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鳳潔 小樂
From 成長合作社
今年3月份，美國爆出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大學欺詐案。聯邦檢察官對50個人提出指控，他們涉嫌參與通過違法手段讓子女進入耶魯，斯坦福，喬治城等名校。這其中包括商界領袖，好萊塢明星，時尚圈名流。
這次大型作弊入學違法事件中，核心人物威廉.辛格 作為大學升學顧問，幫助這些富翁或名流的孩子在SAT考試中作弊，賄賂體育教練，製造虛假的體育證書而讓這些年輕人進入名牌大學。
而在犯案的名流中，費利西蒂·霍夫曼（Felicity Huffman）是少有認罪的家長之一。她是好萊塢著名演員， 在“絕望主婦”中扮演主角Lynette，曾獲過艾美獎和金球獎，也曾被奧斯卡提名。她的丈夫William H. Macy也是著名的演員和導演，曾經在Fargo， Magnolia等電影中都有角色。
在費利西蒂在法庭上陳詞之前，她向英迪拉·塔爾瓦尼法官遞交了一封信，其中她試圖解釋為什麼她給了騙局策劃者15,000美元來提高女兒的SAT成績。
此前，這個案件中的檢察官、辯護律師，甚至是美國緩刑和庭前服務官員都在為應為她量刑而爭論不休，檢察官建議對霍夫曼判處1個月監禁和2萬美元罰款。她的律師則要求無監禁、緩行一年、250小時的社區服務和2萬美元的罰款。
我沒有看過絕望主婦，但因為這個案件爆出來的時候影響力巨大，觸犯眾怒，所以對新聞有關注，但是當看到這封信的時候，還是覺得百感交集。於是拜託我的朋友鳳潔翻譯了整封信。
我們當然知道這封信的寫成並不簡單。很多人也許參與了它的寫作過程，而它存在的意義也絕不僅僅是為了給法官說一個故事而已。但無論這背後有多少複雜和蓄意，我相信這其中沒編造出的“事實性信息”，所以，我們先來看信。
費利西蒂對法官說
尊敬的塔爾瓦尼法官，
有機會寫這封信給您，我很感激。儘管知道我在量刑的時候可以和您講話，但我更希望自己可以作為一個人和一個家長，讓您更全面、深入地瞭解。
首先我想說，我擔心給您寫這封信看上去像是在為自己辯解。對此我需要澄清：我知道我所做的事情是不能被正當化的。是的，事情是有背景情形的，但這並不重要，因為我原本可以對SAT成績作弊說“不”。毫無疑問我將對自己的行為承擔全部責任，並將接受法院認為適當的任何懲罰。
我不斷問自己，為什麼要這樣做？為什麼我要對違法和不道德的方案說“Yes”？是什麼力量驅使我做了這件事？我為何拋棄了自己的道德和常識？這些問題的需要更完整的解答，更多事實和更加個人的回應。我將努力為您提供這些信息。
事實是，我並沒有買通大學輔導員去了解如何暗箱操縱SAT成績。我甚至不知道這種業務的存在。我聘請了一名顧問，
為我的女兒索菲婭（Sophia）儘可能成功地申請到大學提供專業指導。（注：給高中生提供大學升學指導的顧問是比較常見的，很多家庭，學校都會給學生提供這樣的服務）索菲亞4歲時，我就發現了她在日常活動中所經歷的挑戰。從那時起，我一直在尋求建議，請醫生和專家來幫助我。四歲的她甚至不能順利地赤腳走過一片草坪；她衣服上的標籤會也會讓他情緒崩潰20分鐘；她不知道該如何與其他孩子接觸，而且她的睡眠也一直是個問題。她的託兒所推薦我們帶她去進行作業治療。
當索菲婭開始與治療師合作時，我逐漸瞭解到她患有感覺調節問題。當時我還不知道那是什麼，但簡單來講，她會對外部世界反應不足或過度反應，無法自我調節。
索菲亞八歲那年，學校建議她接受神經心理學家的檢查。她被診斷患有學習障礙，並且按照建議每三年進行復查。我感恩有幸獲得這些 建議、幫助和專業知識。但當這些信息成了我們養育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時，很遺憾，我過分地依賴了它們。它們的重要性已經超過了我作為母親的直覺，甚至最終使我越過了我自己的道德底線。
