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定的時候，宋太祖趙匡胤就用玉斧在地圖上沿大渡河畫了一條線，說：“這條線以外的地方，我們不要了。”對待北邊被契丹佔領的燕雲十六州，他還專門設立了一個機構，將每年的財政盈餘全部存儲起來，作為收復燕雲的專項資金。趙匡胤準備攢夠了500萬金帛，就向遼國贖取幽、雲二州，以金錢換土地。所謂“一寸山河一寸血”，山河須以鐵血換，金錢怎麼能買得到呢？！可以說，宋朝一開國就太不給力，全然沒有昂揚剛健的氣象，還時時被人家抽來甩去。最後，蒙古人的鐵騎血洗中土，宋朝滅亡。
關於這個又衰又弱的朝代，卻偏偏有一部描寫宋代英雄好漢的小說《水滸傳》。這實在是一件很尷尬的事情。一方面，國家危機四伏，急需英雄們大顯身手，力挽狂瀾；另一方面，英雄無用武之地，紛紛落草為寇。更令人玩味的是，一個平庸之人甚至無賴之徒都可以苟全性命，活得滋滋潤潤，一個英雄卻很可能連碗飯都吃不上，甚至命都保不住。所以，林沖們“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只好上梁山。
梁山好漢們的這種境遇絕對不是一時、一地、一人的遭遇，而是所有英雄們的遭遇，也是那個時代的普遍現象。《水滸傳》中108位英雄來自四面八方，涵蓋了當時的大半個中國，涉及現在的14個省市，甚至還有兩個少數民族的英雄，用“五湖四海”和“天南海北”來概括他們的活動區域也不為過。
從出身及行業上來看，梁山好漢來自各行各業，三教九流無所不包。其中不僅有被統治、被剝削的人，也有統治營壘中的人；不僅有普通人，也有“神人”公孫勝，這是否暗示著那是一個人神共憤的時代呢？總之，他們是有著各種脾氣和各種專長的人，非常具有社會成員的廣泛性和代表性。
所有這一切描寫都在告訴我們，英雄在宋朝不受待見。其實，何止是宋朝，整個封建時代大都如此。《三國演義》中，諸葛亮大罵王朗：“廟堂之上，朽木為官，殿陛之間，禽獸食祿……”王朗聽後撞死於馬下，為什麼呢？因為諸葛亮罵到了他的死穴。
明朝有個海盜叫林道乾，帶兵出沒於海上，劫奪財物，所向無敵，官兵們對此束手無策。當時的大思想家李贄卻認為林道乾是一個人才，是因為不受重用才鋌而走險的，如果用林道乾這樣的人才當郡守，定能制服更多的“林道乾”。所以，李贄在《忠義水滸傳序》中說，正是因為社會失序、政治黑暗、是非顛倒，才把一些英雄豪傑逼上了梁山。
有人說，封建社會的“等級授職制”好比一個水中篩金的過程——沉到水底的是金，浮於水面的是塵土。帝王們大多是宋徽宗，往往看不到沉進水底的真金。再者說，帝王周圍的高俅、童貫們並不希望宋徽宗們看到真金。於是，宋徽宗們最終只能選出塵土。這是高俅、童貫們最希望看到的結局：塵土既不會對自己構成威脅，也更容易被拉攏過來同流合汙。英雄則不行，他們死不開“竅”，動不動就講禮義廉恥、為民請命之類的，高俅、童貫們自然必欲除之而後快。
在封建專制時代，“逆淘汰”的統治權術和用人制度直接扼殺了整個社會的創造活力，以致當國家一旦出現危急情況，整個朝廷連一名力挽狂瀾的大臣都找不到。《水滸傳》裡的英雄好漢出現在宋朝這樣一個闇弱的朝代裡，無疑是這個時代的尷尬，又何嘗不是這個時代對英雄的呼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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