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開打前，其實西方國家看好的都是中國。
戰前，大清國在賬面上有百萬以上的陸軍，其中十幾萬是新式裝備的淮軍，他們裝備了大量進口的新式毛瑟、雷明頓、哈奇開斯等先進步槍，還有加特林機槍、克虜伯大炮等重武器，而日軍主要裝備的是自產的春田二十二年式步槍，火炮也主要是自產的青銅炮。雖然清軍的武器型號眾多，五花八門，但就火力來看並不遜色於日軍，甚至還要超過。
開戰前，大清上下也充斥著這樣的論調：
“近年直隸江南籌辦海防所用槍炮又定造於外國著名之廠”，“由是北洋軍械為天下最”，“盛軍利器足與西洋相坍”。
海軍方面，1888年成軍的北洋水師到了1894年的時候，已經被日本聯合艦隊超過，在亞洲屈居第二，但也並不是不堪一擊，定遠和鎮遠兩艘鐵甲艦還是讓聯合艦隊頭疼的存在。
退一步說，就算海戰失利，當時其他國家也普遍相信，大清將憑藉數量龐大的陸軍最終戰勝日本。
然而戰爭結果讓他們大跌眼鏡，北洋水師雖然失敗，還是打得頗為英勇。大清的陸軍卻在日軍進攻下節節敗退，幾乎沒打過一場像樣的勝仗，從朝鮮一潰千里，鴨綠江防線、旅順、威海先後丟失，日軍的進展出奇順利，對清軍形成碾壓之勢，根本不像一個級別對手的較量。
說實話，日本在戰前並沒有打贏大清的把握，這是他們賭上國運的一戰，失敗就很可能萬劫不復。甲午戰爭也是大清最不該打輸的一仗，面對剛剛崛起的日本，大清的體量確實龐大，無論怎麼看，都不應該輸給小國日本。
但事實上，沒開戰之前，清朝就已經輸了。
戰爭失敗的原因很多，有政治上的，有軍事上的，有派系的利益傾軋，有戰術的呆板陳腐，細細道來，未免太過長篇大論，小院本文從事關戰爭勝敗的後勤保障上來入手談一談。
清軍的“糧臺”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以軍事起家的清朝當然也知道這個道理。清朝在戰爭中也有相應的保障機構，那就是傳統的糧臺。
傳統的糧臺靠的是中央政府的撥款，供應的是八旗兵和綠營兵等政府軍，也就是俗稱的“吃皇糧”。
在與太平天國戰鬥中，八旗和綠營表現不堪入目。隨著地方勇營的興起，清政府對傳統糧臺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成為近代糧臺系統。
為了抵抗太平軍，清廷不得不授予地方大員如曾國藩、李鴻章等實權，他們也就擁有了地方上的行政和財政權力，客觀來看，這的確提高了勇營的戰鬥力。
《湘軍兵志》：故曾國藩以客寄虛懸地位,在江西督師數年,師久無功,及膺兩江總督之命,自握餉權,始克大有為,不過五年間,卒攻陷天京。
有了財政保障，湘軍可以自設糧臺，中央政府不再另行撥款，實際上也幾乎無款可撥，糧臺成為湘軍、淮軍等自己控制的機構，它直接聽命於統帥。
左宗棠西征的時候，原來奏請委任督辦糧臺的官員是翰林院侍講學士，袁世凱的叔叔袁保恆。
但是兩個人合作下來搞得很不愉快，於是左宗棠就奏請把袁寶恆撤職，把西征的後勤事宜又交給了陝西藩司。
可見，對於督辦糧臺的官員，統帥有任免的權力。
湘軍的糧臺，不光負責糧餉，也負責軍需物資，湘軍的軍裝局——也就是負責軍火的部門也歸屬於糧臺。
