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後期，中國在同盟國中與美國的關係最密切，我黨外交工作的主要對象也是美國。周恩來代表我黨早就提出，美國可以派一個觀察組到根據地，但未得到回應；有很長一個時期，美國政府並不重視中共的力量，而是把國民黨視為中國抗戰的主力。直到1944年初，美國政府的態度才發生轉變，開始了與中共的官方之交。
中共高度重視美軍觀察組的到來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駐華官員戴維斯、謝偉思等建議美國政府，派人到中國抗日根據地考察；周恩來代表我黨也提出過此議，但都沒有引起美國政府的重視。隨著國民黨戰場的嚴重失利以及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的迅猛發展，美國政府開始考慮同中共軍隊合作問題。1944年2、3月間，美國總統羅斯福通知蔣介石，為蒐集日軍在華北、東北的情報和研究將來在中國大陸作戰的各種可能，準備向延安派一個軍事考察團。蔣介石以種種附加條件進行阻撓和拖延。
這件事一直拖延到6月下旬，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又向蔣介石提出：美軍急需得到華北和華中準確的軍事情報，派觀察組去延安是軍事的需要，同政治問題無關。這樣蔣介石才勉強同意。在美軍中緬印戰區總司令、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主持下，美軍觀察組迅速組成，成員來自陸軍、海軍、戰略情報局、駐華美軍司令部和美國駐華使館等方面。組長是戴維斯·包瑞德上校，他曾長期在中國擔任武官，熟悉中國情況，漢語水平較高，當時是中緬印戰區的情報官員。美國駐華使館的政治事務官謝偉思和盧登也是觀察組成員。
6月28日，在重慶的林伯渠、董必武電告毛澤東，美國軍事人員赴延安一事已確定，不久即可啟程。毛澤東當即覆電：“美軍人員來延，請你們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歡迎，飛機場即日開始準備，來延日期請先告。”
此前，延安有一個簡陋的飛機場，只是偶爾用一下，大飛機起降很不安全。為迎接美軍觀察組的到來，延安黨政軍民總動員，將東郊清涼山與延河之間的機場，重新整修。
黨中央對美軍觀察組的到來高度重視，因為這是我黨首次遇到的、真正意義上的外交活動。6月28日，中央召開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專門討論接待觀察組問題。會議決定：要對美軍事使團表明，現在我們需要合作抗戰，抗戰後需要和平建國、民主統一；在交涉中以老實為原則，能辦到的就說能辦到，辦不到的就說辦不到；使團到後，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林彪、葉劍英出面接見和談判。
以往我黨與美國人打交道，是友好“交往”。但美國政府派遣一個軍事觀察組到延安來，則是官方“外交”。實際觀察組級別不高，它並不辦外交，但具有外交性質；它講出口來的主要任務是收集情報，包括日、偽軍的戰鬥序列和兵力，為將來參戰做準備。但主要是瞭解我黨領導的軍隊數量、戰鬥力、作戰部署、裝備和訓練狀況，以及在敵軍和敵區的情報工作等。概而言之，他們的真實目的有三：一是觀察中共抗擊日軍的實際能力；二是觀察國民黨和中共的關係；三是觀察中共對蘇有無獨立性。
為接待觀察組，中共中央成立了以軍委秘書長楊尚昆為組長的“延安軍委外事組”，成員有：柯柏年、陳家康、凌青和黃華。美國友人馬海德擔任外事組顧問，黃華擔任翻譯科和聯絡科科長，立即開始了工作。
美軍觀察組分兩批到達。7月22日，美軍駐延安觀察組（代號“迪克西使團”）第一批9人，在組長包瑞德上校率領下，乘軍用飛機抵達延安。周恩來、張聞天、彭德懷、葉劍英、賀龍、楊尚昆等到機場迎接。周恩來陪同觀察組到南門外的邊區政府交際處臨時下榻。朱德親往看望，表示歡迎。7月26日，黨中央為美軍觀察組舉行歡迎晚宴。
