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自己的選擇，我有自己快樂的方式，而不是別人來告訴我，我要怎麼樣才快樂。”

逃離

2008年的最後一晚，深圳世界之窗跨年演唱會。

現場近四萬觀眾中，“花生”們手持熒光棒，舉著“陳楚生”的顯示牌，聚集在舞臺邊最凸顯的位置，期待偶像的登場。而千里之外海南的家人和朋友，也在電視機前等待陳楚生的亮相。

自2007年7月奪選秀節目《快樂男聲》總冠軍後，陳楚生成了海南的驕傲，這位“海南省獨生子”承受的巨大壓力，都被絢麗的舞臺和聚光燈掩蓋住了。在這場長達4小時的跨年晚會中，他將以接近晚會壓軸的時間出場。

然而，該登場的時候，陳楚生失蹤了。所有人都找不到他，包括父母。

“在演出前一天，陳楚生參加彩排後，跟助理說了一聲，‘我先出去一下’，就再也不見蹤影。”一位現場的工作人員透露在此前的彩排環節，陳楚生並沒有敷衍了事。導演組對於他的離開也完全沒有準備。

在陳楚生走後近24小時，導演組專門抽調了一位工作人員不停與其聯繫，但電話、短信全都沒有迴音。在直播前的緊急會議之後，導演組只能捨棄了陳楚生的節目。

歌迷們在得知陳楚生不能如期登場時，有失望有擔心，據“大愛楚公子”的資深花生回憶，很多小姑娘懷抱著“楚”字牌默默地流下了眼淚。

2009年1月7日下午，陳楚生終於通過某網站發表聲明，“首先我沒有失蹤，這麼多天讓很多人擔心了。對於之前發生的事情，我是一個成年人，一定會對自己的行為有所擔當的，適當的時候我會對大家說明一切，今後的生活和事業規劃，適當的時候我會跟關心我的朋友講。”

陳楚生跨年夜為何失蹤，當時不少媒體紛紛給出猜測。九年後再回顧，他當時與天娛傳媒之間，在解約問題上愈來愈深的裂痕，成了這次失蹤疑雲中最接近真相的答案。

如今，陳楚生不願提起往事，只是簡單勾畫出前後的狀態。在跨年晚會前一晚，他躲在房間裡給經紀人寫了一封信，包括他的情緒，還有一些沒有解決的問題。然而最終陳楚生也沒有等到一個答案。

“失蹤是一個下下策的選擇。我不後悔離開，只是自己當時沒有處理問題的能力和思維，選擇另外一種方式。因為這件事情它所影響的人不只是我一個人，還有我的家人。”

隨後，陳楚生被天娛告上法庭，索要1億的天價賠償，並停止了所有的演出。在此後長達4年的官司中，陳楚生鮮有在公眾視線中出現，而他也做好了最壞的打算：繼續回酒吧唱歌。

這段真實又複雜的經歷，在他看來，都已成為遙遠的註腳。

“我沒有想要去證明和對抗什麼，我也知道這樣做代價很大。但是在我內心裡面一直有一個聲音告訴我，如果繼續這樣下去，我就完蛋了。我完全就是一個提線木偶，我寧願不要那些東西。我只想回到我最開始的最舒服的狀態。”

這次逃離，讓他想起了八年前逃離家鄉到深圳的情形。相比幸運的是，年少時對廣闊天地的嚮往，讓他找到了自己，而不是彼時的迷茫。

年少

整整十多年前，《快樂男聲》決賽舞臺上，當陳楚生手持冠軍獎盃，面對臺下數以萬計為之尖叫的歌迷時，回想起第一次聽到Beyond音樂的那個遙遠的下午。

那時陳楚生13歲，喜歡騎著單車在天涯灣畔的海濱地帶感受徐徐的海風，偶爾也會光著腳丫在涼涼的青石板上哼著小曲，那時的天涯海角還沒有人滿為患的遊客，是一處略顯孤獨和遺忘的空間，遠離時間的侵蝕，避開人群的喧囂。這種平靜、淡然的生活，也深深印在了他的性格和思想中，若干年後，他低沉獨特的嗓音和內斂溫和的創作，成了華語樂壇靡靡之音之外的一股清流。

1991年2月，Beyond 應世界宣明會邀請，探訪了戰亂中的肯尼亞，七個月後，他們在香港紅磡舉行了日後被奉為圭臬的“生命接觸”演唱會，將之獻給非洲大陸的瘡痍與蓬勃。

時隔三年後的一個炎熱下午，陳楚生逃課到朋友家，幾個對吉他略懂一二的少年，通過一卷錄像帶間接感受了那場演出的餘威。全程120分鐘的演唱，陳楚生沒有離開過椅子，這支傳奇樂隊不僅給他帶來前所未有的感官震撼，也讓他感受到了溫度——一個作品就是一個有溫度的人，“它有脆弱的一面，也有理想化的一面，這種矛盾讓我感覺有溫度。”多年之後再盤復這一幕時，陳楚生才發覺，他多年來對音樂溫度的追求和渴望竟來源於此。

