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深圳失速”的討論熱度剛剛散去，種種跡象表明，這座備受關注的城市正在謀劃“一盤大棋”。
上週一，深圳市交通局發佈《深圳建設交通強國城市範例行動方案（2019-2035年）》公眾諮詢稿，明確提出要將深圳打造成國際性綜合交通樞紐，實現區域交通一體化發展和城市交通可持續發展，併成為全球交通科技創新高地。
幾天前，另一則消息從河源傳出：根據當地官方媒體報道，河源市正式啟動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實施方案編制工作，其中，將重點謀劃“深河特別合作區”。
看似不相關的兩件事，實際都指向同一個方向——作為大灣區核心引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深圳正通過改變區域格局，進一步優化資源配置能力。
又“下跳棋”
深圳、河源兩市走近，並非無跡可循。
自2014年開始，河源成為深圳在全國對口幫扶（支援、協作）的區域之一。有人統計，河源是深圳支持力度最大、幫扶時間最長、投資項目最多、派出幹部最多的一個市。
到今年初，深圳共投入財政預算幫扶資金74.83億元，注入河源五縣兩區83個鎮214個省級貧困村，並打造深河金地創谷、深河創智產業園、南山產業園等一系列標杆項目。
在河源經濟佔比超過90%的二、三產業中，深圳影響巨大。也因此，進一步擴大合作效應，逐漸被納入兩市發展規劃。
今年6月，河源市發改局與相關機構組成調研組，前往深汕特別合作區等地學習考察。根據當地媒體報道，考察目的，在於“深入貫徹省委副書記、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在河源調研時關於深河特別合作區有關工作的指示精神”。
兩個月後，兩市再次探討加強合作，特別就深汕特別合作區等異地產業合作展開交流。
10月，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沈遲副主任到訪河源，指導“深河特別合作區”發展研究與規劃編制工作。由此，“深河特別合作區”面紗逐漸揭開。
根據《河源日報》最新報道：該合作區既是深圳落實國家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增強粵港澳大灣區對周邊輻射帶動能力和推進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重要載體，也是河源有基礎有條件形成對大灣區功能有效補充、在制度創新上走出一條河源特色合作區模式的重大引擎和有效“試驗田”。
攤開地圖，深圳與河源之間距離70公里，兩地合作需跨過惠州。這種“下跳棋”的合作方式，讓人極容易聯想到河源多次前往學習交流的深汕特別合作區。
2011年，深汕特別合作區掛牌成立。在位置上看，惠州同樣是兩市中間那道“坎”，這被稱為深圳創新探索的“飛地”合作模式。
但“飛地”的特殊性不僅在於遠距離合作。去年12月，深汕特別合作區正式揭牌，合作區開始由兩地共管變為深圳主導。改變是顯而易見的：在深圳統計局公佈的2018年全市經濟運行情況中，已將合作區納入其中；而在最近深圳首次集中推出的30平方公里產業用地中，有5平方公里位於合作區內。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旅遊與地產研究中心主任宋丁認為，合作區管理權由汕尾全權讓渡給深圳，才使其真正成為深圳“第11個區”。這不僅讓多年“空轉”的合作區擺脫困境，也使深圳在真正意義上，率全國之先探索深度飛地發展模式。
融合瓶頸
無論汕尾還是河源，合作目的已被多方探討。一個重要原因是，深圳以小土地面積撬動大發展的模式正面臨瓶頸，建設開發強度在世界城市中居於前列。缺地的苦惱，讓深圳不得不眼光向外，尋找新的發展空間。
但問題是，深圳為何總是捨近求遠？
深圳並不是沒有在周邊進行過努力。早在2009年，與廣佛融合一道，深圳與東莞、惠州融合發展就被提上日程。但經過10年時間，三市融合度並不夠高。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指出，這說明，三市之間並沒有找到一個有效的融合模式。