◆毛澤東到機場迎接美軍觀察組。
第二批美軍觀察組9人，於8月7日到達延安，毛澤東到機場迎接。兩批觀察組成員合計18人，都暫住在交際處。幾天後，他們搬進了延安北門外延河西岸的一排窯洞和平房內。他們架起了天線，開動發電機，在窯洞前升起了星條旗，迅速投入通訊聯絡和氣象探測工作。閒暇時，他們打牌、唱歌、聽唱片、參加外面的舞會。為聯絡方便，軍委外事組的多數成員也住在這裡。
毛澤東為《解放日報》改寫社論
毛澤東對美國軍事觀察組的到來很重視，他親自抓對外宣傳工作，精心安排了一些“前奏”性的活動。觀察組到來前夕，適逢美國建國168週年。為此，7月4日延安舉行了熱烈的慶祝會。毛澤東、朱德等主要領導人，在延安的外國人以及中外記者團的記者們都出席。這一天，毛澤東特地指定《解放日報》寫了一篇社論，題目是《慶祝美國國慶日——自由民主的偉大斗爭節日》。毛澤東審讀社論並提出修改意見。這篇論文對美國獨立戰爭、南北戰爭的意義作了很高的評價，對華盛頓、傑弗遜、林肯等人在世界自由民主運動中的影響也很讚許。社論中還有一段話，表達了我們對美國外交的希望：“羅斯福總統、華萊士副總統的外交主張，是美英蘇中的戰時團結和戰後團結……這個外交路線是符合於美國利益，也符合於全人類利益的。我們中國不但在戰時要求國際反法西斯的團結，以求得民族的獨立，而且在戰後也要求國際的和平合作，以推進國家的建設。所以我們在慶祝美國國慶日的今天，深望羅斯福總統和華萊士副總統的這條路線，能夠成為美國長期的領導路線。”
在美軍觀察組到來之後，毛澤東親自修改了《解放日報》8月15日的社論：《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其中“戰友們”三個字是毛澤東修改時所加的。社論指出：美軍觀察組到達延安，“這是中國抗戰以來最令人興奮的一件大事”，因為經過7年抗戰，我們終於被同盟國所認識，“國民黨想要永遠一掌撐天，已經困難了”。毛澤東預祝美軍觀察組的工作成功。
為了使美軍觀察組儘快瞭解抗日根據地的情況，從8月3日開始，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安排我軍的高級將領，向他們作了有關敵後戰場情況的全面介紹。此外，還召開了一些專門問題的座談會，組織了各種參觀活動。美軍觀察組向我方提交了他們所需的各種情報的清單，負責接待工作的葉劍英根據他們的需求，很快向各地區下達了詳細指示。中央軍委還決定在敵後各戰區司令部增設聯絡處，專門負責向盟軍提供戰略情報的工作。
8月16日，黨中央收到南方局的一封長電，內容是對我黨外交的意見及對中央的建議：在對華政策問題上，美國政府的態度十分謹慎。對於國民黨，羅斯福一方面不滿意蔣介石的法西斯的傾向及抗戰不力，一面仍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支持他，希望他用實行憲政的方法爭取多數人擁護來和我們對抗。對於我黨，美國今天為著打日本，必須聯共，並強迫國民黨聯共，但同時又懷著很深的戒懼。美國絕不會放棄對中國的控制和影響，不會贊成中共成為中國的政治中心，不會贊助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在全國得到勝利。毛澤東對此意見是肯定的。這表明，當時我黨對美國的對華政策和外交活動的認識，是非常清醒的。
制定黨史上第一份外交工作文件
此前，我黨衝破封鎖與友好國家有一些聯絡，或是與外國友人的交往，都不是真正的外交，也沒有制定過外交工作的文件。8月18日，周恩來受中央委託，草擬了黨史上第一份《中央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經中央審議和毛澤東批准，下發給各中央局和各區黨委執行。
