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發生了抗議，政府切斷了所有通訊，我無法與家人交流，真的很難過。”
北京時間10月18日傍晚，在北京語言大學學習漢語的伊朗姑娘格扎萊（Ghazala）在社交媒體上表達了自己的焦慮心情。在她發出這段話時，她的國家已經進行了48小時的網絡管制，她一直沒能聯繫到身在德黑蘭的家人。
11月15日，伊朗宣佈將汽油價格上調50%（約5美分），並限制低價汽油的購買量。在此決定發佈後第二日，馬什哈德、設拉子、阿瓦士、錫爾詹等多個伊朗城市爆發了抗議活動。
在過去的4天裡，伊朗官方新聞通訊社承認全國發生了多起暴力抗議事件。示威者們點燃了卡車、銀行、加油站甚至警察局。截至目前，抗議已經造成逾百人死亡，數百人被警方逮捕，伊朗政府因此啟動了網絡管制，目前仍未恢復。
一直以來，伊朗人早已習慣了廉價到幾乎免費的汽油，這甚至被視為一種與生俱來的“權利”。因此，油價暴漲對普通人造成的心理影響不可估量。
當然，伊朗近年來並非沒有經歷過大規模街頭抗議。2017年年底，不少德黑蘭民眾就因為雞蛋漲價等民生議題走上街頭。最新一波抗議雖然同樣圍繞日常民生議題展開，但背後卻暴露出伊朗更大的經濟問題。
失去的“權利”與失控的經濟
“一些伊朗人將免費汽油視為一項與生俱來的‘權利’。” 一家伊朗互聯網企業的高層兼伊朗政策分析人士阿里（化名）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說道，“實際上這些（抗議的）人已經失業了一段時間，所以他們也就放任自流了。”
伊朗擁有世界第三大已探明的可開採原油儲量，因此其政府本擁有不少經濟政策手段，能夠用石油紅利來對能源、食品和供水等產業進行補貼。2018年，國際原子能機構發佈報告稱，伊朗已成為了全球最大的化石燃料補貼提供者，當年就花了至少690億美元。
不過，去年美國宣佈退出伊核協議，並重啟實施包括石油在內的對伊朗多領域的制裁，伊朗的石油紅利逐漸無以為繼。美國媒體Politico評論稱，補貼本是伊朗政府用於穩固民心的重要舉措，現在卻不得不削減，或許說明伊朗經濟在美國的經濟制裁大棒下出現了困難。
“美國實施制裁以後，物價都要乘以5。一年前，1美元可以兌換3.2萬伊朗里亞爾，但是現在1美元差不多能兌15.5萬里亞爾（黑市匯率）。”28歲的伊朗青年阿伊丁·哈姆扎海伊（Aydin Hamzehei）告訴澎湃新聞。
阿伊丁正是阿里口中“失業了一段時間”的人，而他也是美國對伊制裁的直接受害者。他曾在德黑蘭一家公司工作，但美國在2018年5月對伊朗重啟制裁後，這家公司退出了伊朗，阿伊丁丟了工作。
據“德國之聲”報道，在這個擁有八千萬人口的國家中，青年失業率高達26％，而全國人口的40％年齡在25歲以下。
“（現在）一塊大餅的價格是2萬里亞爾（約合人民幣3.3元）左右，但一般伊朗人的工資一個月才2千萬，工資水平根本趕不上物價水平。”阿伊丁抱怨道，“在制裁前，一塊大餅的價格只要6千里亞爾。”
“肉也不停地漲價，因為這個我都瘦了。”阿伊丁半開玩笑地說。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今年10月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顯示，預計伊朗2019年的國民生產總值（GDP）將萎縮9.5％，而這也是1984年以來伊朗經濟最差的數據。在世界範圍內，預計僅有利比亞和委內瑞拉的經濟表現比伊朗更糟。根據伊朗統計中心（SCI）的評估，伊朗2019年的總體通脹率為47.2%，食品和燃料的通脹率高達63.5%。
伊朗官方也不諱言局面的嚴峻性。伊朗總統魯哈尼上週在伊朗南部城市克爾曼（Kerman）講話時承認，國家正經歷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最困難”的日子。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2016年根據《聯合全面行動計劃》（JCPOA）取消對伊朗的國際制裁後，伊朗經濟經歷了超過13%的快速增長，其2017年的石油出口收入達574億美元，而在美國退出核協議並重啟制裁以來，伊朗石油帶來的收入呈斷崖式下降，汽油補貼無法維持。
相較世界上很多國家，上調後（按黑市匯率）約13美分（約合人民幣0.9元）一升的油價仍然很低，但是對於伊朗普通人來說卻是火箭式上漲。在漲價以前，每人每月能以約8美分一升的價格購買最多250升汽油。習慣了汽油像自來水一樣容易獲得的司機們憤怒了。不僅如此，伊朗國內的客運和貨運交通極大依賴公路，一旦汽油價格長期保持高位，日常消費品價格也將受到影響。
事實上，為了提振脆弱的經濟，伊朗政府已經做出了一些調控努力，但收效甚微。
據《金融時報》報道，自從制裁生效以來，伊朗中央銀行拒絕發佈官方的宏觀經濟數據。但是伊朗超市的貨架上到處都是國產食品和藥品，這表明政府已經採取了讓經濟多樣化的措施，以減少制裁對日常經濟的影響。
