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本口述史《難得本色任天然》，是關於我自己的一些經歷。那這件事是我兩個朋友推動的，一個是王岐山，一個是馬凱。王岐山和我當年是作為朋友之間交往，馬凱同志原來也是我的學長，在我六十五歲生日的時候，他們送給我一首詩，描述我的性格：“半生長卷已斑斕，更有殊才上筆端，最是較真終不改，難得本色任天然。”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說一說這樣一種性格是怎樣形成的，通過說我的故事，我想表達的是在我們國家的變革中，我們每個人的角色——我們每個人都是時代洪流中的一部分，每個人都一起構成了宏大的歷史。
前不久，在7月1日，《求是》雜誌和我約了一個筆談，我寫了一篇短文叫做《不忘初心，永久奮鬥》。怎麼理解永久奮鬥呢？這是毛主席在延安說的“永久奮鬥就是奮鬥到五年，十年，四十年，五十年甚至到六十年，七十年，總之一句話要奮鬥到死。沒有死就沒有達到永久奮鬥的目標。”今年是我的本命年，我72歲，1947年生。基本上和共和國同齡。習總書記在北大的講話中說過，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機遇和機緣，都要在自己所處的實踐條件下謀劃人生、創造歷史。
我的革命基因來自於我們黨奪取政權站起來的過程。我的家鄉叫江西萍鄉，萍鄉就是過去安源煤礦的所在地，安源煤礦是工人運動的策源地，而且它還是毛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的策源地。我的父親和母親當年是在毛主席的窯洞前舉行的婚禮，同一天結婚的還有鄧小平和卓琳。
孔丹的父母（左一、左二）與鄧小平夫婦同一天結婚
我父親參與了中國站起來的歷史過程，他很年輕的時候就做過中共中央的組織部長，二十五六歲，跟在座的同志差不多的年齡。後來又到南方局，總理做書記，他做組織部長，後來又做社會部，也就是情報機構。所以基本上他有長期白區做情報工作的經歷。
我的幼年和少年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從1949年到1976年，一共17年，我們那個年齡的人，都會說一個17年，一個10年，兩個加起來是二十七八年，就是我們改革開放前的近三十年。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這是當時大的背景，我們在北京作為小學生，中學生，是在這個背景下成長的。
我知道在座的都是學霸，跟你們相比我很慚愧，我沒有機會到清華這樣一個高等院校裡來，但是我當年也是好學生，按照毛主席說的“又紅又專”的三好學生。所以我當時在北京四中，在六十年代，我們的畢業生應該差不多有四五十個讀清華，四五十讀北大，大概是這樣一個比例。
那時候我也是很努力的學習，很早我們學俄語就過關了，然後就自學英語。當時我的條件是可以獲得保送到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資格，如果到哈軍工學習就相當於服軍役，參軍了。我自己的目標想做一個清華的理工男，我有兩個理想中的方向，這兩個方向都是國防建設的需要，一個是自動控制，一個是工程物理。自動控制我腦子裡想的是和導彈有關，工程物理就是核工業，我們作為學生在那個時候有很濃烈的家國情懷。
後來在1964年四中、六中、八中有一個學潮，被稱為“四六八學潮”，我們的一批同學認為學校的領導班子壞了、爛了，推行修正主線，他們中的一些人給中央寫了信，學潮就鬧起來了。然後我們搞了“四清”，也是那個時期的運動，北京市委給四中派來了“四清”工作組，因為我是一個可以來平息學院的領頭人，所以我就入黨了。那個時候我能以中學生的身份入黨真的很幸運，當時我們國家很長時間不在中學發展黨員了，剛開始恢復在中學發展黨員，我有幸成為那批的預備黨員，那是1965年，後面我經歷了長達十年的預備期才有機會轉正。
在這期間，在我們正在學習的過程中間，我有一個很明確的目標，就是想去報考清華，我腦子裡沒有任何的想法覺得這和我們的個人發展有什麼關係，就是覺得國家需要國防建設的人才，所以我們要往這個目標努力。我北京四中的學長俞正聲同志大家知道，他就是保送軍工院校的。當時我們大家的願望和理想就是為國家建設服務，有很多的時代背景，包括中資論戰，包括我們國家正在一個和西方帝國主義和蘇聯關係都非常緊張，我們的學生時代是在那個背景下懷揣著讀書建設國家的理想，但是文化大革命爆發了。
