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純
1、一隻小猴子說“甯浩是中國最會拍電影的人”
“小猴子”，申奧喜歡這麼稱呼自己。他相貌英俊，長了一張年輕的電影明星的臉，小眼睛高鼻樑。每天中午遛狗，每週固定時間游泳健身，能夠完美地控制好坐姿和麵部笑容。非常自律，例如，你幾乎很少遇到這樣的導演，寫劇本從不拖稿，更別提每天按時完成拍攝通告——一場戲不多但也一場戲不少。另一個優點，酒量極好，一斤白酒以上那種的，可是電影《受益人》全國路演的一個星期內，他只失足過兩次。第一次是遼寧瀋陽，趙本山接待了他，出於尊敬，他陪趙本山喝了點兒白酒。另一次是山西太原，電影放完後，他的車被一輛大卡車堵在萬達廣場的地下車庫沒有趕上回北京的火車，硬生生地被熱情過度的當地朋友拉到火鍋店喝了點兒日本清酒，“年輕人沒事兒！”第二天早上五點半，他起床，回到北京後他換了一件白色T恤和一件黑色外套，那件外套是演員大鵬送給他的，梳了梳頭髮，12點前準時出現在建國門外大街的一間酒店房間，神采飛揚地接受了四輪訪問。
申奧33歲，2009年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公認的科班出身的好苗子。2006年，他坐在電影學院900座影廳的走道上第一次見到甯浩，放映的電影叫《瘋狂的石頭》。他仰起臉看“師哥”，原來中國電影可以拍得既好看又逼真，他想，第五代的作品距離他的生活太遙遠了，而且都他媽的深刻，那種傷痕年代的產物。現在，甯浩——“中國最會拍電影的人”——出現了，在一段時間內，他看了二十多遍《瘋狂的石頭》，晚上睡不著就和寢室的哥們學電影中的角色說話。“被擊中了”，他形容，甯浩成了他的“偶像”。
再次見到偶像是2013年。他接到甯浩助理的電話，說甯浩要給新東方廚師學校拍廣告，代言人是黃渤，想請他做執行導演。那時，申奧已經在廣告行業小有名氣。他去甯浩位於宋莊的工作室，《無人區》壓著沒上映，《黃金大劫案》的票房不理想，甯浩正拉著七八個編劇寫《心花路放》，工作方式是甯浩手持《無人區》拍攝用的道具槍，像個軍官一樣盯著埋頭苦思的編劇。合作期間，甯浩叫他別拍廣告，來拍電影吧。申奧拒絕了，他說他的認識淺薄，不夠拍電影，他指對人性的認識。那年他27歲。
“我27歲已經開始拍《瘋狂的石頭》了。”甯浩說。
“那是才華極其橫溢，極其卓越的您，不是我。”申奧說。
另一個理由聽起來就有點庸俗了——“我想先掙錢。”他繼續說。
他不想為了賺錢拍電影，“這會導致你拍的東西很爛。”電影學院一位老師對他說，“不要再提那些啃饅頭的人怎麼寫劇本，啃饅頭很容易，誰不會呢？但是你能兜裡揣著幾百萬寫劇本，就不是很多人能做到了。”那會兒，他快畢業，這句話影響了他。他開始瘋狂地拍廣告，賺了很多錢，他在北京買了兩套房。
2014年，甯浩又問了一次，回答是不拍。2015年，甯浩問了第三次，還是不拍。2016年，申奧30歲，他所有的慾望被填滿了，賺錢，花錢，蹦迪，喝酒，買房，買車，年輕人對普世成功的渴望，他得到了，並且能掌控它。前幾年他堅持不婚主義，現在，他開始憧憬婚姻和孩子，願意體會人性中細微動人的部分。時機成熟，他決定拍電影。
