過的自由感”，以至於他開始思考自己得進行一次蛻變。
事實上，“自由”某種程度的確算是諾貝爾的附加獎品。曾獲得2006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天體物理學家約翰·馬瑟（John C. Mather）說：“（拿獎後）我幾乎可以完全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不過，這是有代價的。你可以自由選擇研究的項目，卻不一定能自由呆在工作室；你可以自由出入各種高端場合，也可能被媒體和粉絲堵在家門口哪兒都去不了。正如1996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哈里·克羅託（Sir Harry Kroto）所說，“有時候我會想，如果我沒有拿到諾貝爾獎，或許我在實驗室會更快樂”。
在歷經極致的熱鬧過後，這些獲得諾獎的作家們走下領獎臺後，又將如何展開自己的人生與寫作呢？他們像數百顆行星，在某一點重合，隨後以不同的速度、方向運轉。
“我只做了一件事，為自己買來了自由”
彼得·漢德克還是要繼續寫下去，這能給他帶來最大的滿足。
這也是很多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決定。
今年熱門的HBO神劇《切爾諾貝利》再一次讓人想起2015年諾獎得主、白俄羅斯調查記者兼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Svetlana Alexandravna Alexievich）。
1948年，阿列克謝耶維奇出生在烏克蘭，從小在白俄羅斯南部長大。1986年發生爆炸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距離她父母住的村莊一百多公里。阿列克謝耶維奇花了11年時間，採訪了數百位親歷者，寫成《切爾諾貝利的回憶：核災難口述史》。
已經71歲的阿列克謝耶維奇仍是個“刺兒頭”。當電視劇創作者來拜訪她，要求她允許他們使用書中素材時，她翻了個白眼。她才不信他們真能拍好呢。
阿列克謝耶維奇的書，幾乎都是“大歷史”。在接受“騰訊文化”採訪時，她說自己的“烏托邦之聲”五部曲“只選擇紅色帝國生活中最重要的階段：戰爭、切爾諾貝利、帝國的沒落”。前蘇聯最後一任總統戈爾巴喬夫曾問她：“你這麼小的女人，怎麼寫這麼大的書？”她回：“你也不是巨人，卻可以摧毀一個帝國。”
阿列克謝耶維奇
阿列克謝耶維奇的書，撕開了帝國的傷疤，總是讓掌權者疼到跳腳。她和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是“死對頭”。她的書在白俄羅斯遭禁，只能從俄羅斯或是立陶宛走私進入。盧卡申科上臺後，她的文章從教材中被刪除，不被允許公開露面，最後不得不被迫流亡歐洲。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短短數小時後，阿列克謝耶維奇接到了法國總統、德國總統、戈爾巴喬夫的祝賀電話，還有無數來信。不過，她並沒有接到盧卡申科的電話。
比保護來得更快的是關注。這個冗長的姓名此前在英語世界鮮為人知，如今陡然為人所追逐。
2017年當《衛報》記者見到阿列克謝耶維奇的時候，她剛結束在韓國的一場圖書巡展，緊接著又將去往莫斯科參加活動。寒暄在這個犀利的作家面前是多餘的，她一開口就抱怨：“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真是太累了。”在她漫長的職業生涯裡，她所做的是用幾十年時間聽別人的故事，並用錄音機錄下來。現在人人都等著聽她的故事。
如今，她只想回到自己在明斯克的家，那裡有女兒和今年14歲的孫女。孫女總是親暱地稱阿列克謝耶維奇為“Sveta”，她們是彼此的好朋友。在那個鄉間宅子裡，她想“把自己封閉起來，再一次開始寫作”。
阿列克謝耶維奇從沒把自己的寫作規劃藏著掖著。她正在撰寫兩個新的系列，一個關於愛情，將會有100對男女講述他們的生活和浪漫故事；另一個關於衰老。後者是她在70歲生日前定下的小目標，“現代文明讓我們能多活20-30年生命，我們對此毫無準備。在我們消逝之前，我們都沒有晚年生活的哲學”。
她還準備來一次穿越原蘇聯地區的旅行，繼續聆聽故事和歷史資料。當然，依舊會帶著她的錄音機。她至今還不習慣用iPhone錄音。2016年，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阿列克謝耶維奇表示，自己從沒想過要寫小說，“生活本身就有趣得多”。
