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樹大概是在日本國內甚至國際上最為暢銷的日本當代作家，其國際影響毋庸置疑。他不僅在諾貝爾文學獎領域呼聲很高，這些年也斬獲耶路撒冷文學獎、西班牙卡塔龍尼亞國際獎、安徒生文學獎等國際獎項，即使被譽為美國當代最好的小說家之一的喬納森·弗蘭岑，也一邊表示很難找到讓人真心感激的書籍，一邊表示非常感謝村上春樹寫出《奇鳥行狀錄》（也翻譯為《發條鳥年代記》）。
不過村上在日本國內的獲獎記錄就比較一般了，不僅沒有獲得芥川獎之類的純文學獎項，甚至通俗文學獎如直木獎也與之絕緣，這方面甚至不如東野圭吾。好玩的是，村上春樹對於日本文學圈甚至主流，一直有點自甘局外人的狀態，他的影響很大來自於讀者的肯定，這些讀者很大意義上是作為弱者的大眾，也是村上的影響所在。
在耶路撒冷獲獎後那篇著名的演講中，村上作為一名小說家發聲，表示自己也是一名職業撒謊者，表態“在一堵堅硬的高牆和一隻撞向它的蛋之間，我會永遠站在蛋這一邊” 。村上演講的義正詞嚴，曾經讓我和很多朋友一樣激動認同，讓我重新思考，站在蛋這邊，但是蛋是正確的嗎？即使蛋代表著大眾，代表著弱者。我逐漸意識到村上觀念的傾向是向左，這與他同情弱者反抗體制以及全球化普世情懷也不矛盾。在日本這樣一個崇尚集體主義又右傾的社會，村上是一個左派，但是問題在於，有沒有個人主義的左派？
在中國語境下，強弱很多時候具備道德意義。很多時候，故作批判卻又惺惺作態的陳述，都讓我湧起多重的道德反感，既反感其批判對象，也反感批判者，更為自己不能義正詞嚴地站在蛋那邊感到抱歉。
《奇鳥行狀錄》寫於20世紀90年代，在當時村上已經用隱喻的方式探索二戰問題。說起來，《奇鳥行狀錄》是我讀的第一本村上小說，甚至早於《挪威的森林》。當時大概還是初中，卻已經感到作者筆下的張力，與其他作家有些不同。
村上春樹 著；林少華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
有意思的是，我從小讀村上，更多的是把村上作為一種都市文學來看待，更多感慨於他對於人性的反思，但是對於社會批判卻沒有更深入的感受。這次來到日本，才意識到村上的寫作是如此具有政治色彩，他對於日本社會的立場與情感，並不像小說表面看起來那麼疏離，恰恰充滿了關懷，聯繫東京地鐵沙林事件之後他開始寫作的報告文學《地下鐵事件》，乃至於《1Q84》，行動的意義已經相當明顯。
日本社會往往被稱為信奉集體主義，但是日常交往中卻有所不同，大家往往不干涉不評論別人的事。這種日本人的個人主義和歐美自由主義略有不同，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為自己承擔自己的責任，或者說怕麻煩（別人）。某種程度上，所謂的同調壓力，足以構成個人的自我審查。這樣的文化背景下理解村上文學中的個人化與抵抗，甚至他所謂“我們都是人類，是超越國籍、種族、宗教的個體，是脆弱的蛋，面對著一堵叫作‘體制’的堅硬的牆”，其實更有意思。
美國暢銷小說家斯蒂芬·金有句名言：“所有的小說其實都是信件，專門寫給一個人看的。”某種程度上，村上的小說應該是寫給特定人群看的，當然也包括海外讀者，但更多顯然是為日本社會而寫作。
一次又一次，村上春樹與諾貝爾文學獎擦肩。我不意外，也挺好的。
之所以不意外，正如我多次說過的，寫暢銷書還得諾貝爾文學獎，聽起來好像就是太好卻不太容易成真的美事；之所以說挺好的，是因為得獎與否實在不是唯一目的，對於眼下有名氣、有身份、有暢銷保障的村上，多一個錦上添花，少一個來日方長。
不過，村上春樹沒能獲獎，在國內激起的漣漪似乎超過日本，從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規則解析再到得主性別、地域、政治解析，就是素日嚴肅高端的財經媒體也來湊熱鬧，更有甚者，搞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投票標準。
諾貝爾文學獎是個一談就俗的話題，難怪人人未能免俗，筆者忝列其中。
目前社交媒體的流行說法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得獎之前，主要是感性表達，往往集中於表達遠近親疏，所以中文書籍出版多的尤其來中國多的作家往往被一廂情願地冠之以熱門希望。這是人情，無可厚非，但是相比較國際作家的複雜程度，如此單純的願景實在難以匹配文學世界的實在進展。另一類則貌似理性預言，尤其是名單公佈之後紛紛顯示自己的先見之明，就像證券分析師們總是張揚正確的預言隱匿錯誤的預言一樣，好像永遠手握水晶球。
文學是很私人的事，文學評論更是眾口難調，尤其在眾聲喧譁的今天，所以諾貝爾諸多獎項之中，文學獎大概是各路意見最多而又最漫無邊際的一個。
按照微博好友李大衛的說法，大體上，諾貝爾文學獎的話題熱度，和一個人群文化上的外省程度成正比——此處，“外省”這個詞語，換作土豪、城鄉接合部亦可。更進一步，評價的專業甚至清晰程度，基本與參與人數成反比，諾貝爾文學獎就是其中一例。
