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質量發展需要什麼改革?王一鳴:要強化競爭政策基礎地位

何為高質量發展?應該沿著什麼方向推進?怎麼推進?

11月30日在深圳舉辦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研討會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表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更多采用改革的辦法,加快形成和完善與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制度環境。

高质量发展需要什么改革?王一鸣:要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

(攝影:甘俊)

王一鳴對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新特徵和新要求進行了詳細解讀,他認為,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不僅衡量標準上要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而且內涵上要從“增長”延展到“發展”,實現更高水平、更優結構、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也就是從“數量追趕”轉向“質量追趕”、從“規模擴張”轉向“結構升級”、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從“分配失衡”轉向“普惠包容”、從“灰色增長”轉向“綠色發展”。

王一鳴認為,高速增長階段主要任務是實現“數量追趕”,那麼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主要任務是實現“質量追趕”,以顯著增強我國經濟發展的質量優勢為主攻方向。傳統產業大規模擴張的階段基本結束,必須從“鋪攤子”為主轉向“上臺階”為主,著力推進結構升級,提升產業價值鏈水平,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依靠生產要素大規模高強度投入的“要素驅動”模式已難以為繼。支撐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已轉向科技創新、人力資本提升帶來的“乘數效應”,這個階段的“瓶頸”制約主要是創新能力和人力資本不足。

“面對經濟形勢的複雜變化,是採取需求側強力刺激的老辦法,還是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王一鳴認為,高質量發展要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並且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根據形勢發展不斷深化。

2018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在“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個字上下功夫,更多采取改革的辦法,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明確了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方向。

具體來看是,鞏固“三去一降一補”成果,重點是加大處置“殭屍企業”力度,強化市場功能,加快市場出清;增強微觀主體活力,減少政府行政性干預,充分發揮市場主體作用;提升產業鏈水平,通過外部倒逼和市場競爭,推動科技體制創新,加快解決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暢通國民經濟循環,通過要素市場化改革和加快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破除要素自由流動的障礙,疏通供給和需求、金融和實體經濟的傳導機制。

王一鳴說,這是在我國發展的內外部環境深刻變化背景下,對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出的新的戰略部署,根本上是要進一步推進深度市場化,大幅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凡是市場能自主調節的就讓市場來調節,凡是企業能幹的就讓企業去幹。

王一鳴還認為,高質量發展要以高標準市場經濟體系建設為保障,必須以深化改革為根本途徑。首先,就是要強化競爭政策基礎地位,完善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制度條件。要以競爭政策為基礎協調相關政策,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加快建立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加強對政策法規的公平競爭審查,除了符合“例外規定”的領域,都要以遵循競爭政策為基本原則。同時,通過立法明確競爭政策在經濟政策體系中的基礎地位。

此外,邁向高質量發展,深化改革上還應進一步完善產權制度、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探索科技成果市場化激勵機制、加快推進國資國企改革、深化財稅金融體制改革。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研討會由《經濟日報》社和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主辦,中共深圳市委宣傳部、南方財經全媒體集團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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