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 文| 張禹洪
責 編| 汪宗白
十幾年前，有次我去西北某省公幹，在長途汽車上目睹了一場“可樂罐中大獎”的可笑騙局。乘客除了我之外，從衣冠可辨都是本地的鄉民。彼時離熱片《瘋狂的石頭》公映已過去一年多，在現實中看到六七個人以不同的角色幾乎將電影中的場景復刻下來，感覺尤其荒誕。
當時心想，他們的劇本是來自《瘋狂的石頭》，還是閉塞到根本不知道有這部電影，他們的表演僅僅與電影中的場景來自同一個源頭。車上除了做局的那幾個人之外，便是無動於衷的鄉民和我，顯然他們的目標是我。我一言不發並津津有味地看完整部“小品”，他們見我未上鉤，竟主動與我寒暄，並友好地一一與我握手，提前下車了。
同一年也是坐大巴車出行，坐在我前排的“半癱”老漢“撿”到了一袋美元，牛皮紙袋裡面全是百元美鈔，他口齒不清地表示要去大同三院治病，並詢問這些綠色鈔票的價值。周圍幾位乘客一邊討論起人民幣與美元的匯率，一邊掏出錢來欲與老漢換錢。儘管他們的表演很逼真，但並沒有人上當，於是不久，他們也就一起下車了。
《瘋狂的石頭》劇照
兩幕鄉間小品儘管讓人忍俊不禁，也在我腦海留下一個問號，即這些人的表演實在太好了，他們有這樣的才智和投入的精神，要是乾點別的事情，也能小有所成吧，何苦在大巴車上自欺欺人呢，他們這樣做究竟是聰明還是愚蠢？
01 如果有更多的錢，會用來做什麼
今年新科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比吉特·巴納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夫婦在2011年出版的《貧窮的本質》一書中，曾提到過一個現象：“總體來說，窮人的首要選擇顯然是，讓自己的生活少一點乏味。這可以是一臺電視機，也可以是一點兒特別的食品，比如一杯加糖茶。”
時過境遷，吃不飽飯常常不再是窮人的標籤，他們除了手裡沒有多少錢之外，生活上還有哪些不同呢？作家喬治·奧威爾在《通往威根碼頭之路》中這樣描述窮人的生活：“他們的食物主要有白麵包、人造黃油、罐裝牛肉、加糖茶和土豆——這些食物都很糟糕……特別遺憾的一點是，你手裡的錢越少，你就越不願意購買健康食品。一位百萬富翁可能喜歡橘子汁和薄脆餅乾當早餐，但一位失業人員是不喜歡的……當你陷入失業狀態，你並不想吃乏味的健康食品，而是想吃點味道不錯的東西，總會有一些便宜而又好吃的食品在誘惑著你。”
阿比吉特·巴納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夫婦在《貧窮的本質》中說：“在摩洛哥的一個偏遠山村，我們遇見了一個叫歐查·姆巴克的人。我們問他，如果有更多的錢，他會用來做什麼，他說會用來買更多的食品。我們接著問他，如果有更多更多的錢他會買什麼，他說會買更多好吃的食品。於是，我們開始為他和他的家人感到遺憾，因為在我們坐著的房間裡，我們注意到了一臺電視機、拋物面天線及DVD播放機。我們又問他，如果他覺得一家人都吃不飽的話，為什麼還要買這些東西呢？他笑著回答道：‘哦，電視機比食物更重要！’”
於是我開始懷疑，那些極少數鄉間無賴賣力表演的低劣詐騙行為，對他們而言，是一種娛樂，準確地說是自娛自樂。現實中更普遍的是賭博，這類社會牛皮癬在基層社會中屢禁不止，甚至將場所搬到網絡社交工具上。
