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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範區作為中國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的示範區，應積極吸收“成長三角”等國際上較為成熟的區域一體化的發展經驗，從構建區域間合作創新體系和培育共識文化入手，注重發揮“毗鄰效應”。在發展模式上，以跨行政區域體制機制協調為基礎，以企業為主體，以創新為引領，聯通內外貿易，實現虛實經濟共榮。以改革措施的落地、以系統集成為抓手，通過完善頂層設計、深化實踐創新、鼓勵多極推動與強化同域整合，吸引長三角乃至全國優質的要素資源，培育具有掌控全球價值鏈能力的企業與產業集群，最終實現其作為新標杆、試驗田和新引擎的目標。
關鍵詞：長三角；成長三角；一體化；示範區；
陳建軍，浙江大學區域與城市發展研究中心教授（浙江杭州 310000）；
黃潔，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後（浙江杭州 310000）。
本文載於《學術月刊》2019年第10期。
【目錄】
一、引 言
二、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範區的相關國際經驗
三、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範區的發展模式
四、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範區的實現路徑
一、引 言
2018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的主旨演講中提出：將“支持長江三角洲區域（以下簡稱為“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並上升為國家戰略，著力落實新發展理念，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推進更高起點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層次的對外開放，同‘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相互配合，完善中國改革開放空間佈局”。長三角是中國經濟最活躍、開放程度最高、創新能力最強的區域之一，在改革開放四十週年的關鍵時間節點，把長三角一體化上升為國家戰略，特別是著意於在長三角的中心地帶設立一體化示範區，其核心意義就是要打造面向長三角、長江流域乃至全國的，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格局的載體，與現有的自由貿易（試驗）區一起，形成長三角對外開放和對內開放的總樞紐。
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在長三角建設一體化發展示範區之前，很多地方政府也曾經嘗試類似的做法，建立“一體化示範區”。但是就建設內容而言，過往的一體化示範區通常落腳於“城鄉一體化”或“生態一體化”等具體而單一的功能；就建設主體而言，過往的一體化示範區小則由同一地級市下不同縣市政府主導，大則在同一省不同的地級市政府之間進行協調。相比之前的一體化示範區，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範區是國內第一次跨省建立的以經濟社會的全面高質量發展為目標的一體化發展示範區。這既是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必然趨勢與內在要求，也是中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一大創舉。那麼，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範區到底有什麼樣的歷史使命，又如何從全球視野與國家戰略的高度，去實現其所要承擔的歷史使命，就是一個亟待研究的重要問題。
從理論上看，一體化發展的目標與意義在於消除地區間市場分割，建立要素和商品自由流動的統一市場，促進經濟在更廣空間中的蔓延式發展。到目前為止，關於一體化發展，國際學術界論述較為充分的是與歐盟一體化、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相關的研究，聚焦於如何促進歐盟的一體化發展。儘管不存在“
關稅”這樣顯性的貿易壁壘，國家內部的地區與地區之間，省與省之間，或多或少地總會存在一定的地區分割性。且不論在中國這樣的轉型經濟體內，地區間的市場分割是否在縮減，由於受到過去計劃經濟的影響，區域間的市場分割程度要遠大於發達國家。
因此，協調國內區域經濟發展，形成要素自由流動的統一市場，促進經濟發展模式從高速增長轉型成為高質量增長，對於處於當下國際形勢下的中國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具體到長三角語境下，即為推動長三角更高質量的一體化發展。從20世紀90年代早期長三角15個城市經濟協作辦
