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改革引起的社會變動因素和國外的影響，新時期各種思想和社會思潮十分活躍。在黨的意識形態工作中能不能正確地把握若干重大關係，成為保證改革沿著正確方向穩定發展的重大課題。為了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精神，在意識形態領域掌握主動權、打好主動仗，需要在引領社會思潮的研究和思想政治工作中正確把握好若干辯證關係，才能收到真正的實效性。
一、“不爭論”不等於“不問姓社姓資”，更不能取代“雙百方針”
“不爭論”這個提法，在近20多年中可能是思想政治學界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彙之一，也是理解歧義很大、被泛化了的詞彙之一。無論在理論研究領域還是在實際工作中，“不爭論”的提法都有一些被泛化或者引起思想混亂的現象。
“不爭論”最終是由鄧小平同志1992年概括出來的。“不爭論”是在特定語境下的一個表述，是為了使改革贏得時間和機遇而採取的一種措施。不是在社會科學理論研究中不能“百家爭鳴”，更不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不爭論。許多年來，有些人把“不爭論”這個說法泛化了，甚至曲解為“不問姓社姓資”、“不問姓公姓私”，這就完全改變了鄧小平同志的原意，這是極不妥當的。在涉及道路、路線、方針、社會主義本質等重大問題上，鄧小平不但主張爭論，而且是寸步不讓地進行鬥爭的，關鍵時刻鄧小平是敢於亮劍的。
1979年3月，鄧小平在全國理論務虛會上的講話就指出，必須堅持黨的四項基本原則，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中國絕大多數人決不允許歷史倒退。”[1]他還堅決抵制和批評了當時社會上極少數極端人物否定毛澤東主席的錯誤傾向，旗幟鮮明地主張要永遠高舉毛主席的旗幟，不要在這方面犯歷史性的錯誤。這就是鄧小平在改革中第一次在思想理論方面亮劍。
1983年10月，鄧小平在《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講話中指出，雙百方針不是鳴放絕對自由，不能只讓錯誤的東西放、“不讓馬克思主義爭”。[2]當時他建議大家好好學學毛主席的《反對自由主義》並按照文章的精神辦事。這又是鄧小平在思想理論方面的一次亮劍。
1989年5月，鄧小平指出，有些人說的“改革”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爭論的。”[3]這也可以理解為鄧小平在思想理論方面的又一次亮劍。
藉口不爭論，製造“不問姓社姓資”、“不問姓公姓私”的錯誤輿論，其實就是企圖搞私有化、搞資本主義化的幌子。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以下稱“8·19講話”——筆者注）指出：“在事關堅持還是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則問題上，我們必須增強主動性、掌握主動權、打好主動仗。要敢抓敢管，敢於亮劍，著眼於團結和爭取大多數，有理有利有節開展輿論鬥爭，幫助幹部群眾劃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認識。”[4]他還說：“在宣傳思想領域，我們不搞無謂爭論，但牽涉到大是大非問題，牽涉到政治原則問題，也決不能含糊其辭，更不能退避三舍。‘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是不行的！領導幹部要敢於站在風口浪尖上進行鬥爭。”[5]這些話，已經把不爭論與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必須進行鬥爭的關係講得十分清楚了。
二、關於反對“左”和反對右的傾向問題
在社會思潮研究中，經常會碰到反對“左”的或者右的傾向性問題，似乎這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只有首先把“左”、右傾向的準確含義搞清楚，進而認識產生這些“左”和右的現象的原因各有哪些，才能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正確地開展反錯誤傾向的鬥爭。
由於中國經歷了小農經濟的漫長的時代，留給我們的一種消極文化遺產就是小農思維方式。這種小農思維方式的特點就是：封閉性、絕對化和極端化的思維方法。這完全是違反唯物辯證法的思維方式。但是，由於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全民族科學世界觀特別是唯物辯證法的普及水平還不夠高，難免在幹部和群眾中不斷出現“左”和右的錯誤傾向，而且這樣極端相反的兩種錯誤傾向往往是交替出現的。知道了這一特點，我們大概就不會因為不斷出現的“左”和右的錯誤傾向而感到煩惱了。從根本上說，只有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科學世界觀的學習和提升，才能減少或防止這種小農思維的極端現象。
“左”的特點一般是犯了急性病，思想方法機械僵化，常常表現為政治上的極端主義、理論上的教條主義、行動上的盲動主義、組織上的關門主義，嚴重脫離實際。
右的特點一般是在一定程度上的背離和背叛科學社會主義原則，退讓、投降，我國新時期典型的右的表現方式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
由於“左”和右的錯誤傾向常常交替出現，所以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堅持實事求是、面對現實的方針，有右就反右，有“左”就反“左”。在反對傾向問題上，不能僵化，不能形而上學。鄧小平一貫就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鄧小平確實說過，在一定的時期反“左”為主，但他同時強調“要警惕右”。實際上，他在糾正“左”的錯誤的時候，從來也沒有放鬆對右的錯誤傾向的鬥爭。
