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從中原一路向西的陸上絲綢之路，是東西方貿易技術與文化交流的大動脈。這條連接世界各主要文明區域的大動脈，直到近代才被擁有先進航海技術的歐洲船隊取代。然而在這一切發生的前夜，明朝人曾經進行了七次浩浩蕩蕩的下西洋貿易，相應的他們沒有像過去的漢唐那樣去開拓西域，聯通中亞。那麼這種古代王朝的奇怪選擇，究竟是基於什麼因素的考量呢？
明朝開創“朝貢”貿易體系
首先明朝並沒有完全放棄陸上絲綢之路。14世紀後期，明朝在東亞大陸的亂世中異軍突起，在控制了東到遼東的渤海沿岸，西到嘉峪關之間的大量領地後，明朝似乎即將成為下一個堪比漢唐的超級大帝國。不僅要對內進行復雜的管理，還要向西進入西域等地。這樣既可以控制北方草原的戰略側翼，也可以通過絲綢之路來與中亞進行密切交流。
但讓人沒有想到的是，明朝很快就選擇了一整套有別於前人模板的國際政策。雖然在表面上，明朝皇帝還會要求周遭各國來遣使稱臣，卻沒有像李世民那樣謀得一個天可汗的尊號。但另一方面，草原與西域各國還必須都承認，明朝是之前蒙元帝國的唯一天然繼承人。例如曾是元朝重要番薯的察合臺汗國，就在這樣的框架下，成為了明朝朝貢貿易體系的一部分。而在制度設計方面，明朝是“農本經濟”高於一切的，明朝也極力打壓國內原有的商人階級。諸多限制之下，這些商人想像前朝那樣搞跨境貿易的可能性被降到了最低，外來的商賈也無法向元朝時期那樣隨意進入帝國境內，很多人便將此視為陸上絲綢之路衰退的起點和重要標誌。
畢竟在蒙元皇帝還在的時候，這樣的事情是難以想象的。這是從當時的歷史來看，陸上絲綢之路儘管已經開始衰退，但依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發揮著原有的作用。尤其是在朱元璋統治的後期到明成祖朱棣統治的前期，中亞崛起了同樣幅員遼闊的帖木兒帝國。後者為了發展中亞的城市經濟，也對行走各地的商隊多加照顧。在帖木兒死後控制中亞半壁江山的沙哈魯還遣使明朝，至於明朝方面也在帖木兒時期就遣使中亞，一直到朱棣死後的仁宣之治時，還有派使節回訪中亞的記錄。
雙方的外交活動一度非常頻繁，打得火熱，各位小夥伴可不要以為遣使只是單純的外交活動，因為在私人貿易被嚴格禁止的明朝，外來使團往往帶有龐大的商貿成員，他們伴隨使節進入明朝地界，就可以較為順利地將貨物賣給朝廷，並在回程前採購需要的商品。儘管按照明朝的官方口徑，這是對化外之邦的賞賜。但從實際效果來看，是非常典型的“統購、統銷”，而只能以私人身份來明朝貿易的商人，同樣可以在進入嘉峪關之後去當地市場做買賣，他們很少留下歷史記錄，卻也有遠道而來的奧斯曼土耳其商人，在回國後將見聞錄成書後獻給蘇丹。最晚者抵達時已是明武宗的時代。
鄭和七下西洋的失敗
這麼算來明朝對陸上絲綢之路的經營時間跨度遠超鄭和的七次下西洋行動。從西北關口抵達的使節或商賈，也成為了外部世界紀錄明朝中前期情況的主要書寫者。其次，鄭和的航海也是陸上絲綢之路的分支。再看鄭和的7次下西洋行動，雖然規模巨大，但時間跨度反不如陸上絲綢之路來得持久。後來還因為入不敷出的問題，遭到朝臣抗議而停止，但為什麼明朝在某一個階段內會對走海上路線如此痴迷？尤其是朱棣本人還力主疏通大運河，取消走海運向北京輸送糧食的經濟做法！
實際上在近代的大航海浪潮與地理大發現開始前，鄭和等人走的海路本身就屬於傳統絲綢之路的分支。可以說在漢唐時期很多航線就已經存在。例如漢朝時期的中亞商人，經常將玉門關以東的商品販運到阿富汗和北印度，隨後用船沿著印度河進入阿拉伯海，直抵波斯灣，甚至還有希臘羅馬商人以埃及為基地，直接依靠印度洋季風橫穿大洋直達印度。但這些規模日漸擴大的海上貿易依然無法擺脫陸地運輸，畢竟很少有商販會遠航到斯里蘭卡島以東的地方，大宗商品在抵達幾個主要港口前，都需要藉助絲綢之路來運送，而一旦陸上線路受阻，那麼港口也就無貨可收。