主任第一次聯席會議開始，長三角就已經邁出了一體化發展的第一步。到21世紀初，長三角一體化已經初具雛形，2004年，三省市主要領導座談會制度的啟動，標誌著長三角區域合作已被納入到最高決策層的視野。2008年9月，國務院出臺了《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推進長江三角洲地區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意見》，安徽也在兩年後正式加入長三角，形成了三省一市的空間發展格局。隨著2019年7月《長三角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的印發，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範區正式從理念落實到了操作層面。但是，一體化發展的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依然存在，各省市之間要實現經濟共享所需要解決的問題還有許多。提出建立“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範區”，這就意味著長三角擁有了實施一體化發展國家戰略的重要實踐平臺，有了“集中落實、率先突破、系統集成”的主要試行空間。二、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範區的相關國際經驗
縱觀發達國家創新發展的實踐，其中一條重要的成功經驗，就是打破領域、區域和國別的界限，實現地區性及全球性的協同創新，實現要素最大限度的整合與最大效率的發揮。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範區是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第一次系統集成，似乎沒有現成的國際經驗可供學習與借鑑。歐盟是以國家為主體締結的同盟，是發達國家之間的全面一體化；而美墨邊境的保稅區經濟圈則是相鄰國家以貿易一體化為主要目標所建立的區域經濟圈，這與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範區的建立與建設有諸多不同（如表1所示）。而新馬印成長三角（IMS-GT）則是在經濟發展程度接近、產業差異化發展顯著的三個國家之間構建的一體化發展區域，是由局部區域一體化帶來的區域經濟圈，與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範區的設立背景最為接近。
（一）“成長三角”的主要類型
從理論上來說，“成長三角”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類型：
1. 大都市輻射型。這是一個由增長極向外圍地區發揮溢出效應的過程，但和傳統的增長及理論不同的是，這是一個跨行政區域的過程。在這種“成長三角”的參與方中，有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遠高於與其相鄰的地區，在產業升級和本地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中，有向邊緣地區轉移和尋求支持的需要，從而會主導區域的一體化發展。下文中的新馬印成長三角（IMS-GT）就屬於此類案例的典型。
2. 基礎部門開發型。這是各區域之間由於在相鄰地區共同建設和使用基礎部門的需要而進行的區域一體化合作。由於很多行業依賴於發展的基礎設施本身規模非常龐大，加上共同開發和利用能源、原材料等基礎部門的需要，就需要進行跨地區合作，共同進行基礎部門的開發和維護，從規模經濟中獲取效益。湄公河經濟圈基本屬於這一類。
3. 地理、政治協調發展型。這是參與“成長三角”的各區域，由於地理上的相近性和政治上的共同利益而進行的跨區域合作。如果共同發展在地理上相鄰的某一區域有利於維護兩地區的共同政治利益，或是在區域一體化過程中有利於兩區域政府“雙贏”，那麼兩區域就會產生相互支持和促成區域一體化的意向。廣義上來說，歐盟的一體化屬於此類。
（二）“成長三角”的主要特徵
1. 經濟互補性。這是促成“成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引起各區域內企業跨區域行為的根本所在，有利於參與各方更好地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在現有的“成長三角”中，一般都存在一個區域的主導中心，它擁有強大的工業部門、發達的金融市場和高素質勞動力，但也缺少低成本的勞動力和進一步發展的土地資源，這些恰恰是其他區域所具有的要素優勢。因而，“成長三角”內部存在經濟合作的互利基礎。
2. 空間可達性。空間可達性是“成長三角”得以存在的重要因素，區內交易的耗時量是衡量空間可達性的重要指標。影響空間可達性的因素有：一是地理相近性。儘管運輸和通信技術在不斷地進步，地理相近性仍然非常重要，它方便了“成長三角”各區域之間的要素流動，加強了區域內各地區之間的聯繫。二是障礙最小化。跨區域的投資、貿易壁壘會影響區域內空間可達性的實現，因而需要“成長三角”各地區進行協調機制的共同制定，消除一體化中的區間壁壘。
3. 靈活性。“成長三角”一般是由各區域的某一部分組成，所涉及的面很小，整個區域所需要做出的調整也相對較小。制度協調的局部性與地區性使得“成長三角”的區域合作更具靈活性和及時性，也為區域一體化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更廣闊的調整空間。
4. 利益共享性。“成長三角”的利益共享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內部共享性。參與方內部通過合作促成優勢互補和規模效應的產生，兩兩之間實現共贏；二是非排他性。與帶有濃厚排他性傾向的一般性區域化組織不同，經濟“成長三角”採取的是開放性、外向性的發展方針。它積極地引入外資，開展對外貿易，實現多方共贏。顯然，利益共享性減少了“成長三角”一體化過程中可能遇到的阻力，可以充分利用多方的驅動力量推動一體化進程。