“指示”明確指出：外國記者和美軍觀察組來邊區，是對新民主中國的初步認識後的實際接觸的開始，是我們在國際間統一戰線的開展，“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國際統戰政策，在目前最主要的應是外交政策。目前外交政策的步驟是：軍事上，在被允許和守法前提下，同盟國軍事人員可以進入根據地，歡迎他們給予軍事援助；政治上，歡迎同盟國在根據地建立外交機構；文化宣傳上，與同盟國進行合作，歡迎他們設立通訊社或派記者來延安；在宗教方面，允許外國牧師、神父來根據地從事宗教活動，但不得反對我黨和政府；在救濟方面，歡迎美、英、加給我們醫藥和資金援助；經濟方面，在互利的原則下，進行國際投資與合作。
這份文件，說明了我黨外交工作的性質、內容和立場。周恩來指出，我們的外交政策是在國際統一戰線的思想指導之下的，其中心內容是共同抗日與爭取民主合作，擴大我們的影響。他還指出，開展對美外交是中共當前外交工作的重點。我們的外交目前還是“半獨立的外交”，這是因為：一方面，重慶國民政府還掛著中央政府的招牌，我們的許多外交活動尚需經過它的承認。另一方面，國民黨不願我們單獨進行外交活動，我們必須衝破阻力，才能與同盟國進行單獨的外交。毛澤東和周恩來提出，共產黨人辦外交首先必須站穩民族立場，反對百年來在民族問題上存在的排外和懼外、媚外兩種錯誤觀念。同時，要學習人家的長處，善於與人合作。
美軍觀察組在延安“觀察”了一個多月，對我黨的印象很好。他們提出到敵後去觀察，以便了解更多的情況。8月20日，毛澤東致電鄧小平、羅榮桓、張雲逸等，告知美軍觀察組到延安後，觀感極佳。他們擬乘飛機到敵後抗日根據地，望在太行、華東、華中三地區，選擇適當地點各開闢一個飛機著陸場。各地修建了簡陋的機場，準備迎接觀察組飛來。
◆1944年9月26日，美軍觀察團觀看八路軍留守兵團軍事技術表演。
此後，美軍觀察組還派出了三個小組，到晉綏、晉察冀考察地形，建立情報網，瞭解轟炸工作實施之範圍等。毛澤東及時將觀察組的動向電告各地。
推動與美國的軍事合作
1944年9月，根據國內外形勢的發展，中央和毛澤東做出了兩個重要決定：一個是放手與美軍合作，同時也向美國說明援助我們的必要；另一個是在國民參政會和國共談判中提出改組中央政府，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的要求。這兩個互相配合的決定，就是黨與美軍觀察組交往的方針。9月初，美國總統特使納爾遜和赫爾利抵達重慶訪問；9月中旬，美英兩國首腦羅斯福和邱吉爾將在加拿大魁北克舉行會議，這都關係到抗日戰爭的前途。在中外記者團和美軍觀察組抵達延安之後，黨中央、毛澤東希望抓住這個機會，進一步推動我黨與美國合作關係的發展，並藉以推動停滯不前的國共談判。
為了推動與美國的軍事合作，9月9日，毛澤東和劉少奇提出：“放手與美軍合作，處處表示誠懇歡迎，是我黨既定方針。”對於開展與美軍的合作，各抗日根據地是積極的，但也存有一些顧慮。毛澤東發電報解釋說：我們應該對美軍人員的到來表示歡迎，這樣做的好處是：“一則美我配合偵查敵情，有利現時轟炸日軍與將來配合作戰；二則瞭解我情可爭取軍火援助，此點可能性很大；三則現時可打破國民黨的反宣傳，將來國民黨舉行內戰，新四軍首當其衝，可爭取美方贊助。雖可能引起日寇掃蕩，但比較全局，利多害少”。
在向美軍提供幫助的同時，我黨也慎重地向美軍提出給予我軍援助的要求。9月8日，黨中央電示董必武，要他向史迪威、赫爾利、納爾遜提出援助我們的必要。同時，代表我黨我軍向赫爾利等人表示，歡迎他們來延安訪問。幾天後，毛澤東又兩次致電林伯渠、董必武和王若飛，說明我們在原則上主張按照抗戰成績分配盟國援華物資，美國援華軍火至少分二分之一給八路軍、新四軍。美軍觀察組到來之後，一度出現了獲得一些外援的可能性，因為美國人確實有求於我們。我黨向美國提出援助問題還有其他兩方面的意義，一個是打破國民黨在接受外援方面的壟斷地位；另一個是測試美國與我們進行合作的誠意。不過，後來情況有所變化，我們最終還是沒有得到什麼外援。