當被問到怎麼花諾貝爾文學獎那筆豐厚獎金時，阿列克謝耶維奇說：“我只做了一件事，為自己買來了自由。”
“我要做的就是接受採訪並花時間拍照”
沒人知道她是怎麼買來自由的，不過還能繼續自由地寫下去，或許就已經是最好的獎品。同樣遭受政治威脅的還有1929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托馬斯·曼（Thomas Mann），他正是在流亡期間寫成了鉅著《約瑟夫和他的兄弟們》前三部。
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此幸運。某些意義上來講，獲得諾貝爾獎可以說是一種桎梏。
200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英國女作家多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就把獲獎視為“一場災難”。當被記者堵在家門口要求對獲獎發表評論時，她直言不諱：“我已經拿了歐洲所有的文學獎。我一點都不在乎，每一個獎都是血腥的。”
多麗絲·萊辛
多麗絲·萊辛最著名的代表作是《金色筆記》，記錄了離異女作家安娜在不同階段的個人經歷。書中探討了諸如女性婚姻自由、性生活自由、政治理念等自我感受，因此被視為戰後女權主義里程碑式的小說。
諾貝爾文學獎的到來打破了她的平靜生活。2008年在接受BBC採訪時，多麗絲·萊辛抱怨，注意力無法集中在寫作上，“我現在每天要做的就是接受採訪並花時間拍照”。
外界的關注並不是她無法寫作的唯一原因。
據統計，50-70歲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人數最多。據本刊記者統計，116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平均年齡為64.68歲，其中有15位獲得者在得獎3年內就去世了。也正因為如此，諾貝爾文學獎常被打趣為“終身成就獎”，要得獎首先就得活得夠長。迄今為止，多麗絲·萊辛是最年長的獲獎者，那時她已經88歲了。
在她人生的最後6年，她想在死之前再寫些什麼，但光是思考寫什麼就已經讓她精疲力竭了。2008年受訪時，她坦言：“我已經停止寫作了，我沒有精力了。這就是我為什麼一直告訴比我年輕的人，不要以為你會永遠擁有靈感，趁它還有的時候就趕緊用吧，它總會用完的。”
為了躲開諾貝爾獎帶來的干擾，有些人則索性選擇隱居。
大概沒有誰會想不開地去邀請2003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庫切（J. M. Coetzee）來參加慶祝派對。曾見過庫切的南非作家瑞安·馬蘭（Rian Malan）形容他是個素食主義者，喜歡騎自行車，每天至少花一個小時寫作。跟他工作十幾年的同事只看到他笑過一次，參加晚宴時也是一言不發。
儘管庫切後來說自己只跟瑞安·馬蘭見過一面，他不瞭解也無權談論自己的性格，但庫切的神秘是毋庸置疑的。他不接受採訪也不談論自己的生活，以至於在諾貝爾文學獎公佈後，還有博彩公司猜測：庫切會不會去參加頒獎典禮。此前他曾兩度獲得布克獎，但都沒去典禮現場。
當然，最後庫切還是出席了頒獎典禮，不過沒有接受任何採訪，只是礙於情面答應了一個書面採訪。他曾寫信給友人：“我現在日子不好過，一方面是失眠，另一方面是那些粗魯的記者。”不過得獎後，庫切似乎願意發聲了，他對反恐、現代畜牧業甚至國際版權協議都表達了自己的意見。
更多時候，庫切還是在阿德萊德大學教書，然後回到自己家二樓的書房寫作。從2002年搬到阿德萊德後，他就在這裡過著“典型的資產階級生活”。2005年9月，庫切發表了新作《慢人》，被提名布克獎；兩年後他又出版了《流年日記》，憑藉複雜而有趣的寫作，再次獲得讀者好評。他對這種隱居式生活近乎上癮，“我這一生都在平靜，甚至是靜謐中度過”。有趣的是，他的作品中卻充滿了暴力時刻。
更出名的“隱士”諾獎獲得者要數美國民謠歌手鮑勃·迪倫（Bob Dylan）。2016年，這位音樂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出人意料。鮑勃·迪倫對獲獎的消息沉默了一段時間後，才向瑞典文學院發送了一條演講音頻。在他的個人網站上也沒有打出“諾貝爾獎”的旗號。自1966年在紐約被摩托車撞倒後，鮑勃·迪倫就藉機隱居鄉村。他的個人生活始終神秘，粉絲們只能跟著網站公佈的巡演信息追隨偶像。每一次70多歲的鮑勃·迪倫唱著歌出現，都像在告訴全世界：嘿，我還活著。
最終，鮑勃·迪倫沒有出席頒獎典禮，而是在之後在斯德哥爾摩舉辦的私人儀式上接受了這個獎項。