後來文革開始，廢除了高考，我們原來正常的求學歷程就戛然而止了，我當年在北京四中的高三，我們正在準備高考，但是因為文化大革命就停止了。這個時期我的家庭和黨、國家和人民，一起承受了巨大的災難。我遭遇了這樣一個人生際遇，碰到這樣一個時代，但是沒有動搖我的信仰，我們組成了一個紅衛兵組織，叫“西糾”，這個時候整個社會都是非常混亂的，都是紅衛兵很暴亂的狀態。大家能想象當時全國各地大城市，從北京首都開始發生了混亂，嚴重的情況到了打砸搶。
“西糾”成員趙勝利、孔丹、秦曉
因為我們北京四中在北京市的西城區，所以我們就成立了一個“北京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後來在歷史上被人叫做“西糾”。現在回頭看我們“西糾”是對文革潮流的一種反動，和當時中央推動的文革潮流是對立的。我們當時做了一些事情：保護著名的鋼琴家劉詩昆；當時有成千上萬的紅衛兵到北京來串聯，我們在北京站秩序混亂——周恩來總理親自找我們幾個負責人佈置在北京火車站維持秩序；當時被民族學院揪鬥的班禪，我們保護他的生命安全——這也是周總理親自部署的。還有一些藝術家的家屬等等，我們還和當時的造反派，比如說地質學院有一個組織叫“東方紅”，北京航空學院的“紅旗”組織發生衝突，這些都是當時我們做的。
“西糾”這件事，對我個人的命運就影響很大。我的母親在周恩來總理身邊工作多年——她1953年被調到周恩來總理辦公室，所以我少年的時候是在總理身邊長大的——後來我的母親被四人幫迫害，被江青點名，最後她就自殺了。我的父親孔原，他長期是我們的情報戰線的領導人，在文革1966年，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利用“西糾”的事情，對我進行迫害，同時牽連了我的父母。所以我的父親被監禁了，從1966年底到1973年，父親入獄七年——60歲進監獄，67歲釋放。
左一為孔丹的母親許明
右一為孔丹的父親孔原
我自己也被抓起來了，抓了四個月，在裡面的四個月，我要生存，要跟獄友們溝通，同時我也還在學習毛選，學習英語，這四個月為我後來打下了一定的基礎。1966年12月23日，這個日子我記得很清楚，那一天我進了監獄，我的母親就是那一天自殺身亡，我父親那時候也進了監獄。後來到1967年的4月22號，這一天我也記得很清楚，因為是列寧的誕辰，那一天我被釋放了，周總理包括江青還有當時的中央工作小組，後來四人幫的成員在大會堂接見我們，所以我的監獄生活比較短，就是四個月，我父親就比較長——在監獄待了七年。
所以這是我個人的人生際遇， 我曾經有一個清華大學的夢，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我們的夢破滅了，我們就走上了另外一條路，跟各位學子比，我們的命運是另類的。所以我人生的第三個節點就是上山下鄉，我把它叫做“社會大學”，也叫“江湖大學”，“江湖”就是廣大的社會實踐。我到了陝北，在延安延長縣的高家溝插隊，在那裡待了四年。
“上山下鄉”時期的孔丹
我們的父輩來自於人民，為人民打江山，為窮苦人翻身，艱苦奮鬥幾十年。所以我們到人民中間去，和人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瞭解人民的疾苦，我們的初心和使命既來自父輩，從事革命鬥爭和建立新中國的理想信念的傳承，也來自於我們與勞動人民的親密接觸，這是“上山下鄉”給我們這一代人獨特的力量，給我們帶來的精神財富。我們親身感受到人民渴求脫貧致富改變農村面貌的強烈願望。
我們當時是實實在在的腳蹬土布鞋，身穿土布衣，有的還扎著頭巾、插著旱菸袋，和我們朝夕相處的都是農民兄弟，這是我們當年陝北農民的寫照，我當時的感覺覺得還是很瀟灑的。我覺得陝北不僅是我們勞作物的土地，而且是我靈魂的故鄉。那些老鄉不僅僅是陪伴過我的鄉親，而且是我精神的手足。如果你有這樣的經歷，就會知道現在我們黨和國家的政策從哪裡來——為了解決我們中國主要的大多數人口的農民的困難，怎麼改變他們貧窮的狀態。
知青生活在田間勞動，左二為孔丹