在三座城市發展格局中可以找到答案。林江認為，儘管在經濟體量上，東莞、惠州與深圳還有一定差距，但若下沉到縣域經濟層面，三地之間的差距則大大縮小。比如，在2019年全國千強鎮排名中，東莞長安、虎門二鎮均排名前十，其中長安鎮與深圳直接相接。而惠州與深圳最近的大亞灣經開區，去年GDP同比增長18.3%，是惠州增長後勁最強的區域。
一個突出的例子是“坪新清產業示範區”落空。2011年，在深圳、東莞、惠州第五次聯席會議上，在三市接壤地帶，即深圳龍崗區坪地街道、東莞清溪鎮和惠州市惠陽區新圩鎮間設立“坪新清產業合作示範區”的計劃被提出。可惜的是，僅僅兩年後，該示範區就變成深圳獨立推動的國際低碳城。對此，宋丁分析稱，“歸根到底，還是體制、機制未能理順”。
面對瓶頸，更多城市被納入合作框架中。
2014年，廣東省政府正式批准河源、汕尾按照“3+2”模式加入深莞惠經濟圈，三市年度聯席會議擴大至五市共同參與。兩年後，深圳提出“東進”戰略，當時的主要領導人多次考察調研河源、汕尾。有專家提出建議——
深莞惠（3+2）經濟圈可升級為C5深圳大都市圈，比照大紐約、大倫敦、大東京都市圈能級發展。
汕尾與河源有何作用？有人分析指出，東莞、惠州與深圳展開合作意願不強，可能是由於兩地本身在承接深圳產業轉移上具備先天優勢條件，而距離更遠的汕尾和河源，則需要更多行政層面推動。兩座多年位於廣東GDP末位的城市對發展擁有著強烈訴求，這能成為加速區域合作的“助推器”。
在去年舉行的聯席會議會議上，有關打造深莞惠共建試驗區的計劃被再次傳出。這被認為是三地合作的“破題之鑰”。而在林江看來，試驗關鍵在於，如何“打破城市間的行政壁壘”。
“擴容”之路？
回顧歷史，深莞惠經濟圈淵源頗深。
1979年之前，5市均屬於惠陽地區；1979年，深圳成為中國首批特區城市，從惠州單列出來；1988年，東莞獨立設市，與惠州分開。本就是“一家人”的五座城市，曾因為加快發展而分開；如今，同樣為了發展，需要它們再度走近彼此。
合作不僅是汕尾、河源兩座非珠城市的“救命稻草”，同樣也是深圳破解發展難題的關鍵。《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就特別提及，需進一步“推進深莞惠聯動發展，促進珠江口東西兩岸融合互動，創新完善、探索推廣深汕特別合作區管理體制機制”。
事實上，深圳的步子已顯得有些急迫。
2017年，深圳進行城市總規新一輪修編。在一場新聞發佈會上，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深圳分院總規劃師羅彥提到，“深圳資源現面臨發展瓶頸”，在區域核心空間要素配置資源上，深圳將“參照國際大都市發展經驗，基本上在50公里範圍內配置深圳作為都市圈核心城市所應有的資源”。
50公里都市圈是什麼概念？若以深圳市民中心為圓心，50公里都市圈將延伸到香港、東莞、惠州、中山、澳門和廣州南沙地區。與深圳不到2000平方公里的面積相比，50公里半徑，意味著近10000平方公里輻射範圍，將大大擴展深圳發展空間。
今年6月，深圳“房改”新政出爐。其中提到，將落實粵港澳大灣區戰略，推動建立都市圈城際住房合作機制，在“臨深片區”開發建設人才住房和保障性住房。在宋丁看來，這意味著城市群的價值已經衝出行政藩籬，率先在經濟層面顯現。
而與汕尾、河源的合作，將進一步提升深圳在遠距離調動資源、擴大合作的能力。與此同時，它也能吸引東莞、惠州等必經之地的合作興趣。
體現在交通領域，上週，深圳對外發布《深圳建設交通強國城市範例行動方案（2019-2035年）》，其“國際性綜合交通樞紐”形象更為清晰，在全國調動資源的能力將大大增強；而在珠三角內部，兩條交通線路被重點提及：
加快建設深圳至深汕合作區高鐵；新增規劃深圳至河源高鐵，銜接杭州至廣州高鐵。
宋丁曾建議，在新利好條件下，汕尾可以為“臨深片區”劃定新的邊界。在外圍“包抄”路徑下，深圳“擴容”的願望能否真正實現？
每日經濟新聞
閱讀更多 每日經濟新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