雖然哲學家說趣味無爭辯，但品位總是被附加長長的鄙視鏈條，文學界的勢利評論比比皆是。當諾貝爾文學獎偏向眾望所歸之際，往往會被批評迎合大眾，而當諾貝爾文學獎劍走偏鋒之際，往往又有批判說喜歡冷門，兩害相權取其輕，好像冷門總比大眾高端洋氣上檔次一些，所以個人對最近十年來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實在興趣不大，不必列入非讀不可行列。
愛麗絲·門羅
從82歲的加拿大奶奶愛麗絲·門羅獲獎再到英國文壇的“移民文學三雄”之一的石黑一雄得獎，各種新聞總有寫頭，從家庭主婦逆襲成為熱門話題到一下子人人都愛讀移民小說，那麼讓大家繼續去談諾貝爾文學獎，我們繼續聊村上吧。
村上的作品，其實為“村上春樹”四個字所累，貼上通俗、小清新之類標籤後，當我們談論村上時，往往有過度詮釋之嫌 ，還會面臨更大一群不讀村上的聲音。社交媒體上的村上愈加面目模糊，有前輩說村上的小說不如日本前輩，有年輕作家留言說村上遠遠不如帕慕克，就連經濟學家也在談論村上作品的色情，很多人批評村上的作品脫離社會，村上還是村上嗎？
村上確實不類似他的日本前輩，尤其是昭和一代的文豪，風格也不如帕慕克那般帶有東方色彩，情色似乎也是村上作品中自然不過的擺設，以至於常常令人忘了它的存在。不過，我認為這恰恰是村上作品的特點，那就是他的現代性。抽離東京等地名，村上的人物無論放在紐約還是上海，都是栩栩如生的，我覺得對於小說家來說，能夠創造出這種都市化的真實，已經彌足珍貴。帕慕克或許比村上深刻，但是我從村上汲取的養分，遠多於帕慕克，正如張愛玲所言，現代的東西，到底和我們親近。
其實考察村上本人，好像除了在美國看到船底的海裙菜忍不住流口水之類細節之外，他帶有不少世界公民的氣質，無論跑步的生活方式，還是音樂的流行趣味，抑或飲酒的傾向習慣，很難看出特別的日本化因素。村上的前輩中，如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川端康成，東方和傳統因素影響不菲，就像頒獎詞也強調“他忠實地立足於日本的古典文學，維護並繼承了純粹的日本傳統的文學模式。在川端先生的敘事技巧裡，可以發現一種具有纖細韻味的詩意……在架設東方與西方的精神橋樑上做出了貢獻”。
可是，村上不是川端，村上的時代也不是川端的時代。在一個後現代的時代，村上的寫作，體現了與世界的共時性，這也是他不僅在日本贏得歡迎，在別的國家也收穫粉絲的原因。我以前覺得村上是一位有世界公民特質的作家，後來想想，對於呼籲脫亞入歐多年的日本，本來早就在發達國家的共同體內，我們看村上，和世界看村上，角度不盡一致。
回頭來看，這不是村上第一次與諾貝爾文學獎失之交臂，只是這一次貌似離最後一步最近。我想起村上的早年，他就讀早稻田大學，逃學曠課，幾乎無法畢業，但是多年之後，卻成為早稻田大學的傑出校友。這和他的文學路徑有些類似，他喜歡卡佛、菲茨傑拉德等人，卻按照自己的方式寫出了自己的作品，即使有通俗之嫌，但最終仍舊有可能獲得殿堂的認可。我不想說村上的作品如何偉大，但是我覺得他最終得獎非常有可能，這或許也是給諾貝爾文學獎一次承認文學在真實世界影響力的突破。
手邊有本村上作品集《碎片，令人懷念的1980年代》，寫於80年代早中期，那時候他最賣座的《挪威的森林》還沒出版，他也在為寫《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傷神，甚至會從早上寫到三點過，煩得不得了了就去看電影。
《挪威的森林》電影海報
換言之，這本書是村上尚未大獲成功之前的作品，從中可以一窺沒有太多防衛心理的村上心聲，有的話放在當下尤其值得玩味，比如他說這個“令人費解的世界”的名聲和評價：“
如果非要表達個人意見，我認為在這種信息過度密集的現代社會里，一切名聲本質上都是過度評價。評價不足的概念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被視為評價不足，本身就已經是一種過度評價了。”
村上很喜歡菲茨傑拉德，也很喜歡國外雜誌比如《君子》，二者也有聯繫。關於菲茨傑拉德下體的尺寸，因為海明威的《流動的盛宴》中的描寫成為多年話題，以至於日後還有《君子》雜誌創始人金裡奇來澄清，尺寸“足夠了”。村上看到這些新聞又無可奈何地感嘆，作家這個行業不好混：“活著的時候要接受評論家惡毒的批評，死後連陰莖的尺寸還要被拿來大做文章。”
今天的村上不也是如此嗎，諾貝爾文學獎公佈之前被批判，公佈之後被揶揄，確實不好做啊。
本文節選自《不迷路，不東京》刪改較多，更多精彩內容請查閱原著
《不迷路，不東京》
徐瑾 著
本書是作者訪學客居東京期間的所見、所思與所讀。作品緊扣“迷”字，分別從“迷走”（被東京道路上的風景和風情所迷，探索歷史的軌跡）、“迷色”（被日本的繪畫藝術、表演藝術所迷，品味藝術的盛宴）、“迷讀”（被日本的諸多文豪所迷，咀嚼文學的成果）三個不同的面向來剖析日本的社會文化與人文歷史，並適時地穿插一些中國的人文歷史，對比中國與日本，對比自己與他人，看清彼此，以致“不迷”。這也算 “他鄉遇故知”。
在異國他鄉，從風景到世情，從藝術到文學，更深刻地理解了日本，理解了中國，也遇見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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