（三）新馬印“成長三角”案例分析
從國際發展的經驗來看，與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範區設立情況較為相似的是20世紀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初期，新加坡、馬來西亞的柔佛州和印度尼西亞的廖內群島所組成的“新柔廖三角地帶”。這一卓有成效的區域合作後來被國際政界和學界稱為“成長三角”，以後這種多區域和多國家毗鄰局部之間的區域合作就被定義為“成長三角”模式。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成長三角”，簡稱IMS-GT（參見圖1）。
建立IMS-GT的設想由新加坡首先提出。新加坡之所以倡導IMS-GT，主要是為了突破其發展中的幾個約束：一是要素價格昂貴，新加坡的地價和勞動力價格都十分高昂，對其出口產品的生產十分不利；二是資源要素缺乏，新加坡一直依賴於柔佛州的淡水，並十分想從廖內群島獲得新的水源；三是美國取消了新加坡的最惠國待遇，因此新加坡想將部分企業轉移到鄰近的柔佛州和廖內群島。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對新加坡的倡議作出了積極的響應。從馬來西亞方面來看，柔佛州是當時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州之一，希望從新加坡得到進一步發展所需的資金與技術幫助。從印度尼西亞方面來看，期望通過“成長三角”，加快巴淡島的開發進程，進而促進整個廖內群島的經濟發展。
基於三方的共同利益，1994年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三國政府正式簽署了《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成長三角經濟合作多邊協議》，該協議對IMS-GT的合作與協調機制作出了明確規定，認為政府部門的作用是支持、鼓勵和促進項目合作的實施，SJR（新加坡——廖內——柔佛）“成長三角”正式成立，並在1996年和1997年兩次擴容，成為東南亞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1981——1990年十年間，新加坡在柔佛州累計投資約4.64億新幣，但在協議簽訂的當年，也就是1994年，新加坡向柔佛州的投資就超過1.6億新幣。印尼的廖內群島中最大的島嶼巴淡島在1991年開始興建由新加坡和印尼共同出資的巴淡工業園，到1994年，巴淡工業園已經僱傭了島內50%的勞動力，並容納了島內70%的工業部門。
巴淡工業園
在1997年的金融危機中，由於三國的宏觀經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響，IMS-GT的很多投資與項目開發也陷入停滯，但到2000年前後，隨著新馬印三國經濟的逐步復甦，IMS-GT開始全面復甦。1995——2003年間，IMS-GT共吸收外資1486億美金，成為東盟經濟規模最大的“成長三角”地帶。
（四）新馬印“成長三角”的經驗
IMS-GT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其良好的“成長三角”特性：高度的經濟互補性、廣泛的政策協調性以及區域內完全的開放性。新加坡在資本和產業上的發展優勢很好地彌補了印尼和馬來西亞的不足，同時，印尼和馬來西亞又為新加坡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和廉價的勞動力。三地政府很好地利用了“新加坡”的商譽，主動引進臺灣、韓國等地的外來資本，積極消除行政效率低下導致的經濟損失，營造一流的營商環境。三地企業和人才交流頻繁，政府間溝通渠道暢通，有效地保證了“成長三角”各項工作的開展。
由此可見，IMS-GT的發展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對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範區產生了正面的影響：（1）要注重發揮“鄰里效應”。“成長三角”作為一種較為成熟的區域一體化空間載體，從理論上來說是利用了經濟地理學上的一個概念：“鄰近效應”。所謂“鄰近”具有多重含義，既包括了地理上的相近，也包括認知鄰近、組織鄰近、社會鄰近和制度鄰近等五種形式。地理鄰近（即毗鄰）是形成“鄰里效應”的基礎。（2）強調構建區域間合作創新體系。創新體系的構建是長三角區域合作成敗的關鍵所在。從多維鄰近的視角來看，由地理相鄰地區組成的“成長三角”要呼喚出內生的、持續的增長，有賴於區域內相關主體間的要素流動機制與創新動力機制的建設。但地理鄰近本身既不是鄰近地帶交互學習的必要條件，也不是充分條件，它必須通過強化組織、社會、制度的鄰近，才能優化區域內的創新動力驅動機制，觸發區域內相關主體的交互學習動能，並由此提高創新能力。（3）培育共識文化。“成長三角”作為一個實踐智慧的集成區，需要更多政策上的靈活性，以及戰術上的決策與總結。所有的政策方案和決策考量都應建立在長三角共識的基礎上，因此，亟待培育出一種不再分滬蘇浙地域差別的長三角共識性文化，以“長三角”作為地域文化的概念，而不再區分次區域，並在此基礎上建立起有效的利益共享機制。
