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技術發展的最大價值就是爭取最小代價。更進一步而言，是要通過預防性建章立制來確保科技創新與應用的安全邊界、壓縮技術反噬的空間。
今年10月29日，特朗普連發數條推文，抨擊前往國會作證、配合彈劾總統調查的人偷聽他的電話作證指責特朗普。
他憤怒地寫道：“當所有人需要做的僅是去讀讀那份通話文字記錄的時候，還要有多少‘特朗普黑’來對一則本就完全恰當的通話作證！我知道有人在偷聽我的電話(我怎麼可能說不恰當的話呢？)，”他繼續問道，“可咋就能有這麼多人？”
不僅美國總統被偷聽困擾，被偷聽早已悄無聲息地侵擾我們的日常生活，讓我們防不勝防又無可奈何。
美團、餓了麼等電商類、資訊類、音樂類App被質疑偷聽、偷看，即便相關企業接連否認，但質疑並未平息，澎湃新聞的一篇報道中甚至提到，有技術團隊僅用了不到5個小時，便在技術層面實現了在App鎖屏情況下的持續後臺“監聽”。
而我們的鄰居韓國，也遭受偷拍的侵擾。據報道，韓國製藥公司富二代在6年間偷拍超30名女性，韓國記者在匿名聊天群分享偷拍視頻等事件接踵而來，披露了觸目驚心的韓國偷拍風氣。
更令人擔憂的是，隨著邊緣計算（邊緣計算可以解決傳輸成本、存儲成本及雲端搜索等問題）越來越成熟，“偷拍”、“偷聽”等的成本還將大大降低。顯然，技術進步的陰暗面溢出，成為一把高懸在每個人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科技大爆炸的技術反噬
毋庸置疑，我們正經歷一個前所未有的科技發展大爆炸時期。
未來學家Kurzweil認為，達成整個20世紀100年的科技進步成果，按2000年的發展速度只需20年，2000年開始只需14年， 2014年開始只需7年……按加速回報定律，人類在21世紀的進步將是20世紀的1000倍。
但新技術萬馬奔騰、風起雲湧的同時，技術反噬也愈發強烈，“偷拍”與“偷聽”事件僅僅是其冰山一角。具體而言：
一，對智能系統、算法、大數據的依賴，導致更高的信息化風險。
如何更好地保護數據隱私已成為世界性難題。據騰訊社會研究中心和DCCI互聯網數據研究中心聯合發佈的《網絡隱私安全及網絡欺詐行為研究分析報告（2018年上半年）》顯示，2018年上半年， Android端獲取隱私權限的手機APP佔比已經達到99.9%；iOS端獲取手機隱私權限的APP比例達到93.8%，較2017年呈上升趨勢。
科技巨頭一手大數據、一手算法，既可對用戶進行價格歧視、完全剝奪其“消費者剩餘”，也可通過個性化推薦算法來限制用戶的信息來源，搭建“信息繭房”。
偷聽、偷看事件的爆發也折射了科技企業們搶灘用戶數據的勃勃野心。
二，科技狂熱下，社會、商業等常態化運作秩序被釜底抽薪。
科技正在以越來越快的速度改變人的生產、生活方式，打破整個國際經濟、政治、社會的原有秩序。
如道德倫理層面，人類胚胎幹細胞技術的應用仍存在是否“跨越道德底線”爭論，基因編輯嬰兒、“克隆人”工程更是人倫綱常邏輯的極端對立。
再如商業運作層面，“理論概念—實驗室小試—中試—工廠”四階段的產業生命週期也被顛覆，產業偏態運作盛行——即在理論概念階段就被資本過度炒作，形成斜率極高的風口（泡沫），結果漲得快、吹得高、跌得也快、摔得更重，以致瘋狂過後出現斷崖式洗牌。
最為典型的就是共享單車，一度位列中國“新四大發明之一”、備受資本追捧，僅2016年下半年，總融資金額就超過30億元；但沒料到不過兩三年，風口就停了，不僅超50家單車企業倒閉，甚至連“老二”ofo也深陷“押金門”。
一地雞毛下，超20座城市堆起了“共享單車墳場”，其中廈門同安區驚現一座7米到10米高的廢棄單車山，預計到2020年全國將因此產生15萬噸的廢金屬，相當於2.5艘航空母艦結構鋼的重量。
三，科技將構建牢不可破的階級壁壘，撕裂社會。
從經濟邏輯考量，科技加劇社會財富的馬太效應，畢竟自動化、機器人的使用，減少勞動力需求；同時，技術水平的差異化導致勞動者收入必定不同，從而拉大貧富差距。
可怕的是，人類在經濟上的差別將首次轉化成生物上的差別，“生而平等”這一基本權利也將趨於失衡。
隨著基因圖譜被打開，富人可以修剪基因，或延長壽命、或人類增強，甚至“定製後代”，而沒有條件操縱基因的普通人、窮人則成為時代的失落者，甚至連生命權都無法保障。
毫無疑問，從經濟到生物的極端階級對立將造成難以彌合、前所未有的社會大撕裂。
四，科技複雜度與規模的抬升，造成認知困惑與分裂。
當人類把“低垂的果實”摘光後，撞上了非線性、高複雜度臺階，以致如今舊科學理論被顛覆、新科學理論尚未成形，進入混沌的拐點期。
最典型的例證就是相比牛頓“奇蹟年”（一生中科學貢獻最多的那一年）出現在23歲、愛因斯坦在26歲，如今一個科學家30多歲的時候可能才剛剛摸清楚自己學科的框架。
在此背景下，連科技圈大佬任正非都苦於進入“無人區”，普通人更是辨不清方向、看不懂趨勢。
技術的正負面效應