“伏爾泰是不能加以監禁的”
諾貝爾文學獎所代表的“自由”，不僅僅是指在文學創作上。
2015年10月8日，沒接到盧卡申科電話的阿列克謝耶維奇在電視上看到了他對自己的祝賀。她覺得盧卡申科是被迫祝賀自己的。此時正值白俄羅斯選舉總統，為了打造一個好形象，盧卡申科不得不忍耐，以便在兩天後的選舉投票中佔據優勢。
果然，10月12日，白俄羅斯中央選舉委員會宣佈盧卡申科勝出。隨即他公開譴責阿列克謝耶維奇在自己的作品中批評了白俄羅斯和俄羅斯人民。還有一個人也對她表示祝賀——俄羅斯總統普京。但她對這兩個人都沒有好感，嘲諷“兩人都認為自己是救世主”。
2014年，阿列克謝耶維奇公開譴責俄烏衝突，認為那是“俄羅斯發動的侵略戰爭”，意圖吞併克里米亞。這次發言直接波及到了她在俄羅斯的朋友們。她向《衛報》回憶起自己去莫斯科拜訪朋友時的情形。朋友對她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克里米亞不是我們的”。
“這些人根本不瞭解自由是什麼”，阿列克謝耶維奇說。她擔憂普京推行的“新愛國主義”，也嘲諷盧卡申科領導的白俄羅斯是歐洲內部的“小規模極權主義保留地”。2015年之前，她如履薄冰地生活在明斯克，被竊聽、被指控是間諜。而在獲獎後，她相信自己會獲得更多的保護和自由。
諾貝爾文學獎意味著一種對天才的認可，而天才總是被最大程度地寵愛。
拒絕了諾貝爾文學獎的薩特就是那個被捧在手心的寵兒。
薩特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對蘇聯、中國和古巴的親善訪問後，薩特不斷靠近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關注的三大政治問題之一就是阿爾及利亞戰爭。他專門發表文章譴責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戰爭政策、批評法國和美國的“帝國主義政策”。他還與其他著名作家聯名寫信給政府，支持青年拒絕戰爭的命令，支持造反。此舉引得法國右派青年上街遊行，要求“槍斃薩特”。
法國總統戴高樂救了薩特。他對警察說：“那些知識分子，讓他們愛怎麼搞就怎麼搞……伏爾泰是不能加以監禁的。”從此，薩特有了免死金牌，成了“不可觸犯的人”。
知識分子向來對政治充滿熱情，也有不少諾獎得主後來走上了從政道路。
被推選當第一位聯邦德國的總統絕對比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更讓托馬斯·曼驚訝。
1930年，納粹分子在德國議會大選中崛起。這支煽動性政治力量引起了托馬斯·曼的警惕。當年10月17日，他在柏林貝多芬廳發表演講，呼籲理智，稱納粹主義領導者是“怪癖野蠻行徑的狂潮，低級的蠱惑民心是罕見的粗魯”。
然而，儘管作為反對納粹主義的領袖人物，他的呼籲並未能讓理性真正迴歸。3年後，納粹德國和奧地利及德意志學生聯盟發起了一場“焚書運動”，馬克思和考茨基的書首當其衝。恰好與妻子在國外旅行的托馬斯·曼逃過一劫。他決定先不回德國。
幸好，他們此前留了後路。1929年，托馬斯·曼拿到了20萬馬克的諾獎獎金。除了給孩子們還債，給自己買房，他還為自己置了兩部新車：一部敞篷別克，一部Horch（奧迪的前身）。即便如此，錢還有富餘。在一位記者提醒下，托馬斯·曼把大部分錢留在了瑞士。
托馬斯·曼
靠著留在瑞士的獎金和從德國帶出的現金，托馬斯·曼拖家帶口開始流亡。他們一路輾轉法國、瑞士、美國。托馬斯·曼始終堅持寫作，以此鼓舞人民。而從德國傳來的壞消息卻一個接一個。他在慕尼黑的不動產被沒收，隨後國籍被取消，榮譽博士稱謂被剝奪。
1938年，托馬斯·曼帶著家人遷居美國普林斯頓，住在斯托克頓街65號。他還在普林斯頓大學謀了個教授職位，年薪6千美金。同時他仍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幫助猶太難民移民，通過BBC號召德國聽眾反抗希特勒……
從1938年到1952年，托馬斯·曼在美國的14年，起初看起來，一切都在往美好發展。他對這個民主國家充滿熱情，“紮根在這片土地對我來說是一種祝福，每一次結識都讓我賓至如歸”。他認識了一些有錢猶太人、高級政府官員，時常出入鄉間豪宅，甚至受邀參加白宮晚宴。
安定的生活環境讓他能專心寫作。無論是在火車上還是旅館，旅行中或是度假，甚至生病時，托馬斯·曼都堅持寫作。每天從9點到12點，他能寫上一兩頁文章，基本沒什麼改動。在遛狗的一個小時裡，他已經把第二天的工作盤算了一遍，午休後則專心與訪客進行政治討論、準備演講或廣播，夜晚總是浸潤在電影、音樂和戲劇中。