如果不願意出遠門打工，少數鄉間無賴通過犯罪“遊戲”，讓農閒時光並不那麼乏味，如果有獵物上鉤，那真如中了彩票。比這更嚴重的犯罪行為，則是舊中國的匪患，比如幾十年前的湘西地區，那些“老實巴交”的窮苦莊稼人並不把劫殺過往客商當作多麼傷天害理的事，更像一起做“遊戲”，甚至是一種約定俗成的社會儀式。
表面上，這些行為有經濟上的“理性”的自利目的，實際上還有超越理性的、更深層的心理訴求。這種心理訴求又與貧窮互為因果，彼此纏縛。《貧窮的本質》一書中也提到，“大量記錄顯示，發展中國家的窮人會花很多錢來置辦婚禮、嫁妝、洗禮等，這可能是怕丟面子的結果。”
阿比吉特·巴納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夫婦說：“印度婚禮的花費是眾所周知的。在南非，在大量老人及嬰兒出現死亡的時期，人們制定了葬禮應花多少錢的社會規範。根據傳統，人們只需將死去的嬰兒簡單埋葬，但要為死去的老人舉辦隆重的葬禮，葬禮所需費用為死者一生的積蓄。由於艾滋病毒的泛濫，很多年輕人還沒來得及為自己積攢葬禮費用，便撒手人寰了，而他們的家人迫於傳統仍要大操大辦。對於剛剛失去了一個未來勞動力的家庭來說，可能需要為葬禮花費3 400蘭特（購買力平價約825美元），或者該家庭40%的年收入。在舉行這樣一場葬禮之後，這個家庭顯然再沒有多少可用的積蓄了，更多的家庭成員則會抱怨‘吃不飽飯’。即使死者生前沒有掙過錢，情況也是一樣的。這表明，葬禮的花費是導致貧窮的主要原因。葬禮所花的錢越多，人們來年就會變得越沮喪，而他們的孩子就越可能被迫輟學。”
同樣在我國不少地方的農村，也有把喪事辦成村中節慶的陋習，比如擺流水席，並請戲班唱三天戲。在老人在世時不那麼孝敬的子女們在操辦老人葬禮的花銷上同樣也很鋪張。這些現象指向了一個問題，為什麼人們要這麼做？
02 遊戲難以用理性來解釋
荷蘭著名語言學家、歷史學家約翰·赫伊津哈在其鉅著《遊戲的人——文化的遊戲要素研究》中指出，絕大多數人類行為都存在著與遊戲扯不清的關係。
在他看來，“人類社會的重要原創活動從一開始就全部滲透著遊戲。就拿語言來說吧，語言是人類為了交流、教化和發號施令而首先形成的最重要的工具……在言談和語言的形成過程中，精神在物質和心靈之間持續‘放電’，似乎在玩這種神奇的命名技巧遊戲。每個抽象表達的背後，都蘊藏著最豐富的想象力的比喻，而每個比喻都是文字遊戲。就這樣，通過對生活的表述，人類創造了另一個與自然界共存的詩意世界”。他甚至認為，文明生活的重要原生力量——法律與秩序、商業與利潤、工藝與文藝、詩歌、智慧和科學，都源自神話和儀式，都植根於遊戲的原始土壤中。
遊戲本身是不能用人的理性來解釋的，因為小貓、小狗也會一起玩遊戲。赫伊津哈還駁斥了各種關於遊戲的猜想，這些猜想的出發點均假設，遊戲必定是在為某種不是遊戲的東西服務，雖然很多學者都強調了遊戲不涉及功利。
遊戲不是“平常”的生活，它作為臨時活動插入生活，這種活動能實現自我滿足並在滿足時結束。在赫伊津哈看來，遊戲本身有時間限制，“遊戲開始，然後在特定時刻結束”，和文化一樣，遊戲有固定形態，它傳播開來，形成傳統，無論何種遊戲，都可隨時重複。“遊戲最重要的一個特徵就在於這種重複功能 。”赫伊津哈說。