高中時，我女兒去了一所公立學校學習表演藝術。在這所至今仍然資金不足的學校，300名學生只被配備了一名大學顧問。許多孩子已經畢業的母親們勸我不要把孩子的大學申請交給過度負荷，人手不足的學校系統。她們告訴我，私人的大學顧問是極其需要的。而我們也很幸運能夠負擔得起私人顧問。辛格先生被認為是洛杉磯最好的專家之一。有人告訴我，如果能請到他幫索菲婭會，那會是我們的幸運。考慮到索菲婭在學習方面經歷的挑戰，我很重視這件事。
與辛格先生合作的第一年，一切都是合規的。我也繼續聘請了他為我的二女兒喬治亞（Georgia）提供幫助。喬治亞也患有嚴重的學習障礙，這樣她可以從他的專業知識中受益。他在這個領域無所不知，看起來非常自信，並且工作似乎也很出色，為此我覺得欣慰。
索菲亞對於專業學習戲劇很有熱情。但辛格先生告訴我，她的考試成績太低了，如果她的數學SAT成績沒有大幅的提高，那麼恐怕她感興趣的任何大學都不會給她面試的機會。坦白說，我真的不在乎女兒是否能上名牌大學。我只希望她能找到一個以她的表演能力是作為主要考量而獲得的學習機會。這聽起來很空洞，但我是個演員，我知道她在戲劇或電影中的成敗不會取決於她的數學能力。我不希望我的女兒因為不會做數學題而無法試鏡，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在與辛格先生和他的家教們合作近一年後，辛格先生告訴我，索菲亞的數學成績仍沒有提高，我面臨的問題依然嚴重。他表示有辦法可以解決，他有辦法讓監考人提高她的考試分數來“確保她獲得所需的分數”。索菲婭永遠不會知道這些，然後她可以“專注於真正重要的事情——她的其他成績和試鏡。” 他說他為很多學生做過這件事。
這種事情的存在讓我感到震驚。在他提出這樣的建議 後，這件事情被公然攤在臺面上。我考慮了六週依然無法選擇。我猶豫不決，逃避做出最後的決定。我能感到這件事情非常緊迫，這甚至讓我恐慌，但為了女兒，我必須解決這個問題。雖然聽起來扭曲，但我真的開始相信，如果不按照辛格先生的建議去做，我可能會成為一個壞媽媽。
令我萬分羞愧的是，我最終還是同意了在索菲亞的SAT成績上做手腳，並且還考慮也對佐治亞做同樣的事情。但是這個決定一直困擾著我，我知道這是錯的。終於，我找回了理智，中止了辛格先生對佐治亞也做同樣的事情。
這是我的故事的個人方面。成為母親讓我無比困惑。從孩子們出生起，我就一直生活在擔心中。我是如此拼命地想做正確的事，害怕犯錯誤怕得要死。我本來的恐懼和不自信，加上有學習障礙的女兒，常常讓我沒有安全感，從最開始就覺得焦慮。我一直在尋找正確的書籍或對的建議來幫我養育女兒，也讓我不要犯任何可能傷害到她們人生的錯誤。
我是如此渴望成為一個好母親，我讓自己相信了所做的一切都只是為了給女兒一個公平的機會。我現在看到這其中的諷刺了--我所做的與公平恰恰相反。我觸犯了法律，欺騙了教育機構，背叛了我的女兒，傷害了我的家庭。
當女兒淚流滿面地問我：“你為什麼不相信我？你為什麼不認為我自己可以做到？” 我啞口無言。我只能說：“對不起。我嚇壞了，我很蠢。”在盲目的恐慌中，我做了自己拼命想避免做的事。我已經犧牲了女兒的未來、家庭的完整和我個人的道德。
我給您寫這封信不是想為自己的過失辯解，或逃避承擔相應的後果。我只是希望讓您知道我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了對這個錯誤說“Yes”的。
我對自己所做的事感到深深的羞愧，我將終生帶著這種羞恥和懊悔生活下去。我理應承受這份負擔，將其轉化為改變生活的動力，但願對於我的女兒們和整個社會來說，這會是一個警醒。
儘管很痛苦，但我真的感激從中所汲取的教訓、以及獲得能夠更誠實地生活的機會。我現在專注於修復與女兒和家人的關係，並對社區做出補償。
謝謝您閱讀我的信。我對有機會做解釋心存感激，但這不是為已經發生的事找藉口。
真誠的
