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京大學出版社、群學書院攜手在先鋒書店舉辦了《白領》《景觀社會》《消費社會》這三本書的讀書分享會，嘉賓從“雙十一”的消費現象切入，圍繞背後的社會發展因素以及大眾消費心理等方面進行對談。《白領》《景觀社會》《消費社會》是南京大學出版社“當代學術稜鏡譯叢”系列中較受關注的作品，作者都歸屬於當代西方“左翼”思想陣營。對談嘉賓分別為《白領》一書譯者、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周曉虹，《景觀社會》譯者、南京大學法語學系教授張新木，《消費社會》主譯者、南京大學法語系教授劉成富，並由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藍江擔任主持人。
對談一開始，藍江提綱挈領地介紹了這三本的內容：“1951年，社會學家米爾斯在《白領》中，對舊的中產階級到新的社會的‘白領’的變化作了一個陳述，白領有其特殊的生活方式，‘消費’是其中的重要一種；後來，法國的電影導演、理論家，居伊·德波，在其批判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著作《景觀社會》中指出，景觀社會其實恰恰是消費繁榮後的產物；再之後，社會學家鮑德里亞出版了《消費社會》，承接他在《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對符號化的敘述，成為對我們這個年代的‘消費化’最深入的分析。”
藍江認為，雖然這幾本書分析的是五十年代或六七十年代西歐或美國的狀況，但是我們今天也經歷著這樣的變化，也正經歷著米爾斯所說的從傳統的bourgeoisie（中產階級）向“白領”轉化的過程，也正在享受著“消費社會”；也正經歷著一個我們到處去看、不斷地欣賞景觀的“景觀社會”。
對談現場
在周曉虹看來，雖然藍江老師談到米爾斯是“左翼”，但實際上在生活中，人有雙面性：在觀念上都想向“左翼”學習，但在生活中都想向“右翼”行動。“前者無非是表達自己對普通民眾、政治、公平正義的關切；後者無非是想能過得更舒適一些、能做到‘財務自由’。”
緊接著，周曉虹為大家介紹了《白領》這部著作的基本內容：它是米爾斯較早一些的作品（1951）。這裡的用詞“白領”，是因為過去的老中產階級仍然是“藍領”。二者的區別在於“藍領”是體力勞動者，工人，尤其是產業工人，穿的是小翻領的藍色制服；“白領”階級是腦力勞動者，因而才能穿西服、打領帶。當然在“藍領”中，工人是一部分，還有小土地所有者（farmer）、小商業者、小工廠主，這三類人都有產業，但他們自己也會動手，這就是老式中產階級。但在二戰後的美國，腦力勞動者的數量大大增加，體力勞動者的數量大大減少，所以米爾斯寫了這本書。
“書中一共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分析老式中產階級的來龍去脈，包括剛才說的三種。第二部分講新式中產階級的構成，從傳統的新中產階級（最典型的是醫生和教授），到二戰後出現的各種腦力勞動者，包括一般的文員，金融、保險業的經理階層等在內的白領的譜系。第三部分分析了這個階層的價值觀和生活態度的方方面面。最後一部分，他專門分析白領階級的政治立場。米爾斯作為一名‘左翼’，猛烈地抨擊資本主義，因而他認為整個白領，尤其是美國的白領，都只關心自己的升遷、消費，因此在政治上是‘後衛’的、不激進的。後來我研究中國的白領時，在《讀書》上寫了一篇報告，我提出一個想法，就是中國的白領是政治‘後衛’加上消費‘前衛’。”
消費社會相對於餓肚皮的時代而言，也是一種進步
在劉成富看來，鮑德里亞這樣的作家表達的是精英的思想和理念，與西方主流的思想是背道而馳的。“現在西方主流實際上是美國式快餐文化，西方進入消費社會比中國早幾十年，九十年代我到法國去，進了家樂福（Carrefour）、大地（Continent）、歐尚（Auchan）這樣的大超市感到非常震撼，商品琳琅滿目，超市中中產階級推著購物車，買一兩個星期的東西（《消費社會》中文版第一版封面圖案即為購物車）。而當時在中國還主要是小店鋪、小商店；我們的超市實際上到九十年代末才真正實現。”
《消費社會》