為了實現與美軍的合作，毛澤東不僅制定了有關的方針政策，而且還親自做了周密細緻的部署。8、9月間，他曾指示山東我軍迅速提供有關青島、煙臺、連雲港等地日本海軍的各種情報；指示太行、山東、華中三地區各開闢一個飛機著陸場，並說明這一工程必須由首長負責專門指導；美軍觀察組成員考林和瓊斯赴晉西北、晉察冀考察，也是由他擬電向各地詳細交代。毛澤東還批准陳納德率領的美國駐華十四航空隊，在我新四軍五師所轄範圍內設立一個無線電網。此外，像營救盟國飛行員（主要是陳納德率領的“飛虎隊”，我軍共營救120多名美國飛行員），他也時常過問。毛澤東考慮更多的是怎樣從戰略上做好準備，針對美軍有可能在戰爭最後階段在華東沿海大批登陸一事，毛澤東在8月下旬要求新四軍總部認真佈置吳淞、寧波、杭州、南京間，特別是吳淞至寧波沿海及滬杭甬鐵路沿線地區的工作：廣泛地發展游擊戰爭及準備大城市的武裝起義。11月初，毛澤東再次指示新四軍，美軍可能在杭州灣登陸，要他們採取步驟，以配合美軍登陸及準備奪取杭州、上海、蘇州、南京等大城市。
坦誠合作深得人心
在延安，毛澤東、周恩來和我黨其他領導同志，多次與美軍觀察組成員談話，坦誠說明黨的政策，解答他們提出的各種問題，使他們對我黨的政策主張有更深入的瞭解，爭取他們同情和贊助我黨領導的抗戰大業。
毛澤東與謝偉思的談話非常重要。從謝偉思的記述來看，毛澤東與他談話的內容不僅包括國共關係，我黨與美國的關係，而且還涉及戰後中國的經濟建設，有更為長遠的設想。毛澤東強調說：共產黨對美國的政策，是尋求美國對中國民主政治的友好支持，合作抗日。戰後，中共將繼續尋求美國的瞭解和友誼。中國戰後的最大需要是發展經濟，中美兩國經濟上可以互相取長補短，雙方將不會發生競爭。在這些談話中，毛澤東也直率的表示了他對美國對華政策的擔心，批評美國只向蔣介石提供外援的政策。他還警告說，這將促使蔣介石選擇內戰道路。這些談話中闡述的政策思想，為我黨對美國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礎。
當時，我們與美軍人員的關係相當融洽，我方的周密安排和坦誠合作贏得了他們的心。美軍觀察組人員認為，我方提供的材料“超出了他們的希望”。觀察組組長包瑞德的評價是：“八路軍給予美國陸軍的衷心合作和實際協助，幾乎是盡善盡美的。”一位被我根據地軍民營救的美軍飛行員臨走前懇切地說，“中國共產黨前途之大，除蘇聯外無可比擬，而蔣介石的不進步為世人所聞。”他甚至表示，蔣介石在戰後必然向八路軍進攻，造成內戰；如八路軍有所需要，他願以個人的一切來相助。耳聞目睹的事實使他們深受觸動，這不是洗腦筋，而是大開眼界。美軍觀察組在延安訪問考察期間，寫了不少調查報告，比較客觀地反映了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政治、經濟、軍事方面的情況，以及黨的方針政策。其中僅謝偉思就寫了50多份報告。這些報告，還建議美國政府應該重視中共及其領導的武裝。但美國政府未予採納。
◆1944年10月，毛澤東、朱德應邀出席包瑞德授勳儀式。
10月5日，美國陸軍中印緬戰區統帥部對包瑞德授勳儀式在延安舉行，表彰他在華工作的卓著成績，毛澤東、朱德應邀出席祝賀。10月9日，在八路軍總部舉辦的舞會上，毛澤東和謝偉思談了20分鐘的國共關係問題，批評國民黨的不合作態度，說我們有耐心，願意等待。10月10日，美軍觀察組應邀參加陝甘寧邊區慶祝“雙十節”招待會。中央對美軍觀察組，做到了有求必應，坦誠以待。這使他們瞭解了我黨的抗戰決心和內外政策，看到了我黨的誠意和決心，愉快地工作著。
在原則問題上不讓步
在與美軍觀察組的外交活動中，黨中央堅持“積極合作，堅持原則，必要時進行鬥爭”的方針。大體情況是開始多友誼，後來多鬥爭；但這是針對美國政府，而不是對觀察組。1944年9月6日，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私人代表赫爾利（10月後擔任駐華大使）來到重慶調停國共關係後，黨對他扶蔣反共的態度進行了堅決的鬥爭。11月7日，赫爾利飛抵延安，經過4次會談，終於在11月10日，艱難地達成《中國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協定》，共有5條。但赫爾利和蔣介石言而無信，他們沆瀣一氣，做了許多違反“協定”的事。
有鑑於此，12月8日，毛澤東和周恩來一起約見包瑞德，這次會談充滿了火藥味，竟至不歡而散。