儘管政府對一體化發展示範區有明確的空間規劃範圍，但是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應該包含三省一市所有的鄰近地區，而不僅僅是青浦、嘉善和吳江，以更好地發揮“鄰近效應”。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較為接近，歷史聯繫緊密，文化認同感較為強烈，在空間可達性和經濟互補性上有較好的一體化發展基礎。但在利益共享性和政策靈活性上，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利益共享性是區域合作的基礎，而政策的靈活性則是推動一體化進展的重要手段。因此，對於長三角地區而言，儘管在發展之初區域內的基礎設施建設、土地優惠等“硬”條件的改善，既是必要的又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經濟發展已經到達一定階段之後，
政府的注意力應更多放在區內組織間、主體間互動交流機制構建等“軟”條件的建設上。以此為基礎，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範區的發展，必須建立在順暢的跨省協調機制基礎上，構建區內各主體自由進行各項經濟活動的平臺，促進不同次區域間的優勢整合，進而充分發揮如同IMS-GT這樣的創新能力，並以此為支點，為長三角整體競爭力的持續攀升提供新動能。三、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範區的發展模式
（一）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範區的發展方向
長三角一體化不是一樣化，而是多樣化和專業化的協同協調發展，其最終目標是要實現“七個一體化”。因此，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範區的發展模式應與雄安新區的建設相區別，它既不是一個亟待開發的新城，也不應只是一個開發區或聯合開發區，而應是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核心區域，是各項一體化政策措施的先行先試區域，是解決一體化政策落實“最後一公里”的重要試驗田，一體化制度創新和區域合作發展的實踐基地。同時也是全國改革開放優秀成果的系統集成區域，與具有全球影響力的超級產業集群所在區域。具體來說，其未來的發展方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作為貫徹新發展理念的新標杆，通過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推進長三角地區形成更高起點與更高層次的改革開放格局，為落實新發展理念提供實踐空間。新時期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範區不能再走傳統開發區建設發展的老路，必須貫徹新發展理念，創新發展模式和動力，體現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因此，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範區的建設中，必須系統集成過去經濟發展的優秀經驗與合理政策，提升區域整體能級、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加快形成長三角地區的國際競爭新優勢，全面增強全球要素配置能力，培育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實現長三角一體化應承擔的責任與擔當。
二是作為一體化體制機制的試驗田，通過率先實現跨省的體制機制突破，為後續全國更高質量的一體化發展提供示範樣本。目前為止，長三角已經逐步形成了“三層四級”的區域協調機制，但囿於行政區劃分割和地方利益保護，許多政策性壁壘依然存在；同時，不同省市、不同層級的政府部門工作對接不暢通，降低了資源利用、要素配置和流通的效率，併產生了諸如斷頭路、多頭規劃等許多問題，需要在今後的區域合作過程中給予足夠重視。以推動要素自由有序流動，資源要素的優化配置，推動不同區域間產業的聯動與整合，形成長三角區域協調發展的新格局。
三是作為引領長三角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的新引擎，通過在示範區形成新的增長點，引領長三角實現跨越式發展；通過提升區域發展能級和核心競爭力，使之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新舊動能轉換的發生地，進而促進經濟持續高效的發展。從空間層面上來說，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範區是試行各項一體化政策，尤其是在一體化背景下實現各省市利益平衡，破除行政壁壘重點區域。從城市化發展層面來看，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範區將成為長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區域之一，在吸引創新資源上發揮重要作用。從經濟發展的層面上來看，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範區將成為中國沿海發達地區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的引領區，它將成為中國高科技產業的主要集聚地區之一，成為中國實現全球價值鏈攀升的先行區。從對外開放格局上來看，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範區將與現有的上海自貿試驗區功能