“《消費社會》有幾個關鍵詞：生產、增長、豐盛、異化。實際上我們現在或多或少地都被異化了，特別是一些年輕人，在購買商品時，購買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買符號和概念。過去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中，我們知道商品有價值、交換價值、使用價值，但鮑德里亞所注重的是商品的符號價值。比如，在買LV包包時，我們看中的並非這個包的質量，也不是它的性價比，而是這個包上的兩個字母。”
“《消費社會》中鮑德里亞問：我們在哪個社會階段最幸福？他說是原始社會。因為在原始社會，大家是平等的，社會的不平等來自積累，物、商品的積累，商品積累產生了不平等和生活上的不幸福。而我們有意無意地被拉進了這樣一個消費社會，進入了這個異化的過程。”
“在消費社會前，實際上也存在異化，但那時主要是貴族、上流階層；但在進入工業社會後，生產擴大化，創造了巨大的商品，於是就有大量的廣告投入，推動我們去買未必需要的商品。我們不再像過去那樣，把一件商品真正地消費完再買新的，產品不斷更新換代，生產者故意讓我們的財富變為垃圾、歸零。現在被捲進去的不只是白領，甚至藍領也被迫捲了進去。”
對此，藍江認為現在中國人深受消費社會影響，“比如我做數字資本主義研究，有一次我做了一個報告，剛批評完支付寶這樣的數字消費對我們的控制，然後我轉手用支付寶買了一杯咖啡。這就是曉虹老師對中產階級的批評，即這個政治立場其實是有問題的，自詡為‘左翼’，在文章上寫得很激進，寫不要‘剁手’，寫要抗拒‘雙十一’，但事實上購物車已經放了很多東西，等著到點就付款。”
但周曉虹認為自己對消費的看法沒有那麼壞，“人類生產的目的是什麼？就是為了滿足我們的消費。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設想一下回到那種所謂幸福的原始社會，也許要過兩天我們才能找到比我們弱小的動物，那我們就要餓兩天肚子，背後還有更強悍的動物對我們虎視眈眈；恰巧天上雷電交加、暴雨如注，我們剛剛褪去的毛已經沒了，而現在我們凍得瑟瑟發抖……如果這時我們還知道存在著現代社會，一定會高呼：還是回去吧！”
“人類社會最偉大的一次變革，實際上就來自工業社會，工業社會使我們原先不能得到滿足的所有慾望都得到了滿足。感謝工業革命，它使我們不必餓肚子、不必吃腐爛的食物，使我們不必再遭受那些痛楚，也使我們這些人，今天可以以這樣的方式、從非常遠的地方來聚集在這裡分享見解。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我認為消費本身不是罪錯，否則我們這個時代就終結了，我們沒有必要再為任何‘夢’去奮鬥。我們為夢奮鬥，至少是因為這個世界上還有很多人，不能像我們今天這樣，在吃飽喝足之後，穿著各種品牌的花哨服裝來構成景觀的一部分，來實現自己的所謂精神需求。”
“《奢侈與資本主義》中講到貴族階級的奢靡，這種奢靡本身也同樣對生產力進行了推動：他們的奢靡，對絲綢、對新的物品的狂熱需求，導致了生產這臺機器的狂熱運作，所以它在相當大程度上導致了資本主義的狂飆突進，也導致了生產力的發展。”
“今天我們有了‘雙十一’和‘雙十一’中種種不理性的消費，但是相對於餓肚皮的時代而言，也是一種進步，所以我認為應該心平氣和地對待。我不用LV包包，但我是淘寶達人，我所有的東西都在淘寶上買，它省了大量的時間，也讓我感覺到理智的快樂。在淘寶買東西，就會有一系列相關的推薦蜂擁而至，你反而可以作出理性和全面的選擇，從這個角度來說，‘雙十一’本身不會泯滅你的理智，甚至會使你的理智得到某種銳化，所以重要的是保持一顆不被異化的心。”
除此之外，張新木還從語言方面探討了《景觀社會》的翻譯和內容。“我們做翻譯有一個特點，就是有一個宏觀指導：翻譯時盡力按照‘信、達、雅’去做，但這個‘信’不僅是內容的‘信’，還有形式的忠實。用漢語對哲學術語進行表達，有時候我故意使用幼稚的、感性的語言，這是要保持它原來的語句。在外語中有很多從句的情況下，很多都是從後面往前面翻，但我堅持從前面往後面翻。因為我認為，這是按照法語語言學以及法國作家邏輯來進行的，句子的分割、節奏，能反映一個人的語言風格和思維模式。所以如果在翻譯時能這些表現出來，中國的學者能看到更多的東西，我儘量按照自己對漢語的駕馭把它們表現出來。保持原汁原味叫‘異化’，如果把它們替換成中國形象叫作‘歸化’，歸化得過分就會失去原作品的意蘊和特色。如果一個法國哲學家、文學家寫的東西和巴金、矛盾一樣，那還有交流價值嗎？”