當時壞猴子影業的製片人盛志民和他聊天，說想做個扶持新導演的計劃，籤三名導演，申奧想，那我就是三隻狼中的其中一隻，他說，想拍一部關於SAT、托福考試作弊的電影，對方說，“好，可以去美國寫”，“想用哪個演員，哪個編劇，我們幫你找”。
那句話也打動了他。甯浩說：“成事的要一撥一撥，一代一代地出，單打獨鬥很容易被淘汰，但如果是一撥人，今年三個，明年再來三個，你輸了沒關係，師兄弟幫你賺回來，我們要形成氣候，去到電影行業裡作為。”
2016年9月，由甯浩發起的壞猴子72變電影計劃正式啟動。申奧是最早確定加入的導演之一。
除了一點小意外。簽約時，導演從三人變成十人，“三隻羊三隻狼”變成“三隻羊十隻狼”，倒是沒什麼，狼更努力追羊就完了。他繼續寫他的替考劇本，取名《聽說讀寫》，但是運氣有點太不好了，2017年《天才槍手》引進中國，看完他崩潰了，考場諜戰，那個泰國導演怎麼就趕巧拍得和他該死的劇本一模一樣。他得立刻換個新的。他平時有收藏社會新聞的習慣，其中，2013年常州發生一起殺妻騙保案，簡單來說，兩個男人害一個女人，一個男的負責結婚，給女的買保險，另一個男的勾引那個女的，約女的出來，結果一塊掉河裡，女的不會游泳淹死了，男的會游泳就沒死。保金兩男人分。他想把這個故事寫成劇本，叫做《受益人》。
2018年12月，重慶市廣陽鎮，申奧在《受益人》拍攝現場。攝影：杜澍一。
2019年11月，申奧在《受益人》的全國路演途中。攝影：金鑫。
2019年11月，申奧在《受益人》全國路演途中。攝影：金鑫。
2、壞猴子甯浩
壞猴子影業成立於2012年，前身是甯浩工作室，坐落於北京東四環外的某園區內，一棟兩層的辦公樓。進門是一尊高大的孫悟空塑像，頷首閉眼，雙手合十，既像懺悔也像覺悟。上樓右手邊最後一間辦公室，牆壁掛著一幅金色的釋迦牟尼佛像，桌上供一尊菩薩，那是甯浩接待客人的地方。甯浩長於五臺山下，自小和佛祖親近，2014年他戒菸戒酒，據說為此在腳腕紋了“戒酒”二字，想喝酒就低頭看看。
甯浩1977年生，山西太原人，貼在他身上最著名的標籤是“中國第四位邁入票房億元俱樂部的導演”，前三位分別是張藝謀、陳凱歌、馮小剛。那是2009年的事。甯浩花了一千多萬拍了《瘋狂的賽車》，複製《瘋狂的石頭》的敘事結構，像科學家做實驗，他想實驗這類電影複製能不能成功。市場佐證了他的想法，《瘋狂的賽車》票房是1.1億元。
處女座A型血。特徵是，糾結，焦慮，強迫症，追求完美。媒體曾這樣報道他，甯浩對環境要求非常高，不能有噪音，連馬路上的聲音也不行，如果太吵他會連著換好幾家酒店。有一次，甯浩的製片人只好提前到他房間，用毯子把房間包起來，做好隔音，再讓他住進去。
甯浩的合作伙伴——壞猴子影業CEO王易冰覺得生活對甯浩來說簡直太痛苦了，一個“被壓力包圍的人”，尤其是甯浩40歲之前。王易冰是北京人，一直做製片人。2012年，甯浩找他一塊開公司，他想“乾脆就一口鍋吃飯合在一起好好幹”，到現在兩人還能一起工作因為他“心大”。這兩年，甯浩放鬆了很多。他說，擅長拍喜劇的甯浩其實是個嚴肅的人。