我們在勞動之餘一直在讀書，我曾經去上海時，當時擔任上海市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跟別人說：“孔丹在窯洞裡還在讀黑格爾，你知道嗎？”所以他老調侃我，說給我們講講黑格爾的邏輯學吧。其實我相信多數的知識青年的生活，不像有些電視劇和文學作品裡面的描述的那樣。有一個電視劇很有名的，叫《血色浪漫》，裡面描繪的這些知識青年整天偷雞摸狗，不幹活，談戀愛，都是這一套。有人對我說，孔總你們當年那麼浪漫，我很羨慕。我說我們沒有這樣，都是老老實實的做農民。
在勞動之餘，我們的精神生活就是讀書。讀好多類的書，黑格爾其實只是一種能夠索取獲得到的書籍，因為公開出版了。還有一些書當時在六十年代叫做內部書，黃皮書就是文藝類的書，包括當時前蘇聯的一些，當時我們認為是修正主義的一類文學書籍，還有灰皮書，有一些政治和戰略內部的書籍，還有大學的教材。在陝北，我們也讀大學的通用課程，也讀一些名著。
黑格爾《邏輯學》
我們的條件很艱苦，在陝北打石板，用樹杈支在窯洞的壁上，那時候消費最主要的是買煤油，晚上讀書。在陝北我們晚上耕地，牛要夜裡上山，早上下山。寂寞了，我們就唱歌。唱酸曲，陝北人唱信天游，情歌，酸曲，我在那裡學了幾十首酸曲，到現在我還能唱，也是我生活的樂趣。同學們前一段時間一定讀過一本書叫《習近平青年知青歲月》，那本書裡面有幾十篇訪談，其中有一篇訪談是對我的訪談，我在那個訪談裡面做了一個對習近平同志的對比，那個題目叫做《陝北青年》——他真是不容易，也真是不簡單。1969年初習近平15歲去陝北，我是22歲去陝北，我跟他差了七歲。他是22歲離開陝北到清華來讀書，22、23歲差不多是一般本科學生畢業的年齡了。
我們當時離開北京，車一開，火車站站臺上面一片哭聲，大家背井離鄉，我當時看他的講述，他跟我差不多，我們有解脫的感覺，離開北京的迫害沉重的環境，我們就解脫了。我們家庭背景也近似，他父親習仲勳1962年受到迫害，1978年才平反。我父親1966年被監禁，1973年被釋放，1975年平反，應該說他家庭承受的壓力更大。習近平1974年在農村入黨，但是按照他的家庭背景，當時他父親還是“黑幫”——我們的父親當時就被叫做“黑幫”——他怎麼能做黨支部書記？這充分說明了他的能力非常強。
我是1965年入黨，我在農村幾次整黨運動都轉不了正，因為我的家庭問題，我們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術語叫“可教子女”。可以教育好，還能教育好，但是就是不給我們機會轉正。所以我到了1975年才轉正。他讀書的範圍更廣闊，目的性更強，他的志向很大，很早很早讀軍事類的書，我們當時看什麼？二戰的回憶錄而已，像《朱可夫回憶錄》，而他讀《戰爭論》，他會把有些地圖放在炕上研究，到今天想想軍改這件事，多少艱鉅的系統性的事情，我一直在想這樣一個領袖是怎樣產生的？我想和他早年這樣的基礎有關係。
大家可以把自己跟他對比。我想，不是說他當初就是想做領袖了，而是他紮根在人民中間，但是他的志向遠大，我跟他對比，我自愧不如，有差距。我曾經跟黨校的領導同志講，我說我作為一個普通黨員評論我們黨的領袖，用這種口氣說話有沒有點不恭敬？後來他說你放心，這個經過探討了。大家想一想，當時他15歲是少年，我是青年，他的家庭壓力更大，他更勤奮的學習，志向遠大。所以我一直有一個說法，歷史的規律要認識，但是很多事情要通過那些真正有對歷史的規律有悟性的，有戰略自覺的人，通過他們的手才能得以實現。
知青時代的習近平
所以延安這個地方很厲害，歷史上有兩次大規模的人到延安，一次是中央紅軍，經過長征，最後從延安走出了毛澤東；第二次大批的人到延安就是知青上山下鄉。怎麼評價這件事？我覺得這就是歷史，不是簡單的說對和錯，而是說要放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看。為什麼搞上山下鄉？有平息文革的考慮，也有一項是解決社會就業的問題，這是一個空前的，也是絕後的一件事。可是就這件事竟然造就了我們黨的最高領袖。
所以這一段我為什麼要著重講，雖然我們經過了文化大革命，經過了曲折，而且上山下鄉就是文革的構成，不是在文革的之外——1966年到1968——1969年學生鬧事，然後到1968、1969年大片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它對學業的連續性的影響和阻斷是顯而易見的。我不願意隱去的一段歷史是，實際上那個廢止高考的倡議就是本人曾經在北京四中擔任學生領袖的時候倡議的，就是自己廢了自己的武功，但是其實我想跟大家解釋一句，實際上是中央已經決定了廢除高考，但是跟我們有一個吹風，然後覺得我們有影響力，說四中你們帶頭寫一封信給中央。所以我現在名聲很不好，你查我的老底，名聲不好就是這件事，自己廢自己武功，所以大家說你沒有考上大學是罪有應得。
