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日報評論員 張浩
印度總理莫迪2014年5月上任後，把印度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實施的“東看”戰略更改為“東進”戰略。莫迪稱，“東進”戰略實質是將印度從過去密切關注亞太動向的“被動性政策”，改為積極參與亞太地區事務的“積極性政策”。
分析人士認為，所謂的“東進”戰略是冷戰結束後，印度為應對新的世界政治經濟形勢而採取的一種務實的外交策略，其根本意圖是試圖通過與東南亞及東亞各國在政治、經濟、安全等領域的廣泛合作，來增強印度的綜合國力，最終實現其大國戰略目標。
今年11月4日，東亞合作組織16國領導人在泰國曼谷會晤，就區域全面經濟合作伙伴關係協定（RCEP）進行討論，16個參與國中有15個國家同意協議條款，唯獨印度沒有接受，RCEP可能要在沒有印度參與的情況下籤署。過去5年來，印度積極融入亞太，卻在將要取得成果時退縮，“東進”效果不達預期，印度新政策陷入困境。
“東進”不是一時興起
2015年，為了進一步完善“東進”戰略，印度推出了2015版海洋戰略（IMSS-2015），該政策將連接印度和東南亞國家的安達曼海列入了“印度周邊海域”概念，將其在印度外交和地緣中的優先級別提升到印度核心關注區域級別，同時在IMSS-2015中，印度首次將亞太地區，尤其是東亞、東南亞國家作為其關注的熱點之一，在其地緣關注度的優先級別中被列為僅次於印度洋周邊區域的級別。
位於安得拉邦海岸的維薩卡帕特南港是印度第二大港口。（圖源： SNEHIT / Shutterstock.com）
近年來，印度的對外貿易一直在增長，據印度商務部發布的數據稱，印度同亞洲的貿易，佔印度對外貿易的近49%，其中對東亞的貿易佔印度貿易總額的23%左右；同美國的貿易，佔20.18%；同歐洲的貿易，佔19.26%；同非洲的貿易，佔9.56%；同獨聯體國家的貿易，佔0.92%。也就是說，同東亞地區的進出口貿易，已經佔據了印度外貿的最大份額。
印度將外交上的優先權更多地給予東亞的原因更多考慮的是印度的利益，包括經濟關係及其他驅動因素，而不是僅限於海上交流的考慮。在莫迪政府的領導下，印度一直積極與其他國家的政府機構進行外交和海上交流活動，特別是在太平洋地區，作為“東進”政策的一部分，印度增加了和東亞所有國家的外交和海事合作活動。
領域侷限出現困境
2015年以來，印度分別單獨和印度尼西亞、緬甸、泰國、越南等東盟國家開展了海上聯合執法巡邏和軍事演習，同時在2016年、2018年舉行了16個國家參與的海上軍事演習。在東亞，印度也同日本建立了海上安全合作。2016年，印度舉行了馬拉巴爾軍事演習，並且邀請了日本、美國參加演習。“東進”政策在軍事和防務領域取得了比較豐富的成果。
2016年印度參加馬拉巴爾演習的艦艇（圖源：新華網）
同防務安全合作領域大踏步前進不同的是，印度和東亞國家簽署的有關經濟重要協議，只有和韓國簽署的海洋和漁業合作備忘錄，雙方在聯合聲明中提出，兩國將鼓勵更多的海事合作，並尋求在造船工業方面的進一步合作。可以說，印度在實施“東進”戰略過程中猶豫不決，在文化、經濟交流以及戰略協作上做的很不夠。
印度拒絕了由東盟10國發起，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亞太國家參與的區域經濟合作協議，再一次體現出印度“東進”戰略的侷限性。印度當初考慮實施“東進”是出於全面目的，然而迄今為止只有防務成果，經濟成果寥寥無幾，印度在經濟合作上猶豫不決，這是印度的國力使然，同樣也是印度底氣不足的一種表現，畢竟經濟合作就意味著要開放印度的市場。屆時，印度國內企業的競爭力要受到考驗，印度在這裡打起了“小算盤”。
未來：合作大於對抗
應該說，印度積極“東進”，向目前世界最大經濟引擎靠攏是非常合理的，然而印度政策的侷限性和對抗性限制了“東進”戰略取得成果。尤其是今年，美國取消了印度的普惠制貿易地位，價值約56億美元的2900餘種印度輸美商品無法再享受美方此前提供的關稅減免優惠，再加上印度國內的經濟改革受阻，導致印度如今GDP增長率不到6%，印度想要走出困境，必須要出臺魄力更大、更加真誠的合作政策。
“東進”侷限於防務合作，使其“進攻”的意味頗為強烈，但是要真正融入亞太經濟圈，印度必須要從文化、經濟、政治等多領域和東亞、東南亞國家開展合作，雖然這需要印度國內經濟做好開放準備，但是機遇大於挑戰，印度還是應該主動求變才能破局，只有合作才能共贏，否則“東進”最終只能成為“鏡花水月”。
（來源：亞太日報 APD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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