費莉西蒂·霍夫曼
從這封信裡，你看到了什麼？
看到這封信的時候，我一時衝動就想把它翻譯出來分享給更多人。但是因為自己時間太緊張，就拜託了朋友鳳潔。我們把這封信逐字逐句的翻譯出來，不是為了評價或表態，更不是為了合理化她的違規行為。但她在這封信裡進行的反思，讓我看到了很多值得展開和討論的內容。
我看到特權（privilege）。她的家庭本是一個擁有名氣，金錢，地位的好萊塢明星家庭，他們的女兒相對於普通家庭的孩子本來可能獲得更多資源和更順利的職業通道。但是因為學習障礙，卻陡然變成了現行教育體系中的弱勢群體。她作為母親的經歷也立刻會因此比健康孩子的媽媽多出很多艱難和挑戰。
我看到性別， 為什麼整封信中，在兩個孩子的養育，教育問題中，都沒有爸爸的身影？難道這個決定是費利西蒂獨自一個人瞞著丈夫做下的麼？如果不是，為什麼整件事情中，受到懲罰，出來道歉，備受指責的，只是媽媽一個人？
我想到“背離親緣”， 這是Andrew Solomon的一本書 ”Far from the Tree”的中文版譯名。在書裡，Andrew 每一章都講述了一個父母養育和自己截然不同的孩子的故事，這些孩子有的有身心健康障礙，比如聾人，侏儒，唐氏症，自閉症，精神分裂，也有的犯了罪，成了強姦犯，甚至是“罪大惡極”的校園槍擊犯。他們的共同點是和父母以及父母期待的樣子有巨大差異，這也就是英文書名，果子落地離樹很遠，的意思。
這本將近1000頁的鉅作圍繞的核心問題是：作為父母，我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接受孩子真正的樣子，又在多大程度上應該改變他們，幫助他們變成更好的，或者說符合我們期待的樣子。用一句更簡單的話來說，我們對孩子的愛在和偏見的對抗中，能走多遠。
過度養育，在慌里慌張的年代
這些話題深入下去都是一個個洞穴，但困住我，讓我難以轉身離開的，是費利西蒂一再表達的，她是一個一再因為恐懼和焦慮而做出選擇的媽媽。
這讓我看到剷雪機父母。這是近年新出現的一個以交通工具命名的養育風格名稱。這個交通工具系列還包括是和直升機父母，割草機父母，推土機父母等等。NYT近年3月份的一篇文章給我們介紹了這些名詞的內涵和歷史。
這個系列最早誕生的是80年代的直升機父母，描述時刻盤旋在孩子頭上，關注孩子健康安全的養育方式。到了90年代，這樣的養育演變成了不光監督孩子還時刻肩負起教學任務的密集養育父母，這一代的父母比以往任何時代的父母花在孩子身上的金錢，時間，精力都要多。
多倫多大學的社會學教授Melissa A. Milkie發現，今天的職場媽媽在孩子身上花的時間和70年代的全職媽媽一樣多。社交媒體讓父母可以更緊密的跟蹤和控制孩子的活動。
近年來出現的鏟雪車，推土機和割草機父母將這種風格更進一步。父母們時刻監視在孩子的成長路上會遇到的困難，可能讓他們摔跟頭的小石頭，然後身先士卒先去給孩子清理路障，把困難都剷平，讓孩子一直行走在平坦大道上，直到把孩子護送進名牌大學的宿舍裡。
然而一切並沒有結束， 孩子的未來也並不會因此一帆風順。曾經在斯坦福大學長期擔任新生指導主任的Julie Lythcott-Haims在她很轟動的“How to Raise an Adult”裡把密集養育造成的問題寫的淋漓盡致：家長剝奪孩子獲得基本的生活技能的機會；
孩子的心理問題層出不窮；變成學習機器，甚至不惜嗑藥來達到這一目的；我們限制了他們本可以更寬廣的職業天地，而把自己也弄的筋疲力盡。
另一本書堪稱美國巨嬰成長記錄的書是紐約大學著名的社會心理學家Jonathan Haidt和從事教育權利倡導的Greg Lukianoff合著的“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這兩位作者邏輯縝密的分析了被事無鉅細精心呵護長大的一代孩子是如何變成了思想狹隘，衝動憤怒，缺乏韌性，寬容心和同理心的年輕人。