這場演唱會打破了他平靜的生活，像是掀起了世界的一角面紗，知道了天地何其寬與廣，漸漸知曉了山外山、人外人，心中開始藏著滾燙不已的跳動的夢想。伴隨著音樂帶來的熱血沸騰，少年說，“我要成為一名吉他手，我要找到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

自此以後，在全家人的反對聲下，陳楚生依然堂而皇之地抱著吉他琢磨、研究。初中升入高中，曾一起打鬧瘋玩的朋友們各自離散，17歲還尚未習慣身邊的空落和孤獨，陳楚生開始用旋律記錄內心世界。那時他還不會寫譜，窩在天涯海角的閣樓裡一整天，抱著吉他彈出旋律，一句句硬生生刻進腦海，再填上歌詞。這是他創作的第一首歌，《想念》。

“還記得我們一起逃學嗎/還記得我們一起抽菸嗎/還記得我們曾經說過的那位漂亮女生嗎/還想念我們的小店嗎/還想念我們的沙灘嗎/還想念我們曾經走過的那段光輝歲月嗎......”

青春期尾巴時經歷的孤單，讓他慢慢練就自己獨特的氣場，好像他有一個完整縝密的世界，沒有任何疏漏之處，可供外界入侵。

高中畢業後，厭倦了課堂的陳楚生沒有選擇繼續讀書，而是遵循父母的意見，在家裡的摩托車修理鋪幫忙。每天七八點鍾來到店裡，帶著沾滿油漬的手套，摸機油、汽油，拆發動機，晚上回家還要洗衣服，做飯。

這種日子持續兩年，陳楚生最終向父母發起了抗議，“我有我自己喜歡的事情，我為什麼不能去努力一把，我為什麼就只有這一個選擇，我的人生應該由我自己去選擇它的方向。”

從19歲的陳楚生拿起行囊去到深圳開始，人生裡的每件事情，一直由他自己掌控。“人生已經有太多妥協和不得不，在能為自己選擇的時候，我都儘可能遵循內心的想法。”

到深圳的第一個落腳處，是老鄉開的一家餐廳，做送餐員。在他的想象中。送快餐應該是成龍電影《快餐車》裡那樣“很酷”的畫面——在一個很現代的都市裡，穿一件牛仔揹帶工裝服，騎著自行車，穿梭在人來人往的廣場裡。

但第一天的現實打破少年的理想主義：幾個十五六歲的小孩子，騎著一輛輛破爛的單車，兩側固定的簡易籃子裡放著快餐，有些孩子甚至直接拎著幾個大袋子出去送快餐。

這種理想主義的特質，陳楚生一直保留到今天，時至今日，有些想法依然讓他感覺自己和社會有那麼一點格格不入。

少年很快地調整了心態，加入到送餐的隊伍中。工作了一個月之後，餐廳對面小巷子的一家琴行招生，一個月四百塊的學費，佔了陳楚生工資的五分之四。他簡單算了一筆賬，除去日常的開支，拿著錢去報了名。

第一堂課他小秀了琴技，發現老師跟自己彈的差不多，然後大家變成好朋友，初露天賦的他，被朋友建議去酒吧駐唱。

到酒吧觀摩的第一晚，陳楚生被這些酒吧歌手的技巧驚豔到丟失自信，“他們唱了很多英文歌，我當時就傻了，我在海南基本上沒聽英文歌，只聽過邁克爾·傑克遜的名字，當時覺得太震撼了。”

但他還是在朋友們的鼓勵下到酒吧試唱。第一次和朋友面試，陳楚生上身淺色襯衫下身深色西褲，踩著一雙皮鞋，酒吧經理看他第一眼問一旁的朋友，“這個孩子是誰？”

“不管會不會唱歌，但首先要像一個歌手，我當時的打扮真的好奇怪，好傻的。”幸運的是，這個衣著混搭的少年和朋友一起，順利地進入酒吧駐場。他回憶，沒有哪一段時光比那時更奢侈更快樂，大把青春握在手中。“來自五湖四海的朋友，每天晚上去酒吧唱歌，步行一個小時的路程，我們一路都有得聊。沒有酒吧唱的時候，我就騎著單車，在這個城市裡面到處看，看到有酒吧招聘駐場我就拿筆記下電話，回到去的時候挨個打電話說我是彈唱歌手，需要我可以去試一下。我能夠幹自己喜歡的事情，又能夠養活自己，覺得太開心了，快樂到不知道以後要幹嘛，我覺得好知足。”

