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玉凱:沒有把1.6億多人城鎮化,我們就是在攤大餅

“2019新浪金麒麟論壇”於11月28日在北京舉行,主題為“新徵程 新使命”。 國家信息化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學委副主任汪玉凱出席並發表演講。

汪玉凱提到,1978年改革起步的時候,中國城市化率只有17.8%,那個時候100箇中國人生活居住在城市的還不到20%,到2018年我們的城市化率接近60%,我們住在城市的人早已超過農村的人口,所以中國進入了城市社會。

但是在60%的城鎮化率的框架下大概有1.6~1.7億是外來人口,我們沒有把外來人口變成市民,比如北京戶籍人口1300多萬,常住人口2100多萬,外來人口占900萬;上海常住人口2500萬,戶籍人口1500萬;深圳市戶籍人口400多萬,常住人口超過2000萬;廣州市常住人口1700萬,戶籍人口700萬,四個一線城市容納了5000多萬外來人口。

汪玉凯:没有把1.6亿多人城镇化,我们就是在摊大饼

以下為演講實錄:

智慧城市在全國非常熱,可以說是高度熱門的熱詞。但是智慧城市發展當中我們如何進行思考我認為是需要予以關注的。

我下午想圍繞智慧城市建設,要破解區域經濟發展難題這個話題跟大家交流三個觀點:1.中國智慧城市發展的邏輯;2.城市群在區域經濟發展中扮演的關鍵角色;3.智慧城市建設要破解區域經濟發展難題。

1978年改革起步的時候,中國城市化率只有17.8%,那個時候100箇中國人生活居住在城市的還不到20%,到2018年我們的城市化率接近60%,我們住在城市的人早已超過農村的人口,所以中國進入一個城市社會。但是我們在60%的城鎮化率的框架下大概有1.6-1.7億是外來人口,我們沒有把外來人口變成市民,比如北京戶籍人口1300多萬,常住人口2100多萬,外來人口占900萬;上海常住人口2500萬,戶籍人口1500萬;深圳市戶籍人口400多萬,常住人口超過2000萬;廣州市常住人口1700萬,戶籍人口700萬,四個一線城市容納了5000多萬外來人口,不是市民,沒有把這些人城鎮化。

這樣城市化的道路現在回過頭來看,如果總結經驗教訓的話,我認為至少有這麼幾點:

1.中國的城鎮化沒有自動走向城鄉一體化。我們原來想得非常好,通過發展中型城市能夠帶動農村,結果後來不是這樣的,沒有把農村帶動起來,而且是出現了大城市化的趨勢。

2.中國社會結構由“二元社會”演變成“三元社會”。本來中國是一個農村、城市二元的社會,通過戶籍制把所有人固定在這兩個板塊下。計劃經濟體制下,農村人想變成城市人比上天都難,除了考學、當兵或者是招工、提幹,沒有其他的途徑變成城市人。但是改革開放以後,政策變了,農村人可以到城市打工,我們率先開放東南沿海,出現了數以億計的跨省流動打工潮,在世界上幾乎沒有這樣的景觀。

但是我們認為社會的結構還存在,根基還存在。中國出現了數以億計的農民工。2.6億離土農民,1.6~1.7億住在大中小城市,1億在鄉鎮企業,你說他算農村人?他早離土了,現在二代農民工有1.3億是在城市出生的,送外賣的、送快遞的小哥,這幾乎都是二代農民。你說他算城市人?沒有城市戶籍,住在城鄉接合部。我們發現我們的社會結構演變成“三元社會”,農民、城市,中間出來一個數以億計的農民工。

除了這個之外,快速城鎮化帶來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城市治理問題,出現了“大城市病”,資源透支、環境惡化、交通擁堵、未富先老、城市可持續發展受到威脅,再比如說民生問題凸顯、安全隱患增加、社會管理薄弱,公眾對政府的公共服務提出更高要求。再就是城市的治理體制、機制對城市有效治理的制約性是非常明顯的。我認為只有深入中國城市化的內部才能發現一些真實的問題。

第二,城市群在區域經濟發展中扮演關鍵角色。改革開放初期是東南沿海帶動中西部發展,率先開放東南沿海,帶動中部、西部慢慢發展。但是這種格局大概到了西部大開發實施以後就轉變了,靠東南沿海的帶動太慢了,啟動了西部大開發戰略、東北振興戰略、中部崛起戰略,這些戰略實施在地域上,改變了靠東南沿海先發展帶動中西部的發展。

現在中國通過城鎮化以後,形成十大城市群,這對未來中國經濟發展肯定是重要的增長極,比如說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山東半島、遼中南、長江中游、海峽西岸等,目前代表我們國家的最高發展水平,它高度集中,各種要素都集中到大城市去了。人才、資金、技術、產業都集中到這兒去了。所以在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關注城市群的整體發展,使它更能夠發揮整體功能力量,這是我們在智慧城市建設中需要關注的,不能抱著自己一個城市來看,城市群,要在整體競爭格局上思考問題。

