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關於《中小學教師實施教育懲戒規則（徵求意見稿）》（以下簡稱《規則》）公開徵求意見。儘管臨近週末，《規則》一出還是吸引了足夠多的目光。
不少人用“眾望所歸”形容這份《規則》，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申素平表示，“教師們終於有一份正面參考的教育教學依據了。以往的法律法規，都是規定界限，提出哪些不可做，但是這份《規則》給出了指引，提出哪些可以做，這是一大亮點，也是可操作性很強的部分”。
新華社發
《規則》公佈三天，圍繞討論的焦點、操作的難度、未來的方向，記者採訪了一線專家和教師，希望聽到更多關於教育懲戒的理性討論。
現實有點難：“孩子犯了錯，老師說不得、碰不得、惹不得”
當學生犯錯時，教師該如何教育？能用的方式除了口頭批評，恐怕還是口頭批評。記者採訪的一線老師中，有的提到“告訴家長”，有的提出“短暫地站幾分鐘”，除此之外，再沒有合適的方式。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副教授、基礎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高政談到這個現象，給出一個生動描述，“孩子犯了錯，老師說不得、碰不得、惹不得”。
一些社會新聞也每每為此佐證，近日，廣州某小學家長因為感到英語課作業多，在微信群中辱罵老師數十分鐘，被處以10天拘留。
海南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授沈有祿這樣形容師生關係：“如果你走入中小學問教師，如何教育和管理孩子，很多老師會回答，‘現在的老師越來越難當了，老師也是弱勢群體’。尤其是在對那些違反校規校紀、言行失範的學生進行制止、管束或糾正時，老師更是感到茫然。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管理嚴格了，學生容易出問題，要追究教師的責任；就是不太嚴格的懲罰——課後留下來輔導或寫作業的，或者通知家長來學校配合教育的，也經常得不到家長的理解和支持。”
於是，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情況下，很多老師在遇到難管理的學生時，多半抱著這樣一種態度——“自認運氣不好，熬也熬過去，就是三年、六年也要熬過去，只要不在我手上出問題出狀況就好，把學生送畢業就萬事大吉了”。
為什麼出現這樣的現象？數千年來傳承穩定的師生之間教與學的模式為什麼不再適用？
高政認為，這裡有教育理念發生變化的原因，“隨著‘賞識教育’‘快樂教育’‘情感教育’的興起，再加上一些類似‘沒有教不好的學生，只有不會教的老師’等教育名言無限制誇大教師的作用，使學生犯錯的壓力部分轉嫁到了教師身上”。
東北師範大學家庭教育研究院院長趙剛認為，還有家庭對孩子養育“質量”需求不斷提升的原因。“家長對孩子成材提出高要求，但是對如何面對孩子犯錯又沒有清晰的認識，因此，很多孩子家庭教育這一關就沒有過，沒有養成良好的規範，沒有良好的規則意識，這些責任全都到了學校、教師身上。久而久之，本該家校之間共同分擔的教育責任愈加失衡，其實，受害者是孩子。”
北京市101中學原副校長嚴寅賢說，還有教師壓力過大導致在管理過程中的“心理失衡”問題。從1986年《義務教育法》出臺開始，“體罰或變相體罰”就被明令禁止，此後1991年《未成年人保護法》第十五條“禁止體罰”、1993年《教師法》第三十七條規定“體罰學生，經教育不改的”，要給予教師“行政處分或者解聘”，“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這些法律法規規定了一些行為的底線，但“壓力之下，一些教師確實只敢‘引導’，不敢‘懲戒’”，嚴寅賢說。
20多年來，學術界、教育界對此早有呼籲。轉機始自今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關於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義務教育質量的意見》，提出了“明確教師教育懲戒權”，此後廣東、河北等省份紛紛出臺相關規定，而教育部此番出臺《規定》也是回應輿論呼籲，傾聽社會聲音的結果。
指引明確了：“當孩子犯錯時，老師這麼做沒問題”
在國外，不少國家對於懲戒權有自己的標準。申素平告訴記者，懲戒應該分為兩方面，關於紀律處分，違反哪些紀律會予以開除、記過等等，大多數國家沒有太多分歧。
此次的《規則》規範了哪些行為？界定了哪些模糊地帶？申素平認為，它給了教師一份指引，“明確告訴教師，當孩子犯錯時，你這麼做沒問題，批評、留校、不超過一堂課的站立、適當的體育訓練都無可指摘”。
高政認為，《規則》明確了教師依法履行教育、管理學生的職責與權力，為教師對學生進行適當、適度的懲戒提供了法律依據，讓廣大教師能夠理直氣壯地對違規違紀、言行失範的學生進行批評懲戒，在履行教育教學職責過程中能夠更安心、更有底氣。
“同時，《規則》也能讓學生直觀清晰地知道教師實施教育懲戒的對與錯，知道自己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犯錯時被教師教育懲戒也能心服口服，從而能夠主動約束自己，自覺規範自己的言行。另外，《規則》也為學生及其家長對教師實施的教育懲戒，給予申訴的權利。”高政告訴記者。
然而，記者注意到，圍繞《規則》，依然有一些爭議，主要在“適當的體育運動”“不超過一堂課時間的站立”上。9月末，廣東省公佈的《廣東省學校安全條例（草案）》中，曾有“罰站”“罰跑”的表述，此後不少專家表示這是“變相體罰”，在之後正式條例出臺中，“罰站”“罰跑”被取消了。而《規則》提出的“適當體育運動”“不超過一堂課的站立”，是不是和“罰站”“罰跑”類似，有“變相體罰”之嫌呢？
嚴寅賢認為，這樣的擔心大可不必。“規則越細越好、能細則細、不厭其細。道理很簡單。一是它指向未成年人。稍有粗放或模稜兩可，都有可能導致‘懲戒問題’甚至‘懲戒後果’的出現，進而造成對未成年人的教育傷害。二是‘細’則便於執行，便於‘對號入座’。”
用好需功夫：“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明晰，需要社會各界參與”
有了規則，教師怎麼用？能不能安心懲戒、做好教育管理工作？
申素平認為，從出臺《規則》，到真正融入教育教學工作，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規則不可能窮盡現實教學活動中所有的問題，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明晰，需要社會各界參與，需要制定細則，需要具體個案出現，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山西省特級教師劉補明認為，選擇和把握懲戒的權力對教師來說，具體實踐中能不用則不用；情況不清楚、證據不確鑿不用。同時，切勿濫用。有錯即懲，小錯重懲等均屬濫用。第三，切忌亂用。即要嚴防懲戒的失度與失範。這要求所有基礎教育工作者深入全面準確地學習、理解和執行規則。
有了規則，如何用好？趙剛認為，需要家庭和學校形成合力，在教育孩子的問題上，家庭和學校需要“共擔責任”。“可以向國外學習的是，家長和教師應該有一個共同組織，對一些教學過程中的爭議進行評估界定。目前我們有家委會，但和教師是分開的。家長和教師應該站在一起。”
“首先，應該尊重教師的專業能力，信任教師，為他們營造一個寬鬆的空間。其次，應該改變評價方式，無論是對教師的評價還是對學生的評價都應該回到教育本源，避免因為成績、升學壓力等給予他們一些不適度、偏頗的評價標準。總之，讓教學活動真正迴歸教育本身。 ”申素平最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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