究竟是什麼導致技術的正、負面效應在這個時代劇烈衝撞？
首先，從唯物辯證法層面看，技術狂歡與代價的同時存在有其必然性。
一切存在的事物都由既相互對立、又相互統一的一對矛盾組合而成，科技也不例外。
以原子裂變技術為例，如果說曼哈頓計劃是該技術應用於和平的體現，對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起關鍵性作用；那麼兩顆原子彈牛刀小試之後表現出的空前巨大、長遠的破壞力，則盡顯技術負面效應。
其次，從技術的社會性應用邏輯來看，科技的雙刃劍，其實都是人類自身的映射。
技術往往因人類特定的需求誕生，其應用的背後亦承載著人類的意圖與考量。
但問題是，在任何時期，人類的認識總帶有一定的侷限性，畢竟“我們只能在我們時代的條件下進行認識，而且這些條件達到什麼程度，我們便認識到什麼程度”（恩格斯）。
這種侷限性導致科技發展總是曲折前行，比如繆勒於1939年發現DDT並大規模用於農藥，但直至1962年卡遜出版《寂靜的春天》後，人們才意識到DDT已對自然環境和人體造成不可逆的傷害。
因此，無論是秩序失衡還是貧富差距增加，科技都只是起到了強化作用，在技術發明與應用的背後，反映的是個人或一些人在一定歷史階段形成的有限的目的和價值判斷。
最後，科技被資本裹挾，進一步放大負面效應。
且不提，現有技術在經濟邏輯和經濟利益驅動下，出現失範轉化。如韓國數百億美元的色情市場（2007年就超過121億美元）催化的微型偷拍設備產業鏈，再如全球840億美元程序化廣告產業催生的各類App偷聽事件，皆為實證。
哪怕僅搬出新材料、新技術的概念，就能成就無數風口“好故事”：根據Crunchbase發佈的報告顯示，2018年是歷史上未上市的創新科技公司整體融資最多的一年，有超過56%的私營科技公司都通過超大型風險投資完成融資，尤其在2018年第四季度中，61%的風投資金來自數億美金到數百億美金區間的交易。
與此同時，技術成長型交易則出現銳減，從2017年298.6億美元的總額下滑78%至2018年的167.6億美元。
風口狂熱與科技成長領域遇冷的鮮明反差，昭示著資本正在一條快進快出賺快錢的路子上狂奔，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人類究竟如何面對技術發展？
綜上，技術大爆炸讓人類過早掌握了變革的手段，而人文、觀念、思想都跟不上，社會的適應能力遠遠落後，使人類面臨空前兇險的技術反噬。
那麼，人類究竟該如何面對技術發展？
事實上，百年來，無論是20世紀初尤因警示“人類在還能夠掌控自己之前就先具備了掌控自然的能力，這個事情將要引起不可預測的後患”，還是1969年底，關心科學工作者聯盟的成立，都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對技術發展的思考。
福卡認為，技術發展的最大價值就是爭取最小代價。
面對讓人又愛又恨的技術，我們既不可能發明一種像青黴素這樣的特效藥來修補生活、生產次序、彌合社會分裂，也不可能因噎廢食，因此限制科技的發展，畢竟只要其積極的一面比負面效應多出哪怕1%，歷經數十年甚至上百年，其正效應複利仍將讓技術穩坐“第一生產力”的寶座。
因此，面對技術進步的關鍵就在於壓縮技術的負面效應。
更進一步而言，是要通過預防性建章立制來確保科技創新與應用的安全邊界、壓縮技術反噬的空間。
基辛格在《啟蒙運動的終結》中提出，“當下已存在可以統領一切的技術，但需要哲學的指引”。落到具體實踐中，便是以體現哲學意志的規章制度為載體，搭建指導框架來為技術發展保駕護航。
一方面，強調人文性，技術發展從單一的經濟邏輯主導思維，向哲學、人文和科技整合發展思維轉型。
科技創新和促進創新擴散的科技成果轉化唯有建立在“人文與倫理邏輯”默認前提之上，才能真正實現其推動人類進步的使命。
例如，在生物、生命領域，必須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更高戰略視野來審視和引領相關技術的發展與應用。
另一方面，加快法律法規的完善、行業標準的設置與相關部門的建立。
進而以制度規範保障科技創新與科技成果轉化有序、有活力且符合規範，同時，提高技術負面效應預研、預判、預防與失範補救效能。
如歐盟在去年5月25日生效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對數據信息應用設立邊界，嚴禁科技公司利用模糊或混淆的陳述來讓用戶同意向他們提供數據。
由此，法律法規、人文倫理、行業標準等將織成一張經緯網，牢牢捕獲技術發展中的失衡與失序，推動技術創新與成果轉化向著“促進人類美好生活”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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