第三,智慧城市建設要破解區域經濟發展難題。我前面分析了未來中國經濟兩大增長極在相當長一段時間不會改變,依託大城市為重要的城市群是第一增長極,2000多縣和縣級市、縣域經濟要遍地開花,這兩大增長極並行不悖。我們今天不討論縣域經濟,就討論依託大城市群如何發揮它的整體功能?我認為我們在智慧建設中一定要高度關注這個。從目前城市群發展、區域經濟發展中,從城市群這個角度看,存在的主要問題包括:

1.整體發展模式簡單粗放,城市間產業雷同,沒有形成比較優勢,整個城市群缺乏城市大圈的整體規劃,還是各自為政。

2.城市群之間沒有藉助信息網絡技術構建起有效的平臺,這是影響當前城市群能夠整體發揮作用的主要問題。

我認為我們智慧城市建設,信息化就是要針對這些問題破解難題,所以我說城市群,智慧城市建設要把破解這些難題作為己任。如何來破解?

第一,要強化信息基礎設施。在城市群之間,我參加過一些研究,比如長株潭一體化,當時主要是搞兩型社會示範,我也參與過方案的制定。長株潭是湖南三個城市,相互之間都是獨立的,現在要發展成大的城市群,如何從基礎設施上有共享,統一規劃?這就很重要。長株潭首先把區號統一了,電話區號都變成一個區號了,半小時經濟圈就到了。要提升基礎設施共享水平,提高數據信息資源共享能力。

第二,要搭建城市群創新合作平臺,強化同城化的管理,在互聯網時代,在大數據時代,人工智能時代,我認為很多情況下可以實行同城化管理,比如很多地方城市群之間市民卡一張卡都通了,不是說一個城市是一張市民卡,另外一個城市又是另一張市民卡,完全可以統一,完全可以實現降低成本,節約資源。這是第二個,就是我們要搭建城市群創新合作平臺,強化同城化治理。

在公共服務、社會治理方面進行有效的合作,要進行異地辦理,比如現在一網通辦、一站式服務、最多跑一次,現在已經到什麼程度了?不光在本城市,在南京可以辦上海的事,在西安可以辦上海的事,現在到什麼程度了?蘇州工業區,好多園區都是外國企業,我坐在美國的硅谷就可以辦蘇州工業園區的事情。現在百度通過手機搜索功能,通過搜索引擎,我們辦長春市,自動就跳到長春的智慧城市服務中心,我辦西安的事馬上轉到西安的政府服務平臺上了。新一代信息技術提升我們的公共服務和社會治理能力。

第三,大力促進數字經濟發展,形成比較優勢,提升企業治理的競爭力。去年數字經濟達到了31.4萬億,佔我們90萬億產值的比重是34.8%,我們這個數字經濟佔比僅次於美國,在全球處在第二位。所以大家看到中國現在是一個製造大國,首先是一個電子製造大國,我們去年一個國家消耗的全球電子元器件佔60%,我們去年芯片達到4500億張,芯片花的美元是3250億美元,所以中國製造大國首先是電子製造大國,我認為在數字化浪潮下,我們數字經濟還有更大的前景。當下的數字化浪潮正處在3.0時代,我們不說1.0和2.0了,3.0時代的數字化特徵最主要就是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人工智能和5G的廣泛應用為代表。在這樣一個3.0時代表現出三個特徵:

特徵一:數字化正在改變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結構。過去我們講人類發展就講生產資料、工具、對象,現在出了一個新東西,平臺,平臺成為經濟發展的新物種,這是沒有信息革命以前完全不可想象的。一個網約車,滴滴平臺上面註冊了3000萬司機,一個微信平臺上面有10億用戶,一個美國的Facebook上面有15億用戶。數據成為經濟增長新能源,數據就像油、煤、氣、電,數字變成資本。互聯共享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價值,為什麼“雙11”一天能賣幾千億?淘寶也好,京東也好,就在平臺上,這個平臺就靠三個:1.網絡、2.數據;3.鏈接。通過網絡、數據、鏈接在這個平臺上,全世界的人在上面購物。這是第一個特徵,數字化正在改變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結構。

特徵二:數字化的滲透率、穿透率幾乎無處不在。哪個主體可以遊離於數字化浪潮之外?美國提出數字地球,中國提出數字政府、數字醫院、數字家庭、數字社區、數字化個人。你們哪個人可以遊離於數字化之外?它的滲透率、穿透率幾乎無處不在。

特徵三:數字化的水平成為評價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甚至一個行業先進程度的重要標杆。它有五個維度:1.數字基礎設施;2.數字產業形態;3.數字消費者;4.政府在線服務的數字化率;5.智慧社會的數字化。這五個維度成為評價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一個行業數字銜接的重要標誌。

所以我們說要在數字化浪潮下來觀察我們數字結構的發展趨勢,如果我們在這個方面能夠繼續佔領先機,我們現在消費互聯網領先,工業互聯網相對落後,如果我們能把這個短板補上來,我想中國城市競爭力會大大上升,而且也能夠加快中國由高增長向高質量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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