加之古代的航海技術比較有限，直航距離與區域只是航海活動中的少數，大多數商船都需要貼著海岸前進，隨時增加補給品或進行頻繁的轉手生意。這個趨勢在海運大有進步的隋唐到蒙元之間仍舊沒有太大變化，後來居上的阿拉伯人可以通過阿拉伯半島延綿至廣州、泉州，與香料群島的沿海路線販運貨物。但更多的商隊還是會從敘利亞的大馬士革出發，經過中亞的伊斯法汗和撒馬爾罕進入西域與中原，明初在限定西北陸上貿易的同時，也通過海禁杜絕了大部分沿海貿易。
但鄭和這代人還是通過最後一批有過出海行商經驗的穆斯林，幫助重走了那些有2000年曆史的航線。傳統的中式帆船也在這些阿拉伯海商後裔的幫助下做了結構上的改進，以便更加適應遠距離的長時間航行。只是因為一系列不可避免的失誤，讓這種大規模航海最終停止。第三，不可忽視的非經濟因素，今天的我們在回看明朝前期的對外關係，還是不能忽視非經濟因素的影響，很多今人難以理解的思維方式，卻在當時構建著決策者們的世界觀。明朝帝王的對外聯繫有相當部分是為了確立自己的權威，尤其是原有漢唐帝國這樣的跨區域力量，既然有了蒙元帝國這樣非常外向型的前任，所以明朝的新皇帝更需要在這些方面做出成績，來彰顯自己的能力，宣揚自己的天命。
以鄭和的七次航海為例，他們不僅要用朝貢貿易模式去各國統購香料、瑪瑙、寶石等奢侈品，還帶回了僅供皇帝本人觀賞之用的獅子與長頸鹿。當明成祖在皇家園林中鑑賞東非來的麒麟，隨船抵達的各國使節，也已經在各處等候接見。考慮到元朝皇帝忽必烈曾經派人南下遠征他國，作為全權特使的鄭和也就有了在西洋各國用兵的權力。因此他不僅三次在下西洋的過程中使用武力，也為明朝在馬六甲和巨港建立了類似藩屬的前哨基地。
外藩君主到紫禁城裡向皇帝行禮，自然也被篡位者朱棣用以對內證明自己。再說當時對西北方向的外交活動，明朝實際上對來自中亞的技術類產品也非常痴迷，這其中既有品種優良的戰馬，也有質量上乘的盔甲與刀劍，雖然每次用朝貢手段進貢的數量都非常有限，但用來裝備皇帝本人的禁軍還是不成問題的。至於貼木兒帝國的壯大，也讓明朝人覺得可能出現了一個新的威脅，尤其是帖木兒本人經常也以蒙元帝國繼承人自居，還親自策劃與發動過對明朝的軍事行動，扣留明朝派往中亞的使節。因此即便換了更為懷柔的繼承人，明朝仍然對西面的強敵要保持警惕，而對方的目的也已經從軍事征服轉為了發展國內經濟。
明朝在整個15世紀都對其朝貢貿易開綠燈，也算是一種基於現實考慮的妥協。從帖木兒帝國來的使節一般都獲得了比其他番邦更高的接待規格，隨團商人也能夠更自由地在沿途市場上買賣。這是這種迫於外部威脅而進行的朝貢貿易，在威脅逐步消失後，也就不再那麼必要了。而帖木兒帝國的衰敗也無力繼續組織龐大的朝貢團隊東來，在失去強力支持的貿易市場，貿易額萎縮的情況下迅速破落。倘若明朝在初年就執意效仿漢唐西進，怕不是在戰爭的屍山血海中一樣收穫這些殘破之地。至於被取消的下西洋航行，更多則是因為本身的經營不善，過量進口的大宗商品在國內市場造成了價格暴跌，入不敷出的景況被無限放大，引發的財政虧空，讓領不到工資的官員們怨聲載道。
鄭和的後繼無人雖然可惜，卻也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數，那些留在馬六甲和巨港的基地，也就因毫無意義而被迅速拋棄。可以說明朝在前期放棄對陸上絲綢之路的西進，轉而尋求走海上貿易路線的做法是合情合理之舉。中亞的衰退從當年蒙古大軍西征開始就已板上釘釘，相比之下，鄭和下西洋的失敗則更多地是因為操作層面的因素，缺乏真正海洋經濟思維的決策者，將路上朝貢的模式搬到海洋，難免造成不合時宜。結果自然是，當幾艘具備更高技術的西洋船隻開始在南洋航行，大明朝才終於發現自己已經很難保住曾經的內湖，但若是當初舍內湖而強行模仿漢唐，只怕結果比後來的還要可怕！
明朝的對外政策並非失誤
因此，明朝的所作所為，出於當時的國內外環境和複雜局勢，以當時掌權者的思維侷限，怕是隻能做出這些舉動了，可以說從明朝開始，中國全面落後於西方，並非某個掌權者的不思進取，而是時機、命運、局勢的共同作用之下導致的一個必然結果，不知道各位小夥伴有什麼看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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