結合在一起，進一步拓寬長三角乃至中國未來的對外開放格局。（二）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範區的發展方式
基於以上對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範區發展方向的分析，結合IMS-GT的發展經驗，本文認為，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範區的發展模式應以跨省域體制機制的協調為基礎，以改革措施的落地、突破與系統集成為抓手，吸引長三角乃至全國最優質的要素資源，特別是戰略型新興產業的優質企業，利用公共服務與政策優勢，培育具有掌控全球價值鏈能力的企業與產業集群，將示範區打造成為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高地，並最終實現其作為新標杆、試驗田和新引擎的終極目標。具體來說，需要基於以下幾點：
1. 企業為主體。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範區的建設是在基礎設施建設已經比較完善的地區展開的，因此，大體量的土地開發不應作為未來發展的主要模式。公共財政也不應成為未來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範區的主要資金來源，新城建設的模式是與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範區的設立初衷相違背的。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範區未來的發展必然更多地依賴於企業資源與市場機制，這是由其發展方向與自身優勢客觀決定的。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所轄的吳江、嘉善、青浦均是中國民營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且產業結構較為接近，但在發展優勢上卻各有所長，具備明顯的互補性。其中，吳江區2018年民營企業累計突破6.6萬戶，註冊資本總額超3600億元，繼續位列江蘇省縣域經濟第一位，恆力集團位列2018年中國民營企業500強前十位，亨通集團也進入了榜單，凸顯出吳江民營經濟在製造業領域的重大規模性優勢。嘉善全縣90%的工業貢獻都來自民營經濟，民營規模雖然不及吳江區，但是創新型企業的比重較高，在大容量柔性直流輸電電容器、保持繼電器等領域填補了多項國家技術空白。青浦承載了世界貿易中心CBD功能的西虹橋商務區的建設，第三產業的比重逐漸提升，2017年以來已經超過50%，發展動力由工業主導轉向服務業主導，產業發展逐漸呈現出“輕資產、高收益、科技化”的特徵。可見，吳江企業在規模效應上的優勢，嘉善企業在創新能力上的優勢，以及青浦企業在服務經濟上的優勢，共同構成了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範區的經濟發展基礎。無論是完成全球價值鏈的攀升，還是實現長三角的跨越式發展，都有賴於傳統龍頭企業的再次出發和創新型企業的孵化與壯大。同時，優質的產業集群和優質企業也是吸引投資的主要因素，有利於在城市基礎設施、園區公用設施建設等方面，吸引社會資本進入。
2. 創新引領。以創新為主要引領和支撐的經濟體系是貫徹和實現新發展理念的必然要求，它與以傳統技術為基礎的經濟體系是截然不同的，有助於實現區域經濟新舊動能的轉換，打造高質量發展的樣本區。在以創新為引領的國民經濟中，新技術、新產品在經濟增量中必須佔有一定的比重。長三角是中國創新資源最集中的地方之一，上海的基礎科研能力，一旦與浙滬兩地的技術轉化和規模化生產能力結合在一起，將釋放出巨大的潛能。通過建設長三角科學中心聯盟、長三角技術大市場、長三角產業技術研究院聯合體、長三角知識自由貿易港等創新組織，增強區域內的基礎研究實力，強化產學研聯繫，實現關鍵性核心技術的突破，集聚世界頂尖的科學家、工程師和科技人才，通過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指標體系和激勵與補償機制，發揮科技創新服務網絡的有效性，讓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與科技投資越過行政邊界，實現成果與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在鼓勵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範區積極引進國際頂級科研機構和研發服務機構的同時，鼓勵科技資本、研發機構和企業“走出去”，參與國際科技創新合作與創新對外直接投資，實現創新動力的提升。
3. 內外聯通。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範區的建設必須與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建設結合在一起，打造長三角對外開放和對內開放的總樞紐，形成對內和對外兩個要素流動方向，通過聯通對外開放和對內開放兩個生產與貿易網絡，最終形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超級產業集群。改革開放四十餘年來，長三角經濟發展的重要規律與經驗，就是積極參與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空間佈局。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範區的發展，應通過總結與借鑑自貿試驗區的經驗，對標國際通行規則提升對內貿易的便利性，在一體化發展示範區全域逐步推廣對內貿易的自由化，促進要素流動。充分發揮已有的對外開放優勢，並將對外開放優勢轉移到對內開放上來；同時將對內開放的能量向外進行釋放。通過內外聯通，形成提升經濟發展質量的合力，實現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範區的功能定位與發展目標。