決定做電影計劃是2014年年底。2014年9月，《心花路放》上映，甯浩全程參與了電影製作和發行。一般導演拍電影，“生完孩子就不管了”，交給發行方做營銷，“往往從第三方看待問題，對於創作者我有點不滿足，覺得宣傳不在點上，經常把你的表達重點邊緣化了”，因為“你沒拍，你沒吃那苦”，他想從創作者的角度做發行，“自己生了孩子，自己更愛，更全力以赴。”
“《心花路放》是我們第一個從頭幹到尾的活”，玩命幹了三個月，王易冰說，“做了很多當時看來叫創新的方式，比如預售，票補，大規模點映，後來變成發行的標準動作”。期間，甯浩會提意見，"甚至決定性意見”，比如先說什麼，後說什麼，海報調性，發行檔期，院線排片，“實踐證明，從創作者的角度出發做發行是可以的”。上映第一天，《心花路放》票房超過1億，甯浩問朋友，“多還是不多？”，“人家一部電影的票房你一天就完成了”，“牛逼喝一頓”，但是票房破5億後，他的興奮勁兒就過去了。《心花路放》的總票房為11.69億。
那年11月，電影局組織甯浩、路陽、肖央、陳思誠、郭帆五位導演去美國派拉蒙學習。路陽和甯浩聊得很愉快，路陽說，想請甯浩做《繡春刀2》的監製，甯浩答應了。回國後，甯浩和路陽經常一塊磨劇本。
“他發現幫助別的導演推動項目挺有意思，他找到了樂趣。”王易冰說甯浩享受做監製，主要享受聊劇本，“拍攝製作發行，到了那個層面全是壓力，開心嗎？一點不開心。最開心的是寫劇本對吧？聊天，胡侃，對吧？你看作為一個監製就是把開心的事兒都做了，不開心的讓導演做。”他覺得對甯浩來講，這個過程愉悅到與其說工作，不如叫甯浩減壓運動。
當你決定把愛好變成事業，你就不得不嚴肅地對待它，你得像個企業家權衡風險和利潤，成功和失敗的幾率，它可能引起的後果，你能承擔它嗎？甯浩想了兩個月，結論是，“應該不會做不成”，“有成功的可能性”，最後他問了一點，“你的原發心是什麼？”他把時間倒推到2006年。
2006年，劉德華髮起亞洲新星導計劃，在全亞洲挑選六名年輕導演，資助他們拍電影。甯浩是被選中的導演之一，獲得三百萬拍攝資金。他拍了《瘋狂的石頭》，這部電影的票房超過兩千萬，甯浩開始進入主流市場。
他從心底感激華哥。因為是劉德華投的，當時的中影集團董事長韓三平才注意到他，幫他做發行，做了一百個拷貝，陳凱歌的《無極》也就三百。首映在上海電影節，華哥說陪他看電影，怕媒體拍完他就走，等電影放完華哥才上臺讓媒體拍。是劉德華撬動了《瘋狂的石頭》，本來甯浩想拍完就賣電影頻道的。
他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了。他想把新導演“龍門一躍”的門檻變低一些，是“對華哥精神的回饋”。如果賣不出去呢？“大不了拍了一堆藝術片。”起碼對新導演都是好事，“好事為什麼不幹呢？”最壞最壞的，他讓投資人再投他，他幫他們把錢賺回來不就完了，他從來沒虧過，不是嗎？
甯浩
3、另一隻猴子的《我不是藥神》
你要像甯浩那樣拍了十幾年電影，你就知道這事五分鐘能定，然後是人，投不投脾氣，這事一頓火鍋也能定。甯浩開始看作品，看短片，文牧野就是這麼被選中的。
