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變，是明朝中最慘重的一場敗戰，英宗朱祁鎮年少氣盛，又輕信宦官王振之言，遂親率大軍征討犯上作亂的蒙古瓦剌，結果兵敗土木堡，二十萬大軍戰死者三分之一，重傷者居半，隨行的文武百官罹難六十餘人，就連英宗朱祁鎮亦被瓦剌所俘。
▲明太祖朱元璋驅逐蒙元，建立明朝後，蒙古退回大漠，分裂成東、西兩部，即韃靼、瓦剌，成為明朝北方邊境的大患。
清朝谷應泰編撰的《明史紀事本末》中載：“十四年秋七月，瓦刺乜（也）先大舉入寇，王振挾帝親征。”“八月，師潰於土木，帝（朱祁鎮）北狩。護衛將軍樊忠者，從帝旁以所持棰捶死（王）振，曰：‘吾為天下誅此賊！’遂突圍殺數十人，死之。”
▲王振，明朝初年宦官，英宗時升任司禮監掌印太監，在張太皇太后及閣臣“三楊”等逝世後權勢日盛，被英宗朱祁鎮稱為先生，公卿大臣則稱其為翁父。
《明史紀事本末》中將土木之變的罪責盡數加在王振身上，認為是他”挾帝“出征才導致明軍兵敗如山倒，釀成慘禍。為此，還站出一個忠肝義膽的護衛將軍樊忠，”為天下誅此賊“，將罪魁禍首王振擊死。那麼，事實真是如此嗎？
▲谷應泰，清初學者，被譽為“清代文苑第一人”，所著有《築益堂集》和《明史紀事本末》八十卷，（均清史列傳）行於世。
《明史》、《明實錄》、《明史紀事本末》等官方史料中，不免避尊者諱，不盡不實。故此，可以蒙古史料《蒙古黃金史綱》來比對驗證。首先，兩者不一的地方在於英宗受困之處，《蒙古黃金史綱》中明確記載，在明軍兵敗潰逃之際，仍有三百人不曾離開陣地，死命守衛英宗，言稱道：“我等系大明皇帝的臣子，豈可棄君逃跑？”由此可見，英宗始終在親衛的保護之下，並未有移動記載。而《明史記事本末》所載的就有意思了，護衛將軍樊忠，一個御前護駕的重要人物，竟然在錘殺王振後，自顧自突圍而去。且不說王振身為權宦，身邊必有親隨，刺殺不易，就算是樊忠武藝高強，豈能在英宗面前輕描淡寫就將王振擊斃？何況，如樊忠真有此武藝忠心，為何不留下來保衛皇上，卻單人突圍而走？
▲明宣宗時，有將領名為張虎，任護衛將軍，掌錦衣衛。由此可見護衛英宗，死戰不退的三百人有可能就是錦衣衛，而其首領正是護衛將軍樊忠。
當然，《蒙古黃金史綱》對於自家的歷史記載的十分詳盡嚴謹，但對於明朝之事多是民間戲說般的故事，其記載可以當參考，不可以此完全否定《明史紀事本末》中載。但是，對於土木之變中的這件事，英宗復辟後的行為，也可以作為一項驗證。
▲英宗朱祁鎮被俘後，其弟朱祁鈺在群臣的擁立下繼位大統。後瓦剌與明軍交戰不利，遂放回英宗。然而回朝後，英宗卻被朱祁鈺軟禁數年，直到“奪門之變”後才得以復辟。
英宗朱祁鎮復位後，昭告天下，為之前被朝野世人所謾罵的王振正名，言其“死於王事”，並以香木製王振雕像，祭葬招魂。天順元年時，英宗又開祖宗先例，在京城智化寺北院為王振建立旌忠祠，以祭祀亡靈。在京城為宦官設祠，英宗此事做的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明史紀事本末》中載：“考直、瑾、忠賢，皆蒙主眷，而沒後追思，惟振一人。”汪直、劉瑾、魏忠賢等宦官，其權勢滔天，猶勝王振，卻無一人得如此對待，由此可見英宗對王振的感激，而那位護帝殉國的樊忠將軍，英宗卻是提都沒提，兩人對於英宗孰輕孰重，一目瞭然。
▲在英宗還是太子時，王振就被授東宮局郎，服侍英宗，兩人感情深厚。但土木之變，令英宗飽受艱苦，如王振真是罪魁禍首，英宗想必也不會為他正名。
綜合來說，土木之變中，主要責任還是在英宗身上，王振雖開明朝宦官專政之先河，但絕無可能如史書中所載一般挾帝親征，如有此等大權，王振又何必親履前線？實際上，土木之變應是英宗負主要責任，王振負次要責任。《明實錄》《明史紀事本末》等書中很大可能是為英宗遮羞，故而把王振推上臺前，將多數罪責盡歸其身，還弄出一個樊忠錘殺王振的戲碼來表現奸臣必定不得好死的規律。英宗正是明白此點，所以復辟後立即為王振這個背鍋俠正名，併為其修祠彌補。
閱讀更多 史橋拾遺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