4. 虛實共榮。要實現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最終目標，就要搶佔未來產業發展的高地，把握重點產業，牽住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牛鼻子”，將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結合起來，在一體化發展的示範區充分聚焦長三角在“虛實結合”方面的優勢，不止要重點發展面向未來的”雲、大、移、物、智”等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同時也要著力推動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一方面，通過發展“雲、大、移、物、智”等數字經濟的核心產業，構建完善的產業生態體系，立足現有的數字經濟“獨角獸”“隱形冠軍”和“單打冠軍”企業，整合江蘇省在芯片製造、集成電路、光纖電纜等數字產品製造，浙江省在電子商務、信息組織、技術支持等信息服務，以及上海在吸引高端人才上的優勢，打造全球數字經濟高地。另一方面，通過數字技術深化其在製造業部門的應用，降低生產製造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性，甚至打破產業邊界，促進產業跨界融合，激發傳統制造業的活力，提高其生產效率，實現精準營銷，增加產品的附加值率。其次，還應重視數據在提升公共服務水平上的作用，為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範區的建設營造一個良好的服務氛圍。通過建設長三角數據中心，統一標準，實現政務數據、社會數據的跨部門、跨省市共享應用。
四、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範區的實現路徑
（一）完善頂層設計
IMS-GT的發展經驗表明，深化區域一體化的重要基石之一，是體制機制的創新與利益相關方的積極正面的互動協調。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範區的建設，需藉助長三角長期以來的文化同源與經濟同質，強化“長三角”的概念，淡化行政區隔。通過率先突破、集中落實和系統集成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將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範區建成為要素集聚的高地。統籌國家發改委、工信部、商務部、財政部、科技部等相關行政職能，進一步明確長三角一體化發展辦公室的職責，支持國有銀行等金融機構在示範區內對企業實行無差異化待遇。
（二）深化實踐創新
長三角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在跨區域治理中積累了很多經驗，也創新了很多跨區域治理的模式。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範區要體現系統集成的功能，最主要的就是要在這一具有多方主體、跨行政區劃的區域，集成過去三十年跨域治理的寶貴經驗，將原先僅侷限於某個地域或某個城市的發展和改革的行為，在進行限定區域範圍的實行和評估之後，上升到長三角整體層面，通過在示範區的先行先試，進行合作機制的再次創新，達到多方共贏，共同發展。可能的突破口有三：（1）在開發理念與空間規劃上實現創新，不再以過去新城開發的方式進行示範區建設。（2）在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建設過程中要進行創新，如在聯通青浦、吳江、嘉善之間的公共交通與軌道交通設施建設上，可以通過成立統一的公共交通運營集團來整體推進。（3）對產業發展模式要進行創新。如，在文化休閒旅遊等領域，應以示範區“一盤棋”的方式進行，青浦、嘉善和吳江應在統一梳理資源的前提下，
結合“綠色生態”理念，吸引民間投資，深挖示範區的整體發展優勢。（三）鼓勵多極推動
實現長三角一體化國家戰略目標，包括構建有競爭的大城市群、都市圈、先進製造業和先進服務業基地這樣的任務。這主要依靠各泛中心城市，如吳江區、青浦區與嘉善縣中心城鎮共同努力來承擔，當然這些產業分工都是相對的，在主導產業分工中形成多主多輔，互有重疊，但又突出各自優勢的產業分工佈局。由此形成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範區的網絡化發展格局，各中心城鎮之間應該既有互補也有差異，既有合作也有競爭，這樣就避免了各個城鎮互相之間為爭奪資源，爭奪政策優惠，進行過度競爭，甚至設置壁壘。
（四）強化同域整合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我國城市群連綿帶的層級體系及協同發展研究”的資助（17ZDA070）的階段性成果。黃潔為本文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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