他們一見面，照例是禮節性的握手、寒暄。雙方坐定後，毛、周首先表示堅決拒絕蔣介石的三點建議，指出：赫爾利支持蔣介石，背棄了與中共簽署的五點建議，為蔣介石的反建議做說客。接著，毛澤東說：蔣介石的三點建議等於要我們完全投降，而交換條件是給我們一個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的全國軍事委員會的席位，我們不能接受。赫爾利說我們接受了這個席位，就是“一隻腳跨進了大門”。我們認為，如果雙手被反綁著，即使一隻腳跨進了大門，也沒有任何意義。美國開始同意我們的條件，後來又要求我們接受國民黨的條件，我們難以理解。五條協定中，我們已經做了全部讓步，我們不再做任何讓步。既然蔣介石已經拒絕成立聯合政府，我們決定成立解放區聯合委員會，這是組成一個獨立政府的初步的步驟。
12月12日，毛澤東、周恩來就我黨同國民黨談判的原則立場問題，致電王若飛，指出：因蔣介石態度強硬，無法實現聯合政府，“故想將五條公之於人民，讓人民起來實現”。犧牲政府，犧牲民主原則，去幾個人到重慶做官，這種高價出賣人民的勾當，我們決不能幹。
但是，憤怒歸憤怒，外交還要繼續。1945年4月12日，美國總統羅斯福逝世。毛澤東、朱德在致電美國新任總統杜魯門的同時，致函延安的美軍觀察組，向美國人民及總統遺屬，表示深切哀悼。另外，還派葉劍英、楊尚昆親到美軍觀察組駐地，表示哀悼。對此，觀察組表示感謝，並及時將這一情況向國內報告。
此後，美軍與我軍的磨擦不斷。7月7日，中共公開向美軍觀察組表示：在美國未與中共確定軍事合作以前，不許他們派人到前方，特別不準在敵後建立通訊機關。同時指示各地：要警惕其反共陰謀，增加美軍在敵後得不到我軍配合的困難。指示說，最近美蔣合辦之特種部隊，已陸續派到敵後活動，如進入解放區，要先解除其武裝，禁止其通訊，監視其行動，但仍招待其生活，並向延安報告請示。現留在晉綏、太行的美軍各一人，只能給予少數的一般的敵軍材料。凡屬機密性的材料，停止供應。望各地注意執行。
日本投降後，10月1日，美國海軍開抵煙臺準備登陸。10月6日，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致函美軍觀察組葉頓上校，指出：煙臺已無日軍，秩序也已恢復常態。因此，美海軍陸戰隊勿在煙臺登陸。如強行登陸，一切後果由美方負責。10月20日，美軍向冀熱遼解放區推進。26日，葉劍英致函葉頓提出嚴重抗議。此後，又發生數起美軍強入解放區事件。黨中央均提出嚴正交涉，指出：我們對美軍的方針是，在尊重我方利益的條件下，歡迎與我合作；但有損我方利益時，則堅決加以拒絕。12月13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抗議美軍炮轟盧龍鄉村慘案》，指出：美國陸戰隊兩個士兵闖入盧龍鄉村並開槍，是一個嚴重事件。我們抗議美軍的殘酷屠殺，並通知美國政府立即撤退在華一切美軍。
1946年1月，國共達成停戰協定，由國、共、美三方組成的“軍事調處執行部”成立。此時，駐延安的美軍觀察組失去繼續存在的意義，活動逐漸減少。1947年，國內戰爭更加激烈。3月11日上午，美軍觀察組撤離延安；下午，國民黨飛機轟炸延安。3月18日晚8時，黨中央主動放棄延安，轉戰在陝北。
美軍觀察組在延安兩年的時間內，通過聽介紹和實地參觀考察，親眼看到共產黨的軍隊生活清苦，戰鬥勇猛，與“重慶迥然是另一個世界”。他們開始承認，中共是“強大的和成功的”，將在未來的中國占主導地位。耳聞目睹的事實，使美軍人員受到很大的觸動。他們寫回國內的報告，比較客觀地反映了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的情況。我黨的外交工作“旗開得勝”。
新中國成立後，他們中的一些人又來訪問，盛讚毛澤東延安時期預言的實現，讚美新中國的建設成就，成為推動中美友好關係發展的積極分子。
在美軍觀察組到達延安三個多月後，1944年11月7日，赫爾利以美國總統私人代表的身份飛抵延安，調停國共關係。那又是一幕情節曲折的大戲，且聽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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