而在描寫今天美國父母們的養育是如何圍繞恐懼和焦慮進行的這個話題中，去年出版的Kim Brooks的"Small Animal" 是我讀過的討論最詳細的書。Kim這本書源於自己生活中的一場噩夢。
事情發生在2011年3月的一天, kim帶著四歲的兒子Felix回弗吉尼亞州郊區的父母家拜訪，在即將要離開家，坐飛機回芝加哥之前，她們發現兒子的耳機壞了。於是 她們趕快驅車去附近的Target超市買新耳機。剛把車停到超市門口，孩子因為要繼續玩遊戲說什麼都不願意下車了。
她瞭解把孩子留在車裡是有高溫窒息的風險的，因此Kim快速衡量了一下環境，天氣涼爽，車就在超市門口，孩子已經四歲，這是治安非常好的自己長大的社區，於是她把窗戶降低，鎖上門，啟動汽車警報，衝進了超市，在五分鐘之內買好耳機，回到車上，孩子對她微笑， 一切看起來並無異樣。
然而當她們飛回芝加哥，拖著疲憊的身體進了家門， 丈夫一臉嚴肅地告訴她，快打電話給你媽，她在哭。於是她知道在她離開孩子的五分鐘之內，有人看見了獨自坐在車裡的兒子，並報警了。
隨後事情逐漸失控，因為弗吉尼亞州關於父母應該多嚴密的看管孩子的法律條文很少，她沒有因為將孩子留在車裡受到指控，卻被指控犯有導致未成年人犯罪的輕罪。
而她的這次經歷，事實上併為對任何人造成任何傷害。所以因為有風險的可能性就可以對父母定罪？而這樣的認定對家庭和對孩子帶來的又是怎樣的傷害？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她和孩子的生活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雖然最終警方放棄了對她的指控，但在這個和公權力博弈辯論的過程，對一個母親本就是一種折磨，
她感到被“官方“宣判成了一個糟糕的失職的媽媽，而她和被她“連累”的家人朋友要不斷向一群陌生人證明她是愛孩子的，她是合格的媽媽，只是每個媽媽都可能犯錯，可能粗心。她的孩子，在媽媽變得焦慮緊張之後，也常常陷入驚恐，擔心媽媽被人帶走，甚至自責。有一次Felix在家門外擺攤賣曲奇餅，她通過廚房窗戶看著他。當兩個警察走過來時，她立刻衝出家門，對著警察大叫她是孩子的母親，她沒有不管孩子，她正在廚房裡看著他。而警察，只是前來買曲奇餅的。
Kim並沒有指責報警的路人，那只是一個出於好意的個人。但是作為一個寫作者，她開始深入思考，收集數據和論文，採訪學者，有過類似經歷的母親，和 “放養”運動的支持者們，探討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人們對兒童“安全”的認識如何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媒體對極端事件的報道，公共政策的改變如何不斷構建了 “風險”這個概念？為什麼大量數據都顯示當今是美國曆史上對於兒童最安全的時代，人們對兒童可能面臨的極小的風險都噤若寒蟬？而這一切觀念又如何重塑了父母的養育方式和影響了孩子的成長。
Kim的書中有這樣一段：
“恐懼本身就是有殺傷力的，母親並不會死於恐懼。更多時候，真正發生的，是“我們“乾脆消失了。我們變的比期待的自己更渺小。我們看事情不再清晰，無法投入全面的體驗，當恐懼擴散，世界便退下了。
當母親用更多的時間來害怕，她就更難用無限的母親的智慧和遠見來預防危險的發生，她也就有更少的精神，情緒，智慧和心靈的能量屬於她自己，她的工作和她的社交圈。而養育中的恐懼帶來最高的成本是，它折損了一切觸碰到的東西—養育的樂趣被抽乾，我們一心想保護的事物被傷害。”
結構因素 vs.個人行為
所以每一個父母該為此背鍋麼？很大程度上不是。任何個體的決定都是基於她所在的社會結構的，所以很大程度上個體的行為是一個巨型機器運行所生產出的結果。這個話題很大，我們不在這篇文章裡展開說，只提幾點。