文牧野34歲，吉林長春人，東北師範大學廣播電視編導專業，從大一開始拍短片，本科到研究生總共拍了十個短片。十年前，文牧野就屬於那類少見的恆定朝某個目標邁進的人，他考了三年北京電影學院研究生，第三年英語比分數線高一分考上了，他就沒想過幹別的。2013年，他的短片《Battle》獲得FIRST影展最佳短片，徐崢給他頒的獎，對他說你應該早點拍長片。
“小文的成熟遠遠超出了他的同齡人。”王易冰說。那是2015年，眼前這人身材高大，寸頭，戴一副眼鏡，說話不緊不慢，思路清晰，那種具有教養但你不敢輕視的年輕人。有次倆人一起去美國，朋友介紹他們認識一個老頭，說老頭以前是上校，退役後當好萊塢的軍事顧問，文牧野就偷偷和他說，好像是《拯救大兵瑞恩》裡哪場戲的老頭，王易冰問人家，老頭說對，他是斯皮爾伯格的軍事顧問，所以客串了他好幾部電影。王易冰覺得他不可思議，“他連一個群眾演員都能記住。”
文牧野當初就覺得甯浩挺舒服的。甯浩說：“你做你想做的事情，然後我幫你。你覺得劇本寫得可以拍了，咱就拍。”有一天，甯浩說給你講個故事，一個白血病人吃不起國內正版藥，去印度買藥治病。原劇本叫《生命之路》，根據病人陸勇的真實經歷改編，作者是韓家女，他想文牧野會感興趣而且很適合把它拍出來。他的判斷是對的。
“文牧野體內有非常強大的正向的力量。”申奧說，“他是相信世界上有英雄的人。”同時，他轉而把這股力量傳遞給身邊的人，告訴他們，沒有人是不善良的，人即便犯法也值得同情，中國有英雄，而且是個更能孕育英雄的地方。他願意從積極的一面看待社會。
壞猴子採用了一個叫“綠燈會”的玩意兒。第一次叫題材綠燈會，導演提交一份一兩千字的故事大綱，公司投票，看是否寫成劇本。非說有什麼偏好，甯浩認為好故事應該是當代的、本土的同時有獨特的表達，王易冰認為電影的另一個功能是紀錄時代 。壞猴子喜歡真實的，貼近生活的東西。第二次叫劇本綠燈會，討論這個劇本是否可拍，第三次叫製作綠燈會，討論花多少錢拍。《生命之路》是他們認可的好故事，唯一的問題是不夠商業，容易拍成苦大仇深的文藝片。
啟動前，王易冰問文牧野有沒有信心，文牧野點了點頭，王易冰說“OK，我知道了”，批了編劇費。2015到2017，文牧野改了兩年劇本。
第一個改動。他把主角程勇的從白血病人改成健康的，因為“如果是病人開頭就苦情了”，他希望電影的前半段是柔軟的，活潑的。
第二個改動。他寫了四個配角，後來的王傳君、譚卓、章宇和楊新鳴，“圍著程勇變成一圈小天使，程勇是小惡魔，小天使慢慢改變小惡魔，最後天使的死亡把惡魔轉化成天使”，他叫“盜匪團”，這是前一小時，後一小時，程勇買藥救人，得到尊敬， 他叫“英雄養成”。
第三個改動是最難的。他想了很久，決定把警察、假藥販子作為負面陣營，中間警察放棄追捕，假藥販子被抓了但沒出賣程勇，兩人又翻回正面。電影結束，沒有壞人。
期間，文牧野定期和甯浩碰面，聽他的感覺。甯浩會說，“可以碰現實碰得再狠一點”或者“這版照你心裡的度還差一點”。
“甯浩最好的地方是他不會用他的體系干擾你的體系，他會在你的體系裡面看這個東西是不是達到你的最好。他一直說他是個陪練。”文牧野說，甯浩是一面用來審視自己的鏡子。
文牧野最後一次把劇本發給甯浩，甯浩說，我會因為參與這部電影而驕傲的，文牧野發了一個哭臉回去。