不僅如此，“比時間限制更醒目的是空間限制。所有遊戲都是在遊戲場所中進行、在遊戲場所中存在……競技場、牌桌、廟宇、舞臺、銀幕、網球場、法庭……在形式上、功能上都是遊戲場所，即隔開，圍住奉若神明的禁地，特殊的規則通行其間。所有這些場所都是平常世界裡的臨時世界，用於進行與外界隔絕的活動……所有的遊戲都有自己的規則。”
遊戲的人則在規則中扮演某事、某物和某種行為，這是“儀式”一詞的原意，而演出或行動的內容即為“戲劇”，意思是在舞臺上再現的行為、行動。此類行動，可以是表演，也可以是比賽，以嚴肅的態度從事“不嚴肅”的事。
赫伊津哈認為，玩遊戲的樂趣，令一切分析、一切邏輯解釋束手無策，這可與阿比吉特·巴納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夫婦同樣發現的“電視機比食物更重要”相印證。
而在吃不飽飯不再作為貧困標籤的今天，沒有多少錢的人往往並不是時間上的窮人，他們有巨大的人口基數。相反，中產及以上人群常常是時間上的窮人，除了與前者同樂的王思聰。海量的沒有多少錢卻有時間的人，不但讓流量明星一夜暴富，也催生了《奔跑吧兄弟》這類讓明星做遊戲的熱門綜藝，這個土壤中還崛起了拼多多這樣的新貴電商平臺，以及騰訊這樣的互聯網巨頭。
03 稀缺的陷阱
一個互為因果的事，即如果一個人將更多的時間投入各種“遊戲”，那麼他將情願或不情願地“活在當下”。“遊戲”常常是隔絕眼前生活現實和苦惱地避難所，同時它填補時間上的空洞，使得生活沒那麼乏味。
讓人感覺愉悅的遊戲往往是廉價的，它為生活帶來平衡的同時，也帶來短視的後果，讓人在小範圍中自我重複，進入“稀缺”狀態，即每一次決策，表面上是為了對付生活中稀缺，結果又加重了這種稀缺。正如那些在交通工具上行騙的人，為了賺錢，明明有更好的選擇，這種低劣的騙術就算坑到一兩個人，但絕不可能使他們致富。正如投資領域最流行的錯誤觀點——“錢多的話就價值投資，錢少的話就賭一把。”
哈佛大學教授森德希爾·穆萊納桑在《稀缺》一書中指出：“正當人們感到他們缺少某種東西時，他們的思維會受到影響。缺的是什麼並不重要，感到自己缺錢、缺朋友、缺少時間或卡路里都會使人陷入類似的‘稀缺思維’中，而這種思維恰恰才是稀缺狀態一直延續的本質。”
也就是說，“稀缺思維”導致的格侷限制，限制住了人的眼光，這並不是一個智力問題。相反，底層的“智慧”常常讓人瞠目結舌。明末著名文人王鐸在《大店驛》一詩中寫道：“世亂人多智。”可以想見，此前他經歷了一段不太愉快的旅程。在今年同時也是第一部斬獲金棕櫚獎的韓國電影《寄生蟲》中，來自底層社會的一家人也把他人的善良當作愚蠢，視機謀當本領，並感慨“只有上流社會才有資本這樣愚蠢吧” 。
如果我們用遊戲的心態來面對現實的日常生活，以不那麼功利的眼光來看待現實，這有可能是打破現實困境的方法。人們常常把結果看得太重，同時又幻想著一步登天，這是一種自欺狀態。他被這個結果給“定義”了，這要麼使他畏縮，失去行動力，要麼使其做出極端的行為選擇，甚至違法犯罪。相反，以嚴肅的態度做事，而事情本身並不被視為嚴肅的，儘管有目標，將目標細分為最微小的步驟，但不以結果為導向。這可能是走出“稀缺陷阱”，擺脫窮人心態，結束自欺狀態的心理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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