1983年10月，鄧小平在《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講話中指出，三中全會以來花了很大力氣糾正了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錯誤。“這類‘左’的錯誤不允許重犯。但是，不少同志片面地總結歷史教訓，認為一講思想鬥爭和嚴肅處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這就走到軟弱渙散的另一個極端。”“對於思想理論方面‘左’的錯誤觀點，仍然需要繼續進行批評和糾正。但是，應當明確指出，當前思想戰線首先要著重解決的問題，是糾正右的、軟弱渙散的傾向。”[6]
1987年1月，針對當時那場席捲全國的學潮，鄧小平說煽動鬧學潮的人，惡毒攻擊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而“這些人恰恰就在共產黨裡”。[7]此事引起鄧小平的注意：“如果說我們過去對‘左’的干擾注意的多，對右的干擾注意不夠，那末這次學生鬧事提醒了我們，要加強注意右的干擾。”“對於青年人來說，右的東西值得警惕”。[8]
在反對傾向的鬥爭中，盡力防止從一個極端走到另外一個極端。如果弄的不好，這兩種錯誤傾向都能夠葬送社會主義，都必須加以防止。根據實際情況，實事求是地判斷，有什麼錯誤傾向就反對什麼錯誤傾向，這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才能保證安定團結的大局。
只有對反對錯誤傾向的鬥爭採取這種態度，才算真正繼承和發展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
三、“一元主導”與“包容多樣”
有人認為，既然要尊重差異、包容多樣，就不應該提馬克思主義一元化指導，就不應該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主導思想文化的多元化現象。這種看法對於把“一元化主導”與“包容多樣”對立起來了。
任何一個社會的意識形態都有一個主導的內容。這是事實。這是規律。這是階級社會的必然。哪個社會沒有主導的意識形態呢？都有。誰說沒有，那就是欺騙。有的國家掩飾自己的意識形態本質，統治階級宣揚的意識形態明明是1%的極少數人說教，對外卻“普世價值”，把自己的意識形態說成是普世的、全民的等等，妄圖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給全世界。這隻能是一種痴心妄想而已。
只有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也敢於公開自己的意識形態的階級性質。在思想輿論方面仍然存在“西強我弱”的現實面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旗幟必須鮮明才能招引勞動人民意氣風發地投身社會主義建設。只有堅定不移地堅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一元主導”，才能有自己的根本立場。離開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一元主導”，包容多樣和尊重差異就失去了立腳點，就喪失了根本。在現實中意識形態出現多元狀態的情況下，更應該注意突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有了主導人們才能有了立腳點、出發點，才能談得上去包容別的什麼。否則，喪失主導地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就會被解體、解構、瓦解，談不上什麼包容和“尊重差異”了。
社會主義國家，在堅持社會主義的主導意識形態的前提下，倡導包容多樣、尊重差異，這是有益的。因為這樣做是科學的。這是因為：第一，人們的思想是有層次的，表現方式也是多樣的，只有包容多樣，才能匯聚和凝聚一切可以團結的各種積極的力量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第二，多種多樣的思想意識表現，為人們進行比較鑑別提供了廣大開闊的空間，經過比較和鑑別，主導的內容會更加紮實和突出。第三，在堅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一元主導的前提下，包容和尊重多樣，也是真理髮展的必由之路。真理只有在同謬誤做鬥爭中才能顯露出自身的價值，正確只有與錯誤比較，才能更加有效地教育群眾。
但是包容多樣、尊重差異，決不是放任錯誤思潮氾濫，決不是放棄必要的思想鬥爭。否則，主導不揚，喧賓奪主，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被否定，偉大領袖被否定甚至被妖魔化，政治動盪甚至導致政權被推翻，災難就臨近了。弄得不好，政權的傾覆可能就是一夜之間的事情了。整個社會喪失主旋律，人們思想被搞亂了，執政黨說話不靈了，國家權力也就崩潰了。
所以，習近平同志在8·19講話中說：在事關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則問題上，必須增強主動性、掌握主動權、打好主動仗，幫助幹部群眾劃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認識。[9]凡是主旋律不揚的地方，凡是製造攻擊、敗壞和歪曲黨的歷史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地方，一般來說就是意識形態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等大權旁落的地方。現在應該結合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好好動員群眾檢查和監督這種意識形態大權旁落的情況。
四、吸收外國文化積極成果與抵制“西化”、“分化”
在開放的國際環境下，我國一方面要學習吸收外國文化的積極成果，同時又要警惕和抵制“西化、分化”的圖謀。在這個問題上，任何極端行為和傾向，必然導致災難性的後果。