《我不是藥神》的預算是7500萬。幾次王易冰跑去劇組開會，解決進度，因為文牧野喜歡拍蒙太奇，120分鐘170多場戲，不重複場景120多個，意味著這個劇組每天在不停地換地方。有時候他覺得文牧野認真過頭了——蒙太奇他非得實打實拍五分鐘，把一場戲全拍了，就因為連貫表演演員的情緒對。但是他第一次看素材，白血病老奶奶跟警察週一圍求情，他確信這事成了。後來超期他就忍了，“超了10天，不是很多，東西好貴點沒關係。”
2018年7月5日，《我不是藥神》上映。6月19日上海點映那場，主創們一起看了電影。演員譚卓看到電影中的呂受益和黃毛死的時候，傷心地哭了起來，好像王傳君和章宇真的死了一樣。她懷念這個劇組，為了演劉思慧，她練了一個半月的鋼管舞，練到膝蓋骨挫傷，王傳君在醫院住了兩個月，最後一場快死的戲兩天沒睡覺，整個人全垮了，徐崢減了二十斤，每天戴假髮逛性用品店，沒人認出來，還有那頓散夥飯，沒開拍譚卓看到那火鍋就哭了。他們深深地信任了這個故事。
當晚，文牧野收到300多條微信，全是溢美之詞。票房飈到3億那天，文牧野特別高興，想沒給投資人賠錢，給甯浩發信息說，太好了，回本了。《我不是藥神》的票房成績是31億。
2017年，文牧野在《我不是藥神》拍攝期間。
2018年，《我不是藥神》路演，章宇和文牧野。
2017年，《我不是藥神》拍攝期間，甯浩、文牧野和徐崢。
4、壞猴子的偶像是孫悟空
在壞猴子影業的辦公室，我第一次見到甯浩。那是2019年10月底，電影《受益人》快要上映，為此，他開啟了短暫的宣傳期。他身穿灰色休閒衛衣，看起來十分放鬆，落座沙發前，他在那幅佛像前燒了一炷香，“佛抽了我才敢抽”，然後從煙盒掏出一支香菸，倒了一點水在桌上，濡溼煙身，他說這樣抽菸“焦油含量少”。
”我們運氣好，碰到了《我不是藥神》這樣的項目，但是運氣不好，我們也會繼續幹下去。誰說一個計劃一定就要獲得那種世俗的成功，法國新浪潮很成功，賣了很多錢嗎？沒有。但它是一個緣起。”在甯浩看來，壞猴子計劃肩負著更偉大的目標，即便不能引領新的藝術思潮，它也將對已有的規則帶來改變。
“為什麼不把做計劃的精力用來拍電影？”我問甯浩。
“你是一條魚，這個行業是池塘。池塘不乾淨了，魚能好嗎？作為創作者，我沒有那麼多話可說。有的導演拍幾十部，其實就倆，倆不錯，其他都可有可無，對吧？你就集中精力把確實好玩的、有意思的、過癮的弄出來。所以我有這些精力和資源，幹嘛不做點對行業有意義的？”甯浩說。
“票房會對你做的事產生影響嗎？”我繼續問。
甯浩說：“什麼是商業？我連這個詞都是打問號的。《心花路放》我沒準備奔著票房拍，一個情感類的題材能賣嗎？但是它會有商業成績，那麼商業的成績出現了，它就是商業片了，它就不文藝了？我不承認。我一直覺得周星馳是個偉大的藝術家，他拍的也是藝術片。”
“我從來不把票房作為我的參照系，就像我從來不關心李白掙了多少錢，我關心的是你的作品牛不牛逼，我也不覺得掙錢是個特別重要的事，最多就，這麼多錢！我最多和觀眾的反應一樣，然後就完了。”
他繼續說：“觀眾對我的影響在於，我拍的東西還是有人看的，只要觀眾喜歡，大家喜歡，我就覺得可以幹。其實觀眾是個特別敏感的群體，你的東西真實不真實，真誠不真誠，觀眾不用仔細看，一打眼就能看出來。人是具有靈性的。”