《景觀社會》
“《景觀社會》的形式不是《白領》那樣由幾大部分組成，而是一段一段、片段式的，看不出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但它是對我們今天這個社會模式、今天的文化的觀察，能幫助我們這一代人甚至更多人看清許多現象，讓我們做出符合人文精神，符合我們應該有的那種生活方式的選擇。就像《追憶逝水年華》中的‘追憶’那樣，它不是讓你知道一個故事，是讓你培養一種觀察世界、感知世界的方式，然後再尋求一個表達世界的方式。看這樣一本書，不需要從頭看到尾，只需要隨便翻看，再對照我們日常生活。例如‘雙十一’來了，符號消費是否可以適當地避免？就像羅蘭·巴特在《神話學》最後講的，你瞭解了神話學，也就學會了觀察社會，就掌握了自身的自由的鑰匙。”
“雙十一的魔法”到底是什麼？
在提問環節，有讀者問道：“把幸福感或價值與物質的東西聯繫在一起，這是中國特有的現象，還是中國更為嚴重？”周曉虹回答道：“這種現象並非中國獨有，但中國表現得非常突出。大約2006年，有一個調查公司調查了21個國家對金錢的態度，其中一個問題是‘你認為金錢是萬能的嗎？’，結果中國給出肯定回答的數量名列第一。這是否說比起歐洲人、美國人，中國人便更有問題呢？我認為不是，我們都生活在一定的社會結構中間，都是歷史的產兒，米爾斯在《社會學的想象力》中談到，我們應該把所有個人遇到的困境都擺到結構和歷史變遷的維度中進行理解，即不要把它歸結為個人的品格。沒有思想是長在空氣中的，我們所有的愛與恨、喜與怒都產生於我們的現實社會。今天的中國人為什麼會被財富、商品、‘雙十一’擊倒？原因頗多，其中現實的原因是，我們剛剛吃飽了40年。人離吃上一頓的時間越長，飢餓感就越強，對中華民族、對中國的大多數人來說，就是我們過去離物質太遠了。”
《白領》
“當然在中國農耕社會的環境中，大家居住在一起，大家相互比較的願望可能會比其他民族更多。但這不一定是壞的，它裡面有一種動力，可能使我們過去的這些年裡GDP有了一定增長，如果沒有這個增長，也許我們中很多人就會失業。任何亮的東西一定有暗的一面，任何暗的東西也有它光彩的一面。所以我們不必把自己搞成商品拜物教，把商品當作生活的全部意義；但是我們也不必跟‘雙十一’較勁兒，明明‘雙十一’八折、九折，何必非要在全價時買？我覺得，不走極端，實際上是醞釀我們民族達觀、幸福的最好途徑。”
還有讀者提問：“《消費社會》這本書實際上是用一個後現代社會的視角來分析當時的美國社會，我們現在這個社會的消費是否也步入了他所認為的那種後現代社會？”對此，劉成富回答道：“剛才曉虹老師說消費不是錯、不是罪，我也在思考，我們所說的是消費行為所帶來的社會意義，是消費行為背後的我們的靈魂，因為近二十年來，中國進入了這樣一個物質巨大豐富的社會狀況，生活方式、生活理念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個社會中也有其他的社會現象出現，比如科技、網絡、景觀，它們都關係到我們的靈魂的問題。所以，我想中國現在進入了這樣一個消費社會，出現了和七八十年前的那個西方社會相同的症候。鮑德里亞這樣的社會學家、哲學家，對西方的這個價值體系進行了思考，他提醒我們的是一種自由的精神、一種溫情，這種人文關懷是最重要的。”
最後，有讀者問及“雙十一的魔法”到底是什麼？張新木回答說：“‘雙十一’是一種社會推動，引導一種行為方式。它將工業產品用景觀、符號的方式堆砌到我們面前，試著讓我們接受，‘雙十一’的這個魔法是它怎麼讓你買東西。我可能就是一個剛才說的‘不正常’的情況，因為我拒絕‘雙十一’，我開通了支付寶，但還沒用淘寶，不過我也已經被‘引入’了，前陣子我在手機上買了高鐵票，我已經很開心了。”
“社會要發展，消費本質上是一個促進經濟發展的方面。我們要注意的是，我們不是為了消費而消費，可以為了實現快樂而消費，但花錢應有支付能力，不能打腫臉充胖子。除了肉體上的需求外，我們也需要有精神上的標杆。面對市場和做人一樣，都應該是有一個統一的邏輯、統一的標杆。否則消費社會最擅長的就是培養慾望，並且儘可能把慾望細化，一旦有新產品出來，便創造新的需求，那就需要判斷這個需要是否‘真實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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