軍隊的服裝、醫療等方面同樣屬於糧臺管轄，但內容並不具體，只是泛泛而談。在運輸和通訊等方面也都並沒有明文規定，總體來看，這是一種粗陋的後勤制度。
在太平天國和捻軍起義等戰爭裡，湘軍和淮軍等勇營的糧臺基本還能保證軍隊的後勤保障。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洋務運動興起，但事關軍隊保障的糧臺並沒有沾到洋務的光，基本沒什麼變化，依舊是靠地方政府的支持和軍隊的自籌。
脆弱的糧臺體系
甲午戰爭爆發後，淮軍後勤保障不力的弱點一一暴露。
淮軍的武器，有許多是從國外進口，包括當時先進的連發毛瑟、雷明頓、施耐德等西方兵工廠的先進步槍，但由於平時儲備不夠，自產能力又不足，彈藥在戰鬥中很快便捉襟見肘。想要向國外採購，但戰時的軍火併沒那麼容易買到。
“英德美守局外例，購運為難，師相(李鴻章)焦急”。
近代戰爭的通訊已經升級到了電報。淮軍也有通訊設備，但卻無法在戰爭中使用。
原因一是缺少通訊方面的人才，只能抽調地方電報局人員，這些人並不是軍人，對戰事趕到恐懼，稍有風吹草動就紛紛逃走。
二是電報要靠電線傳輸，架設電線的材料又極其短缺。這些導致了淮軍雖有設備，卻淪為擺設，無法在戰爭中發揮作用。
除了軍火和通訊，還有戰時的醫療。淮軍制度裡軍中並不是沒有醫生，但同樣沒有具體的規定。一個營裡有沒有醫生，有幾個醫生，完全看營官根據軍費的多少自己決定而不是由糧臺統一調配，這就給官員們留下了中飽私囊的口子，在這樣的軍隊裡，醫療條件可想而知。
除此以外，還有更重要的運輸。按照近代的軍事制度，運輸應當由後勤部門統一調度，有專門的運輸體系。但淮軍的運輸體系，則是由各軍自理，每支軍隊有一套自己的運輸方式，總糧臺會在各地設立轉運局，但並不負責具體運輸事宜。
以入朝作戰的左寶貴部奉軍來舉例，本來勇營裡有一定比例的長夫，專門負責運輸，但入朝倉促，並沒有來得及徵調。這種情況，本來也可以靠入朝後就近僱傭當地的民夫來緩解，不過入朝的清軍共有四支，雲集在邊境的義州，大家都面臨類似的處境。
當地人口本來就不多，面臨戰事，又跑掉了不少，義州貧窮，能用來充當拉力的牛馬更少。所以“各軍騾車或有或無”,“民車難僱”，運輸能力受到極大限制。
左寶貴率領入朝的奉軍共有八營三千五百人，不得已之下，只好另外再分出五百多人充當運輸隊，這樣一來，奉軍15%的作戰力量相當於被無謂地消耗在了後勤上。
淮軍後勤系統的糟糕表現導致的結果很快體現到了戰爭中。
平壤之戰，防守的清軍在9月15日白天激戰一天，衛汝貴統領的盛軍每名士兵配發的子彈基數是150發，一天下來，已經基本打完，負責管理盛軍軍械的邱鳳池手中，只剩下了50萬發彈藥，按照這個消耗量，還不夠接下去半天作戰所使用。
盛軍如此，其他各軍當然也好不到哪裡去。
除了彈藥，還有更重要的糧食。
由於義州到平壤的道路崎嶇難行，運輸十分低效，各軍靠僱傭民夫和自己運輸很難獲得補給。雖然盛宣懷在義州設立了轉運局，但隨著日軍的逼近，這條運輸線已經受到日軍的威脅，駐紮在平壤的清軍基本無法得到補給，大量糧食積壓在義州無法運出。
盛軍從天津運到義州的3000石糧食，李鴻章給葉志超直隸練軍補充的2000石糧食，馬玉昆四營毅軍的1000石軍糧，到平壤戰役結束後仍然堆積在義州，只有左寶貴的奉軍冒險通過水路把2000石軍糧從義州運到了平壤。
