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紀，清朝有位宮廷畫師叫做郎世寧。看名字沒什麼特別，其實他非常特殊，這是位意大利修道士，生於米蘭，原名朱塞佩·伽斯底裡奧內（Giuseppe Castiglione）。
郎世寧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以修道士身份來到中國，隨後入宮成為宮廷畫家，在中國宮廷服務了50多年，歷事康雍乾三朝，經歷了清朝的鼎盛時期，留下了不少名畫，比如《十駿犬圖》、《瑞谷圖》、《花鳥圖》、《百子圖》等，還有那副著名的《乾隆大閱圖》，也是郎世寧的作品。
《乾隆大閱圖》
《阿玉錫持矛蕩寇圖》
身處康雍乾三朝，郎世寧必定躲不過清朝一場延續70多年的戰事——平定準噶爾之役。
他有一副著名的作品《阿玉錫持矛蕩寇圖》，描繪的正是這場戰爭中的清軍勇士——阿玉錫。
這幅畫截取的是戰爭中的一個畫面，清軍蒙古勇士阿玉錫在格登鄂拉山一戰中，率領區區二十餘名騎兵夜襲敵軍陣地，迫使準噶爾軍全營數千人不戰自亂，倉皇逃竄，立下大功。
畫中阿玉錫顯得冷靜而英氣勃發，馬匹在潔淨無任何樹石細節的畫面上，呈現一種如飛離地面的奔馳感，又像是將時空凝固於剎那間，極其動人。
郎世寧的畫作有獨特的歐洲繪畫風格，對清朝的宮廷畫影響頗大，除了藝術成就，這幅畫作背後反映出的，是當時清軍的軍容軍備。
畫中，阿玉錫目視前方，兩腿夾鐙，手持長矛，腰挎箭袋，引人注目的，還有他背後斜跨著的一杆火槍。
《阿玉錫持矛蕩寇圖》
這正是18世紀清軍的制式火器：鳥銃。
清軍的鳥銃
或許與許多人清軍火器落後的印象相反，清軍一向是一支注重火器的軍隊。
拿鳥銃來說，它在明朝中晚期就已出現，也就是三眼銃等火門槍的替代品——火繩槍。
鳥銃因為它的精確度能擊落飛鳥而得名，和佛郎機、紅夷大炮等一樣，也是從歐洲傳入，過程持續百年以上。
在葡萄牙人對抗東南亞當地人的反抗中，歐洲的火繩槍得到應用，並從東南亞國家傳入中國，到明末已經比較流行，特別是在南方地區。
崇禎十年，徐霞客曾遊歷到安平、下雷一帶的邊境地區，交趾人善用鳥銃給他留下深刻影響。
“交人鳥銃甚利，每人挾一枚，發無不中。”
經過長期的發展，鳥銃這個名稱其實成了火繩槍的一個統稱，其他火繩槍比如來自奧斯曼土耳其的魯密銃、或是比較重型的火繩槍如鷹揚銃、斑鳩銃等都可以統稱為鳥銃。
到了明清交替之際，鳥銃當然也在明軍的火器序列之中，不過由於經費原因，數量不算太多，明軍火器最多的還是便宜皮實的三眼銃這種火門槍。
入關後，火槍逐漸與弓矢、火炮一起成為清軍裝備裡的三大武器，鳥銃也成為了清軍的常用火器。到康熙年間，清軍已經在漢八旗軍裡建立了成建制的火槍部隊，稱為火器營。
在《欽定大清會典事例》裡就說：
我朝武備整齊，弓矢槍炮最為軍營利器，法制精良，百世不易。
在雍正年間的上諭裡，規定的綠營所配的鳥銃數目是：
“腹內省份每兵千名設鳥槍三百杆；沿邊沿海省份每兵千名設鳥槍四百杆”。
到了乾隆年間，這個比例變得更高。
乾隆御用火槍
戰爭中清軍的火器
清準戰爭在康熙二十七年正式打響，清軍面對的是受到沙俄支持的準噶爾軍隊。比起傳統的騎射功夫，這些蒙古戰士們更加善於利用槍炮來殺傷對手，他們裝備了大量贊巴拉特火繩槍，比清軍的鳥銃更加先進。
甚至在戰後，由於贊巴拉特火槍表現出的先進性能，乾隆還下令仿製了數千把給清軍使用。
所以，在長達70餘年的清準之戰中，兩軍都是冷熱兵器混用的軍隊，除了近戰接敵，在中遠距離上的火力投射都已經由火器進行主導。
清軍在戰鬥中經常先使用火炮長時間轟擊對方陣地，隨後步騎在槍炮火力掩護下發動近戰。
在烏蘭布通之戰中，清軍就是以密集火炮轟擊的方式摧毀了噶爾丹的“駝城”，隨後一舉獲勝。
戰爭中清軍對槍炮的使用，在下面兩幅畫裡都可以看得很明顯。
這張《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第八張呼爾滿大捷》裡，列陣的清軍前排是舉著鳥銃的士兵，後排以駱駝為炮架，支起了一排火炮，與印象中的冷兵器軍隊大相徑庭。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第八張呼爾滿大捷》（局部放大）
下面這張《伊西洱庫爾淖爾之戰戰圖》，也是郎世寧所作，是銅板組畫《乾隆平定西域得勝圖》之一，裡面也清楚得表現出了清軍正用火炮轟擊準軍，隱蔽在駝陣後面的準軍則以火槍在進行還擊。
《伊西洱庫爾淖爾之戰戰圖》
回到阿玉錫所處的年代，已到了清準戰爭的晚期，這幅畫作表現的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五月十四日阿玉錫立功的那場戰役，已是戰爭尾聲，不管是以重步兵起家的清兵還是精通騎射的蒙古軍隊，火槍火炮在其中的比例都大大增加，火器已逐漸成為戰爭中的主要武器。
阿玉錫本來是準噶爾人，後來投效清朝，這樣的經歷使他精通冷熱兵器，這幅畫作，正是對他真實的描繪。
火器的先進掩蓋不了制度的落後
除了從嘉慶到道光之間的四十多年時間裡，由於天下相對承平，清朝的火器停止了發展，還是靠的先朝留下的火繩槍，沒有發展出燧發槍，但火槍火炮自始至終在清軍手裡佔據著重要位置。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朝開始了洋務運動，更是對槍炮進行大規模更新換代，直接跳過了燧發槍，開始發展線膛步槍。進口、仿造、自造，機器局製造局開設了一個又一個，看上去熱火朝天。
但這只是表面的現象。大清帝國從乾隆後期已經開始進入了下降通道，腐敗叢生，卻又夜郎自大不思進取，仍然以天朝上國自居，從思想到體制上的差距都被西方越拉越大。
清軍和日軍乃至歐洲聯軍們的差距，不是裝備，而是軍隊制度和官兵素質，這些不是靠洋務運動表面上的繁榮而改變的，西方在17世紀初就開始了近代化軍事改革，清軍到了1894年甲午戰爭時還是一支手持近代武器的中世紀軍隊。
槍炮再利，也要看在誰手裡用。清軍在阿玉錫所處的年代，面對同時代的對手準噶爾，即使在火槍不如敵軍的情況下，還是能取得最終的勝利。
到了清末，清朝在制度上並沒有本質的改革。相比之下，歐洲軍隊早已完成了近代化，連日本也在明治維修後全盤西化，接近了西方，清朝卻還是固步自封。
所以，即使士兵們手裡拿的是進口的毛瑟、施耐德、恩菲爾德等新式步槍，也無力填平思想上的鴻溝，縱然還有像阿玉錫這樣的勇士，也無力挽回王朝傾覆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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