談話中途，甯浩時不時地站起身，有時去廁所，有時香燒完了，他小心翼翼地續上，有時就在沙發前走來走去，然後突然坐下來，從左邊挪到右邊，又從右邊挪到左邊，倒確實像一隻不安分的猴子。
有時交談會進入一個務虛的時刻——比如現在，他談起了藝術，“藝術是什麼呢？藝術就是感、知的分離差。”
“人類的進化從可感開始走到可知，可知帶有邏輯性，是理性的，可感更直接，帶有強制性，你摸火，你會燙，它沒有道理，而藝術就是通過可感的部分達到可知，這兩點最弔詭的情況是，可感的部分把可知甩得越遠越好，兩者分離的狀態越清晰越好，藝術由於這種分離狀態而產生了一種美。”
“可能對我來說，通過可感的辦法達到可知，是活著的最有趣和最有價值的部分。”
他繼而說起了他的偶像孫悟空，那隻壞猴子，“他總想著自由自在，過逍遙的生活，但他又想通過大鬧天宮證明自己的能耐，他也在走向成熟，明白應該捨棄小我，為這個世界取真經，但是最終他也沒有喪失他的性格。他像個藝術家，對吧？”
5、壞猴子的意義：什麼是好的商業電影？
申奧大三那會兒，為爭取到青年電影製片廠的贊助拍畢業作品，當時電影普遍用膠片拍攝，器材較貴。那屆班上有19個學生，名額只有4個，拿到錢就能拍一部像樣的短片，作為未來成為導演的敲門磚，而且如果能在電影節獲獎就更好了。
他想了個辦法，他把外國人可能感興趣的元素——階級、民族、教堂、崔健的歌有意識地編在一塊，寫了一個朝鮮族男人和兩個北京青年的故事。申奧是朝鮮族，拍攝地點在他老家延邊的村莊。這個辦法讓他拿到了贊助，也獲得了電影節的青睞。
“非常不恥的行為，當時我羞愧了很長時間，”申奧說。第一個獎是聖巴塞斯蒂安電影節的短片銀獎，在西班牙，他和國外學生交流，很客氣很愉快地聊天，然後是看對方的片子，那感覺就四個字，“不明覺厲”，金獎到現在他還記得，拍的巴西養雞場，他愣是沒看明白。
他對電影節喜歡不起來，哪怕所有的交流都其樂融融，“你瞭解我們嗎？你知道我寫的那些細膩的臺詞在說什麼嗎？”他想他只有兩條路，要不是我奔著你們想看的拍，要不是我拍的你們根本看不懂，他選了後者，換個說法，拍商業片。
“我從小就喜歡流行的東西，我喜歡大眾，獨特對我來說沒什麼魅力。”申奧舉起桌上的蘋果手機說，“有魅力的是極其大眾化但又達到某種高度的東西。”
他會看國內所有的院線片，賣得好的賣得差的，一邊看一邊“揣摩”，有的粗製濫造，但是賣座，他覺得納悶就看評論，分析觀眾的口味，他們喜歡看什麼。比方說，他就感受到觀眾喜歡看笨的或者自以為是的人，反正那人一定比觀眾弱小，單純，觀眾才會喜歡他，至少我們的觀眾是這樣。
但是2018年7月3日，《我不是藥神》北京點映那天，申奧找了個藉口沒去，幾天後，一個人偷偷溜進電影院看了。他正在改《受益人》的劇本，演員沒定，正處於創作最焦灼的狀態。這種時刻要你歡欣鼓舞地看完你同事的傑作，而體會不到壓力是不可能的。
“我們現在的環境是什麼？衡量一個電影成不成功，只有一個標準叫票房，導演當然會承受巨大的票房壓力，我們沒有建立有效的電影評論體系。美國有奧斯卡，《變形金剛》不在奧斯卡的體系裡對吧，奧斯卡的電影是《阿甘正傳》、《黑天鵝》這樣的，都不是商業大片，這個標準非常令人尊重。”王易冰說。