在之前寫母親困境的文章中，我提過當母親的世界被壓縮到越小，可控制的內容越單一，她也就越可能密集養育，把所有的力氣都投入在培養孩子的競賽中去。
今年出版的“Love, Money & Parenting“ 中耶魯大學和西北大學的兩位經濟學家也從經濟學和公共政策的角度提供了很詳細的分析。越是缺乏公平，貧富差距大，階級固化，優質教育資源稀缺的社會，家長就會承擔更多焦慮和壓力，也就越傾向於投入密集，精細，過度養育。
但同時，個人真的是什麼也不能做，毫無選擇餘地了麼？也不是，我們依然有挪騰的空間，甚至推動改變的可能。但前提是我們得先意識到，先想清楚我們為什麼會這麼做，這麼做對我們，對孩子意味著什麼。
費利西蒂的女兒被母親的行為傷害，因為她不被尊重，不被信任，這個完全關於她的人生的決定在她毫無參與的情況下被他人以違法的方式篡奪了，這對於她也是一種羞辱。
在那一系列以交通工具命名的養育方式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人，當面對真實的複雜又粗糲的生活時，會無力，會脆弱，甚至會埋怨。而她們當然有權埋怨。在被因為恐懼推動而實施的養育下成長起來的孩子，也難以享有安全充分的空間去探索真正的自己，坦蕩走自己的路。
平坦的水泥地能教會他什麼呢？
上週日，我們一家三口去伯克利植物園散步殺時間。因為毫無計劃，我們從進了植物園就完全讓在在帶路，跟著他到處轉悠。在走到一條有水坑和泥地的路的時候，我剛準備邀請在在一起跨水坑，就見親爹一把抱起了在在，大步跨過這一小段路，然後把在在放在了乾淨的水泥地上。
我牙癢癢的壓低音量和親爹說：“你知道你這是在cripple他麼？”晚上在在睡了以後，我們坐下來就白天這個插曲聊了一會兒。我和在在爹說的話大概是以下這些。
我們做得每一個行動，每一個選擇，很有可能都是無意識的，或者是一番好意的， 比如我要保護他，我想讓他別弄髒衣服，我怕他摔跤。但我們需要從孩子的角度想一想，我們的這個行為，他接受到的信息是怎樣的。
我不知道在在會不會意識到爸爸是愛我的，希望保護我。但他很有可能得出了“爸爸覺得我沒有能力自己做，我是不可以的”。而讓他自己走，就算弄髒了鞋子，摔跤了，並不是什麼大事。
平坦的水泥地能教會他什麼呢？而從泥地中走出來，無論是摔跤了還是沒有，都會體會到一些趣味和成就感，學到點不一樣的技巧。完成了新任務，克服了新挑戰的驕傲的笑臉是多動人。那是一個人體會到自己的力量，感受到 “我能” 的瞬間。
圖為一隻雄赳赳氣昂昂行走在植物園的小盆友
每個孩子都不一樣，有的孩子凡事往前衝，熱愛冒險，家長可能需要更多的保護。在在是慢熱，謹慎的孩子。先不談要不要在背後推他，怎麼推，至少做到，在沒有嚴重安全風險的情況下，他願意做的事先別攔著。
那麼，保護和放手的平衡點在哪裡。 在我看來，這個平衡，在於我想提供的是代勞還是幫忙，是“取代”還是“我在”。代勞的行為主體是父母，這樣的行為常常並未經過思考，是出於我們平復自己的焦慮和不安全感。而幫助，我在，行為主體是孩子，我們只是協助，或者只能提供心理支持，這是經過思考的有意識作出的選擇。
從善如流的在在爹聽完表示：有道理哦。爹總成為我文章中的反面教材對他挺不公平的，其實他也有給我提意見我贊同的時候哈。養孩子的事情，開誠佈公的溝通，尊重彼此的付出和想法很重要。
好啦，我原來只是想分享好萊塢星媽的一封信，並邀請大家討論的。結果想拋磚引玉拋著拋著就蓋樓了，真要命。現在回到主題，說出來你們在這封信裡看到了什麼，有沒有引起你共鳴或思考的內容吧。
本文系授權發佈，一個美國數學教育學博士，一個美國環境社會學博士，一箇中國資深媒體人開設的公號。她們的文章，有點燒腦，但都異常紮實。歡迎朋友圈，未經許可不得轉載，INSIGHT視界 誠意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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