學習一切國家的好東西、有用的東西，包括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積極的東西也要學，這是我們黨自毛主席以來的一貫主張。毛主席在《論十大關係》中專門講了這個問題，已經講得很清楚了。當然，他同時也告訴我們不能學習外國的壞東西，腐朽的東西、錯誤的東西。學習不能喪失自己的根本，不能學著學著就不知道自己姓什麼了，不能錯把他鄉當故鄉。
但是，在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了許多新的複雜情況，值得注意。第一，世界範圍內思想文化交流頻繁，西強我弱，鬥爭深刻複雜。遏制中國，西化和分化中國的鬥爭比以往更加激烈。第二，西方的西化和分化在我們國內也有相應的基礎，也有極少數西方的思想俘虜和應聲蟲。第三，國內社會矛盾疊加，思想情況紛紜複雜，思想政治教育不像過去那麼容易實現其實效性了。
目前，西方特別是美國，在經濟危機之中看到自己世界霸權地位的搖搖欲墜，加大了對中國的西化分化力度和頻率。他們的主要途徑是：第一，利用各種基金會和所謂“非政府組織”，資助我們國內的所謂“公共知識分子”，向國內敵對分子發放獎勵直至授予諾貝爾和平獎等手段，讓他們與黨和人民的主旋律唱反調，製造社會動亂，充當西化分化中國的內應力量，成為與西方敵對勢力在中國的打手或骨幹；第二，利用新型新聞媒體的優勢，組織網絡“水軍”等群體，左右輿論，顛倒黑白，敗壞共產黨、敗壞社會主義、敗壞無產階級領袖的形象，對社會主義國家搞“攻心戰”；第三，利用人員往來、書報影視向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滲透，灌輸資產階級的價值觀；第四，以經濟援助為誘餌，鼓勵社會主義國家領導層出現背叛社會主義原則的“改革”的代理人，搞亂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體制，造成內外交困、不可收拾的一敗塗地的現實；第五，在青年人身上大做文章，在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方面腐蝕和改變我們的下一代。
從思想政治戰線近年的情況看，西方製造和拋出了各種思潮來西化和分化我國。例如：所謂憲政民主思潮，普世價值的思潮，新自由主義的思潮，所謂“建設公民社會”的思潮，新聞自由思潮，歷史虛無主義的思潮，質疑和歪曲改革開放、質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思潮等等。這些思潮集中反對黨的四項基本原則。
鄧小平曾經指出：由於我們的思想理論戰線，對於西方引進的哲學、經濟學、社會學等新學科沒有運用馬克思主義來分析、鑑別、批判，反而一窩蜂地吹捧崇拜，有害的東西進來不少，“這種用西方資產階級沒落文化毒害青年的情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10]
五、經濟建設中心工作與意識形態工作
有一種模糊認識，以為經濟領域沒有意識形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那是意識形態領域的事。這是對經濟建設中心工作與意識形態工作的關係存在模糊認識。
對此，習近平同志在近期的8·19講話中其實說得已經很清楚了。他在報告中一開始就談到了這個問題。他說，“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把經濟搞上去，才能為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創造更好的物質基礎。但是，意識形態工作也涉及黨的前途和命運，精神上喪失群眾基礎也要出問題。“我們在集中精力進行經濟建設的同時，一刻也不能放鬆和削弱意識形態工作。”[11]
經濟基礎對於上層建築起決定作用。政治是經濟的最高體現。這些都是我們知道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常理。在經濟領域，是以公有制為主體還是以私有制為主體，這是決定一個社會制度性質的問題。在經濟領域，勞動果實的分配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還是形成兩極分化，這也是測試一個社會制度性質的重要標準。在經濟領域，在生產管理中，把勞動者當成依靠的對象、歷史創造者、社會財富創造者，尊重和發揮他們的積極性，還是當成被統治者，當成“賤民”、“刁民”，這也是衡量一個人的政治立場、一個政權的性質標準。最近幾十年，我們在理論上的一切糾結，大部分就是圍繞這些問題展開的。這不是政治是什麼？誰能說經濟領域沒有意識形態？說經濟領域沒有意識形態問題，起碼是一種糊塗想法。
重視黨的意識形態工作，是為了更好地支撐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工作，服務大局，為中心工作提供有力保障和精神力量。不能使意識形態工作遊離於經濟建設中心工作。試想，如果一個社會思想混亂，導向不清，甚至遭遇亡黨亡國的威脅，還能不能搞經濟建設呢？
我們回想一下新時期黨的一貫的重大舉措就更清楚了。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這個專業，文化大革命前是沒有的，結果正是在新時期，於1984年誕生了。高校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這個一級學科，文化大革命前是沒有的，結果在新時期，於2005年誕生了。高校在文化大革命前是沒有任何一所大學成立馬克思主義學院的，自從2008年以後，馬克思主義學院遍地開花，數不勝數。