賽道只有一條，那麼運動員呢，怎麼訓練他們是對的，換句話說，壞猴子不得不回答以下兩個問題：什麼是好的商業電影？它又是如何被實現的？
起初，申奧寫了一個黑色犯罪片。男一號勾引女孩結婚，婚後發現愛上了女孩，開始反悔，和男二號說不幹了，男二號說行，給我五萬，男一號給了他錢，從此和女孩在一起生活。有一天女孩掉進河裡淹死了，死法和他們當初計劃的一樣，男一號心懷怨恨，展開了一場對男二號的復仇。
他給甯浩看，甯浩問，“故事的主題是什麼？”兩人開始討論，誰是主人公？從誰的視角代入？是否加入警察？到底是寫一個罪犯的自我覺醒，還是男女情愛？討論到最後，決定把主線放在感情戲上，寫一個愛情故事。主題是“內疚”，一個男人決定殺一個女人，最後沒殺成，因為他動了“惻隱之心”，對標的電影是周星馳和袁詠儀演的《國產007》。
最大的轉折是在開拍前三月，那場漫長的決定性的策劃會，會上有人挑劇本毛病，說著說著變成“別拍了這劇本完蛋了”，申奧想“不至於呀”，七八個人繼續聊，聊著聊著又覺得應該做成喜劇，接下來，聊到反轉，“結局女孩死不死？”有人說，“女孩可以不死”，為什麼不死？“其實女孩會游泳”，她撒了一個小小的謊，“人家把氣球吹得特別大，她拿一根小針就給人戳破了。”
會後，申奧開始一點一點地把方向擰成喜劇，又加了結紮手術、直播跳繩這樣的葷段子，因為觀眾愛看，還有結尾，女孩選擇原諒欺騙她的男人，一個積極的肯定的結局。他不是個倔強的人，這些“妥協”在他看來是一部商業電影應該做的。
王易冰也參加了那場策劃會。他認為《受益人》從黑色犯罪調整為後來的愛情喜劇，恰恰展現了壞猴子存在的意義，“當新導演猶豫不決的時候，我們幫助他們，告訴他們選擇什麼是對的。”
《受益人》的主演是大鵬和柳巖。文學策劃王紅衛推薦的大鵬，“大鵬在電影上有抱負，他能跟著導演抱著電影往前衝。”申奧約大鵬見面，說想請他演男一，問大鵬能不能幫忙約柳巖演女一，柳巖是大鵬的好友兼女神，“劇本都沒有他和柳巖的合作讓他更感興趣。”幾天後，大鵬和柳巖確認加入。
2018年12月11日，《受益人》在重慶開機，拍了55天。通告說今天拍四場戲，申奧就拍四場，到了下午“按時交作業”，從來沒說拍不完。王易冰作為製片方覺得申奧“特別可愛”，“現在拍電影很貴，豬肉都四十塊錢一斤了”，有次他問申奧，“你吃飯是不是把米飯劃成九格，菜劃成九格，一口米飯配一口菜吃？”
拍攝期間，有天甯浩說來探班，看粗剪素材，當時甯浩正在忙《瘋狂外星人》的宣傳，他感覺申奧拍得太快太順了，有點不放心。甯浩到酒店的時候申奧在外面拍戲，申奧叫劇組人拖住他，一定等他回來再給甯浩看。回程堵車，他緊張，手腳冰涼，一路不說話。晚上八點，甯浩說先看了，等會兒還有事，“傻逼了！”他心想。到剪輯室門口，聽見甯浩哈哈哈地笑，他覺得他成功了。
2018年12月，重慶，申奧在《受益人》拍攝現場。攝影：杜澍一。
—— 完 ——
題圖：2018年，《我不是藥神》拍攝中。全部圖片來自被採訪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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