後方軍糧無法運上來，前方軍隊只好就地自籌，當時的平壤城不過兩萬多百姓，駐守的清軍就有一萬五千多，能籌到多少，可想而知。
這裡不討論平壤之戰葉志超的戰略問題，只是從後勤角度看，清軍確實也已經難以為繼。
日軍的“兵站”
清軍如此，反觀日軍呢？
在甲午開戰前，日軍已完成近代化改革，反映到後勤保障體系上，就是“兵站”的設立。
日本的兵站制度來自德國軍制，它是為陸軍在戰時設立的後勤制度，包括了存儲、運輸、醫護等各種後勤業務在內。
相比清軍的糧臺，日軍兵站有兩個不同。
一、它是戰時專設的後勤系統，適用於戰時的攻勢作戰，隨軍隊動向時刻作出調整。非戰時日軍軍隊的後勤，則依賴於地區的後勤機構。
這樣，兵站的目的就非常明確，就是為了確保某場戰爭、某場戰役的後勤保障而設，專門為其服務。
二、日軍的兵站是一個獨立的後勤機構，與作戰部隊分開，有專門的兵站部管理，它直接對日軍各師團的後勤進行統籌。
比如下表，數據來自日本陸軍省《明治廿七八年戰役統計》：
可以看到，兵站部負責徵調的軍夫達到了24689名，馱馬1122匹，徒步車輛6507輛。
這還並不是日軍運輸能力的全部，除了兵站為各師團調配的運輸體系，每個師團還有自己的輜重運輸兵和挽馬，也就是師團內部的後勤系統。
在甲午戰爭時期，各師團輜重運輸兵的人數從1000多人到2400多人不等，馱馬數目從300多匹到1500多匹不等。
甲午戰爭日本陸軍的七師團編制，承擔運輸功能的人力有55000多人，馬匹20000多匹。
即使這樣，初期入朝的大島義昌混成第九旅團和野津道貫第五師團還是感覺運輸能力欠缺，在當地招募軍夫以及強行徵用朝鮮勞工和馬匹來進行彌補。
日軍的兵站
光說兵站或許還不夠全面，除了陸軍，日本海軍也同樣有完善的後勤保障。
黃海海戰後，受傷的日本軍艦第一時間得到了修理，5天以後，除了四艘重傷的軍艦被拖回本土修理，輕傷的軍艦已修復完畢，日本聯合艦隊又開始在海面遊弋。而同樣在海戰中受傷的北洋軍艦，則還擠在旅順港等待修復，因為北洋水師只有這一個港口有可供修理的船塢，各艦隻能排隊，而且從技工、材料到備件，樣樣短缺。很快，連旅順也被日軍攻佔，北洋水師只好躲到威海蟄伏，因為還未修復的軍艦實在是無力出海，這也就是所謂的“避戰保船”。
背後的差距所在
以上我們可以看出，在甲午戰爭時期，中日的後勤保障系統存在著代差。清軍的後勤還是對古時舊有糧臺系統進行的些許改革，日軍的後勤則學習法、德等西方國家，完成了近代化改革，出現了現代化的兵站概念。
這實際上也就是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的區別所在。洋務運動只是學到了西方的表面功夫，清軍的武器得到了更新換代，思想卻還停留在鴉片戰爭前，列強們只看到擁有毛瑟、施耐德等新式槍炮，人數眾多的清軍，卻沒想到這只是一支拿著近代武器的中世紀軍隊。
打仗打的就是後勤補給，沒有了後勤保障，再強的軍隊也會不戰自潰。從後勤角度看，在由內到外都已經完成近代化改革，有完善的統籌兵站和軍內後勤體系支撐的日軍面前，大清陸軍的一敗塗地，其實還沒開打就已經註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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