文化大革命前大學的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課程設置和教材，沒有聽說過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審閱，新時期2005方案的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課程設置和教材就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審閱決定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在文化大革命前還沒有這麼大的建制，當時只是中國科學院裡的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只有十幾個研究所，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新時期不但建立了陣容強大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還專門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新時期中共中央對意識形態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越來越重視了，而不是忽視這方面的工作。問題是我們面對新情況，整個隊伍特別是領導幹部還不太適應，理論與實際相脫節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好，規律還沒有摸準，辦法還不太多，適應的還不太快，與黨的工作要求相比，差距還很大。
這個經濟與政治的關係，是個古老而常新的話題。在新的形勢下，應該總結和吸收傳統的經驗，處理得更加符合唯物辯證法才是正道。
六、解放思想與堅持黨的四項基本原則
首先應該弄清楚解放思想的含義。解放思想就是恢復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方法論辦事。解放思想的本質就是提高幹部和群眾馬克思主義科學世界觀的水平。解放思想也意味著從那些不科學的思維方式中解脫出來。從我們國家悠久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的歷史背景出發，解放思想就要特別注意從小農經濟的思維模式中解脫出來，注意克服小農傳統思維的封閉性、絕對化、極端化的毛病，從這種非科學的思維中解脫出來。
解放思想的目的是實事求是，實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歸宿。
解放思想絕對不是意味著擺脫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絕對不是意味著脫離黨的領導，絕對不是意味著非難和否定人民民主專政，絕對不是意味著否定社會主義道路。黨的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是支撐社會主義大廈的四個主要支柱。一時一刻也動搖不得。
解放思想不能背離或反對黨的四項基本原則。1980年2月29日，鄧小平在中央全會上說：“離開四項基本原則去‘解放思想’，實際上是把自己放到黨和人民的對立面去了。”[12]所以，在國內外意識形態鬥爭十分複雜的情況下，對於有人打著“解放思想”的幌子而實際上鼓吹違反黨的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應該保持足夠的警惕。社會上極少數人甚至在西方敵對勢力的影響下，宣揚“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從根本上就錯了”，宣稱“中國的改革，打開窗子說亮話，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這也叫做“解放思想”嗎？這樣的“解放思想”，正如鄧小平指出的，“實際上是把自己放到黨和人民的對立面去了”。
黨的四項基本原則實際上是科學社會主義的中國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所以成功發展，就是因為我國堅持了把科學社會主義的原則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這是我們國家的改革與蘇東國家改革的根本區別，也是社會主義國家出現兩種不同命運的根本原因。20世紀的這個最大的歷史教訓，我們永遠不應忘記。
七、尊重知識分子與提倡知識分子改造世界觀
我們黨一貫強調尊重知識分子，同時也強調知識分子要改造世界觀。有人認為，要知識分子改造世界觀就是對知識分子的不尊重，甚至說成是“政治迫害”。在當下中國，還有沒有必要提倡知識分子改造世界觀，成為一個存在模糊認識的問題。
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在革命戰爭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都一貫重視發揮革命知識分子的作用。進入社會主義時期之後，我們黨提出了對知識分子的“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團結”是在政治上的要求；“教育和改造”是指思想層面，即世界觀方面的學習和提高。這不是一個層次的要求，不能混為一談。
一提到“改造”，就有人把這種改造與對剝削階級的改造混為一談，甚至汙為“政治迫害”。知識分子的改造是思想世界觀的學習和提高，屬於勞動者的改造。剝削階級的改造是包括自身政治性質和政治立場的改造。二者不是一個相同的內涵，而是不同性質的兩種改造的內涵。毛主席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說過：“剝削者的改造與勞動者的改造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改造，不能混為一談。”[13]毛主席自己也認為需要不斷改造：“拿我們這些人來說，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進步，也就是說，每年都在改造。我這個人從前就有過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馬克思主義是後來才接受的。我在書本上學了一點馬克思主義，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還是在長期階級鬥爭中改造過來的。而且今後還要繼續學習，才能再有一些進步，否則就要落後了。”[14]