《金融時報》援引伊朗政治經濟分析師賽義德·拉伊拉茲（Saeed Laylaz）稱，這種表面上的經濟穩定讓政府有信心能夠降低取消補貼所造成的經濟和社會影響。“如果魯哈尼政府在去年美國實施制裁後立即提高汽油價格，會引起民眾更強烈的憤怒。”賽義德說。
另一方面，政府腐敗也是導致調控政策未能平息民怨的原因。
“造成伊朗貨幣的貶值和經濟問題還有一個原因是伊朗政府內部的腐敗。伊斯蘭革命衛隊雖然是一支軍事力量，但是他們也直接參與經濟方面。”阿伊丁對此深有體會，在為公司工作前，他曾自己做過小本生意，然而由於通貨膨脹太嚴重，且“打通政府關係”的成本又太高，最終公司破產了。
“我那時候從國外進貨，要付25%的關稅清關，但其中10%是付給政府遊說者的。”阿伊丁說，“國際貿易只有政府才能控制，如果你有關係還好一些，如果沒有，就做不成。”
“老老少少的普通人都去抗議了”
不同於2017年，伊朗此次抗議者的來源顯得廣泛。據Politico報道，從每日拼車出行的貧窮工人到居住在偏遠西部的庫爾德人，不同行業、民族和地區都有人參與到抗議中來。
“當時（2017年）只有一小部分人上街抗議了，但是這一次好像伊朗人都上街了。”格扎萊對澎湃新聞說，“老老少少的普通人，都去抗議了，這一次真的很奇怪。”
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伊朗曾發生類似的抗議事件，民眾因為“雞蛋漲價”而抗議高物價和高失業率。但2017年底的抗議最終被認為由反對魯哈尼政府的伊朗保守派挑起。新華社此前援引專家分析稱，上一次的抗議潮主要為伊朗內部因素產生作用所致：保守派利用民眾的不滿，在保守派大本營馬什哈德發起與改革派魯哈尼的權力鬥爭，打壓政府，但不料事態失控。
這一次，在伊朗南部城市阿瓦士，抗議者們的口號無關乎大的政治問題，更集中於抱怨政府削減補貼使得“窮人變得更窮了”。
“這些人除了想要回補貼的錢之外，沒有統一的政治信息。”阿里認為，抗議者內部“失序”，“這些人當中的一些希望擁有一個更加民主的伊朗，而另一些人卻是（強硬派）內賈德的支持者。”
不過，伊朗國內的不同政治立場者仍乘機借抗議發聲。有美國背景、反伊朗政府的廣播電臺Radio Farda甚至宣稱，抗議者已經將矛頭對準了被視為統治階層代言人的教士群體以及伊斯蘭革命衛隊。他們襲擊了阿訇們的辦公場所和被認為與革命衛隊有聯繫的銀行等機構。該媒體還公佈了一張街頭抗議者將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的畫像付之一炬的照片。
對此，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近期在國家電視臺發表的講話中說，抗議示威中的一些蓄意破壞行為是街頭流氓所為，不是我們的群眾。反對改革派和伊朗的敵人一直支持這種破壞行徑。
美國白宮17日發表聲明則稱，“伊朗人民正在和平抗議政權的領導人。”德國總理默克爾發言人18日表示，“當（伊朗）人民大膽發出對經濟和政治的不滿時，這是合法的，值得我們尊重。”
“西方媒體對像伊朗這樣的國家的預設是，每次抗議都代表了人民的真實感受。他們認為伊朗人是討厭政府的‘好伊朗人’或支持政府的‘壞伊朗人’。”曾在美國接受教育的阿里說，“因此，當他們看到抗議者時，他們會假設每個抗議者都在為‘好伊朗人’說話。現實情況是，伊朗是一個複雜的社會，有許多意見派別，彼此也會競爭。”
鑑於抗議形勢的嚴峻，伊朗政府10月18日決定向70%以上的伊朗人每月提供現金支付，以補償汽油價格上漲對民眾生活造成的影響，當日晚間已向第一批中低等收入家庭發放了第一筆補助。
伊朗政府稱，政府通過減少補貼所獲的所有收入將返還給最需要幫助的人，通過向伊朗大約1800萬個貧困家庭提供額外補貼，以實現“社會正義”。此前，伊朗政府發言人諾巴赫特曾表示，油價上升和限購的措施預計每年將為伊朗帶來300兆里亞爾的收入。
“人們用在沙發縫裡撿到的錢來填滿自己的油箱，這是一件很瘋狂的事。以這種水平補貼天然氣會導致結構性的逐年通貨膨脹，實際上這比制裁造成的通貨膨脹要嚴重得多。”阿里贊同魯哈尼政府取消補貼的做法，也支持政府要求人民“共渡時艱”的決定，“人人都知道，這項政策（取消燃油補貼）對於任何有意義上的經濟發展都是必要的。”
“我希望我的同胞能夠以更成熟的方式做出反應，並意識到為什麼需要這樣做。”阿里說。
11月20日，身在北京的格扎萊已經通過電話與家人取得了聯繫，從家人那裡瞭解到，目前伊朗多地的抗議已有平息的跡象。
阿里預計，由於政府的安撫措施，抗議活動將放慢速度，但仍將持續一段時間。
“最終，我認為大多數人都會支持這項政策。”阿里保持樂觀，“騷亂、縱火破壞並不代表所有伊朗人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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