相比起差不多在同一時間流亡到美國的納博科夫，托馬斯·曼的日子簡直泡在蜜罐裡。前者由於經濟拮据，不得不租住在窄小公寓裡，有時還要躲在浴室裡寫稿，平時還要當外語老師、網球教練來貼補家用。
但好日子隨著小羅斯福總統的去世走向終結。托馬斯·曼以為自己身處民主國家，便能暢所欲言。戰後，他強烈反對麥卡錫主義。“口無遮攔”的托馬斯·曼竟然還警告美國人“美國正在危險地接近法西斯主義警察國家”。被徹底惹惱了的美國向托馬斯·曼關閉了張開的擁抱，他只能重回歐洲，定居在瑞士。
由於托馬斯·曼在政治上的活躍表現和文學上的傑出成就，戰後有幾家報紙推薦他當第一位聯邦德國總統。托馬斯·曼拒絕了，不過他深信自己還是相當有分量的：“只要我狀態還不錯的話，我有一種貴族的天才來起到對外象徵的作用。”在他心裡，自己始終帶著德意志文化，“我在哪裡，哪裡就是德國”。
“諾貝爾獎不是退休金”
曾獲1986年諾貝爾化學獎的加拿大化學家波拉尼說，諾獎讓他“當了一陣子名人”。在長槍短炮的圍攻中走出，走向哪裡？這是一個問題。有人走往繁花深處，也有人走上被告席。
如果文學獎也有錦鯉，那帕慕克（Orhan Pamuk）一定算是其中一條。2006年，這位土耳其作家摘得諾貝爾文學獎，是土耳其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獲獎者。按照常理來說，諾貝爾獎的熱乎勁兒一陣也就過去了。畢竟有太多文學獎獲得者根本沒在讀者面前混個臉熟。帕慕克卻被很多中國讀者深深印在了腦海裡。這一年，他的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紅》中文版上市，一下子售出30萬冊，刷新了外國嚴肅文學類圖書紀錄。餘熱使他接下來的幾本書也都表現優秀。這不是人人都有的運氣。實際上，有不少諾獎得主的書賣得並不好。
在全球範圍內收穫的大批讀者讓帕慕克一下子忙起來，他說自己“對文學的熱愛仍然一如既往”，有段時間更是忙著跟各國讀者交流。
眾所周知，拿諾獎意味著會有財富進賬。不只是豐厚的獎金，作家的版稅也會水漲船高。本就出身富裕的帕慕克更有了任性的底氣。2008年的夏天，他完成了獲獎後的第一部小說《純真博物館》，講述了愛情與階層的衝突。這一年，帕慕克將文學獎獎金拿來建造一所真正的“純真博物館”。
這或許是曾經的建築專業學生的執念。儘管帕慕克說自己並不想當個建築師，但仍然期待能有一個漂亮的房子收集那些純真回憶。2012年，他的純真博物館正式開放，並在兩年後獲得歐洲年度最佳博物館獎。館中收藏的都是帕慕克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收集的1000多件日常物件。
進軍大銀幕的帕慕克甚至還弄出了一部紀錄片《純真的記憶》，其中他親自寫下了旁白，還參與了影片攝製。
如果沒有當作家，帕慕克也許會是個畫家。這是他22歲之前的夢想。當能夠更自由地寫作之後，他又在寫作間隙拾起畫筆。2015年，他的素描作品在伊斯坦布爾雙年展上展出。
“對我來說，諾貝爾獎不是退休金。它只是我職業生涯的中期”，帕慕克在2010年接受NPR採訪時這樣說。他還有的是機會去嘗試。
不過跨界有風險，踏足還需謹慎。
1911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美特林克就想在寫作之餘去生物學試個水。得獎15年後，他發表了一本著作《白蟻的生命》。結果被證實，全書幾乎完全抄襲了南非詩人兼科學家Eugene Marais所寫的《白蟻的靈魂》一書。此事也被研究界視為學術抄襲的經典案例。
一百多位獲得者中，也有人走上被告席，潦草收場。
與托馬斯·曼堅決反納粹不同，也有作家堅定不移地為納粹站臺。1920年文學獎獲得者克努特·漢姆生就是一個。他不僅讚歎希特勒是勇士、先知，還將諾貝爾獎章獻給當時的納粹宣傳部部長。最終，他被挪威政府逮捕，得到一紙“心智退化，已永遠失去了正常精神機能”的診斷書。
為了懲罰他曾對納粹的鼓吹，挪威政府判處他鉅額罰款，並將其軟禁在養老院。1952年，漢姆生病逝。在死前幾個小時，他的妻子寫下這樣一段話：“此時漢姆生的作品正在世界許多國家上演，他仍擁有無數讀者，人們稱他為健在的最偉大的作家，而我們連給他安葬的費用都沒有。他現在正衣衫襤褸地躺在他的病床上。”
諾貝爾文學獎的意義是什麼？
有人渴望它，有人躲避它，有人奉如圭臬，有人不屑一顧。但被選出的那個總還是耀眼的，差別只在於那光能亮多久，照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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