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思想無疑可以視為對《易經》中的實踐哲學的一種闡發，《繫辭》中許多話都是託孔子之名而言之，而就精神實質來說，孔子學說更是典型的倫理學說，就此而言，與老子的學說頗有相通之處。孔子比老子年輕20歲，據《莊子》所言，孔子曾問道於老子。
又據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讀易，韋編三絕”，把編竹簡的牛皮繩子都讀斷了三次（或多次）。顯然，孔子正如老子一樣，也在努力從《易經》中尋求做人和治天下的道理，因此長期以來，很多研究者都認為《易經》屬於儒家經典，並且致力於從儒家思想來解讀《易經》。
但這一做法遭到了一些人的強烈反對，如陳鼓應先生在其《周易今注今譯》一書的“前言”中就認為，這種所謂的“不刊之論”實際上“使得《周易》的研究一直被侷限在狹隘的範圍內，對《周易》經傳研究的膚淺、片面甚至曲解都與此相關。”
他還在該書的“商務印書館重排版序”中大力強調《周易》《老子》《莊子》這“三玄”應同屬於道家思想的經典，從哲學史的觀點看，其重要性遠遠勝過《論語》《孟子》《大學》，雖然從文化史的角度看其影響力可能不如後三者。
所以《周易》從哲學的眼光看更應該歸於道家經典而不是儒家經典。為證明這一點，他提出了四點理由：
（1）天人關係、天道和人道在思想上的緊密聯繫具見於“三玄”，而孔子則“罕言天道”，“其視線則僅限於人事”；
（2）“三玄”著重討論了宇宙論與人生論上的變動觀，而孔孟則從不思考萬物變化及其法則的問題；
（3）陰陽學說主要來自老莊，《論語》《孟子》《大學》和《中庸》則“不及一見”；
（4）“老子的道論成為歷代哲學理論的基石，而《易傳》的道論，見於《繫辭》者兩條，一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前者乃對老子（四十二章）道與陰陽關係所作的綜合的詮釋；後者則是以命題形式對老子道器觀念所作概括性的表述。……而孔孟則從來沒有形而上道論這類的哲學問題意識。”這四點理由都極為雄辯。
然而，平心而論，把《周易》歸於儒家經典的說法亦未可貿然否定。目前大家比較公認的通行說法是，《周易》是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共同的源頭，它既是道家經典，亦是儒家經典。但這兩家對於《周易》的關係其實是不一樣的，對此卻不太有人仔細加以辨析，陳鼓應的說法至少把這一點表達出來了。
所以，當我們比較中西哲學的形而上學時，只能以老子和他的道家學說來作為中國古代形而上學的典型標本，代表中國傳統的“倫理學之後”而和西方傳統的“物理學之後”相對照。原始儒家裡面確實缺少形而上之維，以至於黑格爾根本不承認孔子的學說是哲學，而只認為是一些日常的道德說教而已。
諸子百家
除了儒、道之外，中國古代諸子百家及其後學源流，鮮有不從《易經》中尋求自身的形而上維度的。正因為如此，《易經》被譽為“大道之源”、中華傳統文化的總彙或總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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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來，對《易經》的解讀也就因角度的不同而有了種種不同風格，如醫家解讀出了“醫易”，陰陽家、星象家、風水學家解讀出了“科學易”，兵家和武術家解讀出了“武道”，象數學家解讀出了“數學易”，如此等等，更不用說法家對變易之道和縱橫家對爻卦思維的發揮了。
這與《易經》本身從根源上就帶有卜筮技術的性質有關。所有這一切引申與儒家倫理思想以至於道家的倫理學之後相比都是低層次的、具體操作層面的，但又是可以與之兼容的。儒道兩家也同時包含有這些低層次的要素，作為自己理論的必要補充，因為如前所述，中國一切學問都帶有實用、實踐的色彩，不是技術實用主義就是政治實用主義。
儒家從荀學過渡到韓非順理成章，老莊則是各種實用技術的玄理，尤其是治國方略的淵藪。儒道都將技術實用提升到了政治實用，又從政治實用落實到技術實用。但道家特別將政治實用再提升到了形而上學，建立起了一種政治倫理“之後”的人生哲學，這是其他各家所未達到或不感興趣的。
所以我們談中國古代形而上學，主要就談道家（和道家所解釋的《易經》）的形而上學，也就是我所說的“倫理學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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