我想說這麼一段經歷，我覺得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之所以有深厚的群眾基礎，其實就是總書記心裡時刻裝著人民。這兩天的新聞我看到農業部長和國務院扶貧辦的兩位同志都明確說了，明年徹底要消滅貧困，這是一個極其宏大的工程，在我們手裡要完成。我覺得總書記以我對他的理解，他深刻理解人民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總書記在陝北的根扎的有多深，他執政為民的初心就有多堅定，率領我們党進行的脫貧攻堅戰就能取得多大的勝利。
我自己的經歷就不多說了，1976年是一個重要的年份，這個對年輕同志來說，你們應該還是要注意有幾個歷史節點，那一年1月周恩來總理逝世，7月朱德逝世，9月毛主席逝世，之後在10月，不到一個月就抓捕了四人幫。這個爆發點是在4月份，在清明節首都人民走到天安門前，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敬獻花圈，被鎮壓了，歷史上稱為“天安門事件”，後來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幾個重要的節點就是為天安門事件平反，這個歷史的節點就發生重大的轉變。
“天安門事件”首都群眾自發悼念周恩來總理
我的認識是，在一定意義上，歷史的邏輯是從反面展開再返回到正面，再深化出來，沒有百年被列強打壓，就沒有民族復興的歷史長遠的展開。大家現在說“百年之未有大變局”怎麼理解，我覺得起碼要理解到我們這個歷史的起點和中間的階段，我們可以再往前看，因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不僅是說中國，也可以說全世界，有人說這個“百年”要從三百年說起，還有人推到李鴻章說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總而言之，這是我們復興道路的起點。沒有各種道路痛苦體驗，歷史和人民不會做出正確的選擇。
你看李鴻章，他作為老臣花了很大的精力想挽救這個局面，但是他成為了一個恥辱外交的承擔者，所以沒有左傾入侵帶來的紅區95%，白區幾乎100%的慘痛損失就沒有毛主席正確路線的確立。其實毛主席地位的確立不是遵義會議，一直到延安還有一段時間，當時王明還佔有相當大的高的地位。毛主席在七大上確定下來的領導地位實際上是痛苦，是鮮血，是犧牲形成的。所以，沒有文化大革命給全黨全國從高層領導到廣大人民群眾——像我這樣的人民群眾——帶來的衝擊、反思，就不能有後來堅定回到曾經被偏離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上來，就沒有小平同志提出來的改革開放，不會有中國的今天，更不會有中國的未來。
所以文革對我們中國來講，對我們民族的命運來講，當大家都從反面看的時候，你從另一面看到其實它起著一個極大的像火箭的助推器的作用——反向的助推器——我的說法是後來找到了根據，我以為是我自己聽了這麼兩句話，鄧樸方說老爺子也是這個看法，他說應該說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訓，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訓不可能制定十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政治、組織路線以及政策。三中全會的確立由階級鬥爭為綱轉到以發展生產力、建設四個現代化為中心，受到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擁護。為什麼？就是因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較，文化大革命變成了我們的財富，我講的這一段就是想說一下在我們祖國，我們國家的變革中間的文革是有它特定的一個歷史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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