我們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這個國家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意識形態都是在科學社會主義指導下建立的。這個制度在中國是前無古人的。這個制度也是在幾千萬先烈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為之奮鬥的，也是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人民大眾熱切盼望的。現在這個制度擺在我們面前了，是願意學習改造自己的世界觀適應它的現在和未來，還是保持自己從舊社會或舊的傳統那裡學來的落後的世界觀方法論對抗它、遠離它呢？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大多數知識分子都不會有誤。別說是新中國黨的教育方針培育起來的知識分子，即使在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即使是民主個人主義者的舊知識分子，大多數也是有正義感、願意進行自我思想的改造，適應新社會的。聞一多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動面目面前，痛悔自己過去對偉大的文學家魯迅的偏見，在紀念魯迅的大會上恭恭敬敬地當眾向魯迅像鞠躬認錯。[15]臨難前還和朱自清說，為了推進世界觀的改造，他打算寫一部唯物史觀的中國文學史。[16]這才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良心！那些自稱為“公共知識分子”的人敢於面對聞一多先生談論良心嗎？朱自清先生本來也是個民主個人主義者，而且原本對學生的愛國運動態度冷淡，一般保持距離。但看到美帝國主義扶植日本軍國主義、扶持蔣介石打內戰，他就改變了自己的態度，積極簽名、演講，熱心支持一切學生的愛國進步運動，開始謳歌無產階級的文學。[17]1947年7月23日，他去參加清華大學工字廳召開的“知識分子今天的任務”座談會，路上對當時已經參加革命隊伍的學生吳晗說：“你們是對的，道路走對了。不過，像我這樣的人，還不大習慣，要教育我們，得慢慢地來。這樣就跟上你們了。”[18]朱自清的誠懇、積極、進步就是這樣，他熱心改造自己的世界觀，所以他寧可餓死也不領美國的救濟糧。他和橫眉冷對國民黨暗殺的手槍的聞一多，一起成為一代具有民族英雄氣概的知識分子。這種發自情願的改造是對真理的追求，是對自身境界的提高。把這種改造說成是迫害，混淆了不同的概念，只有敵對分子才常常把我們的思想改造說成是受迫害，把農民集體勞動說成是集體勞改等等。那完全是政治偏見。
在新時期，黨的知識分子政策說出了新話：“政治上一視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關心照顧”。同時鼓勵知識分子學習馬克思主義，把書本知識同社會實踐相結合，同工人農民相結合，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這是對以往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發展，屬於與時俱進的性質。
科學世界觀方法論不是人們頭腦裡固有的，不是生而俱來的，也不可能隨著年齡和職務的提高而獲得。唯一的途徑就是學習和世界觀的改造。我們這麼一個大國，13億人口，處於西方西化分化的鬥爭前沿，再加上我們國內又有人願意充當美國霸權主義的啦啦隊，不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不提倡改造世界觀，全國人民就沒有共同的邏輯、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意志，那就是一盤散沙，那就不能頂得住嚴峻的考驗而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註釋：
[1]《鄧小平文選》第二卷，1993年版，第166頁。
[2]《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993年版，第47頁。
[3]《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993年版，第297頁。
[4]《人民日報》，2013年8月28日。
[5]《人民日報》，2013年9月2日。
[6]《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993年版，第37-38,47頁。
[7]《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993年版，第198頁。
[8]《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993年版，第229頁。
[9]《人民日報》2013年8月21日。
[10]《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993年版，第44頁。
[11]《人民日報》，2013年8月21日。
[12]《鄧小平文選》第二卷，1993年版，第279頁。
[13]《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頁。
[14]《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頁。
[15]《水木清華 群星璀璨》，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523頁。
[16]《聞一多大全集》，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版，第4頁。
[17]莊麗君：《世紀清華》，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第187頁。
[18]莊麗君：《世紀清華》，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第1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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