2003年陳楚生在朋友的鼓勵下，報名參加湖南衛視“全國PUB歌手大賽”。PUB一直是孕育樂壇生力軍的場所，韓紅、楊坤等著名歌手，後來華語樂壇選拔出的實力唱將如張靚穎、王錚亮，都是從這裡走出來的。

陳楚生想借用這次比賽，“認識更多的音樂人。”平和的心態反而讓晉級之路帶上了一點點幸運的色彩，在深圳賽區獲得第三名（各賽區前兩名進入總決賽）的陳楚生，因為有人退賽而替補進入總決賽。在這場被網友稱讚評委規格“達到創紀錄的高度”的決賽中，面對打分點評的華納、Sony、EMI、BMG等全國十二家唱片公司的總裁，他以一曲發揮完美的《姑娘》奪得冠軍。

雖然這場比賽沒有帶來四年後“快樂男聲”的震動，但讓陳楚生全國的酒吧歌手中小有名氣，收穫了更多的掌聲和認可。

三年後，他走上了更大的舞臺，卻迷失了方向。

代價

2007年初，選秀節目《快樂男聲》啟動，朋友偷偷給陳楚生報了名。本想抱著吉他試一試的陳楚生，在西安賽區上萬人中脫穎而出，並一路不可思議地頻頻得勝，殺入總決賽。

許巍評價說，“陳楚生特別從容平淡，音樂性特別強，對音樂的把握非常成熟。只要他往臺上一站，所有人都能感覺到他內心對音樂的真誠，沒有任何修飾，在當今的歌壇上十分難得。”

陳楚生說，面對媒體的長槍短炮，同樣的話要說千遍萬遍，“那些話說久了以後，感覺自己變成了一個很機械的人，那些回答很場面，非常的場面。”

“我有一點承受不了媒體的追問和放大，還有一些輿論的不客觀。”

那時他已經預料到，如果走到最後，要面對更大的壓力，面對別人對於自己所有一切隱私的深挖，“不能保留一點自己的東西，不敢說實話，很怕得罪人。”對於比賽的結果，對他來說沒有那麼重要，在最後的三場，他甚至想過退賽，逃離聚光燈。

在宣佈冠軍的那一刻，場下的所有“花生”為之尖叫，“楚”字的燈牌在臺下晃動，跳動著的五顏六色的燈光，打在每一個人臉上。娛樂圈之門向他打開，他猶猶豫豫地走進其中。

陳楚生開始以“天娛”力捧的男歌手身份，出現在各種演出現場，“感覺自己像個花瓶一樣，每天被放到不同的地方展示。”行程最緊張的時候，他要每天輾轉三個城市。

所有的一切蜂擁而至，反而讓他少了太多獨立思考的時間，2007年參加比賽開始，他的創作產生於在酒店半夜睡醒的夜晚、出差的路上，創作的碎片用手機錄製下來，回到家再整理成一首首歌。

這與他進入娛樂圈的初衷背道而馳。“當一個人入行時，是否有一些前輩對這個人做一個系統的瞭解，對他的音樂類型還有他的思想表達，有沒有給予一個正確的引導。我覺得在現在目前這個行業裡，遠遠不夠。很多人甚至很多公司，其實更多是看到他在當下能夠變現的一些表面的東西，而不是去挖掘他之所以能影響到某些群體的原因。”

一夜之間，好像全世界失去了耐心，大家都要快，更快，還有更大的利益。

他被寄予了太多的希望，被要求以一個正能量的藝人形象接受採訪，“我很好，我過得很好。”這種表面的“好”，讓他覺得完全不符合生活的常理。“藝人，首先是一個人，他肯定會和社會產生矛盾，和自己產生矛盾。這個才是一個比較人性、比較生活的東西。所有藝人只報喜不報憂，這會讓喜歡他的人覺得這個人物很虛，也很單一。我覺得那很恐怖，那不是生活。”

2007年末下起了大雪，陳楚生在歌曲《一個人的冬天》中寫道，“這個冬天沒有給我驚喜，沒有給我曾想象的畫面......剩孤單一個我。”他似乎也通過這首歌，在影射入行以來，有很多東西沒有給他驚喜，甚至背離了他的初衷。

孤獨和迷茫漸漸侵襲，他感覺自己和世界之間隔了一層膜，不知道該用怎樣的姿態與世界融合在一起，他開始看不清楚周遭的環境，只有去聽從別人怎麼說、怎麼做，沒有辦法抗拒。“我是誰，在做什麼，我自己都模糊了，在很多場合中的那個我，讓我自己都感覺很恐怖，那不是我，那只是他們希望我擁有的樣子。”

一年後，在《魚樂圈》裡，陳楚生唱道，“當自由和自在都遠去說再見都來不及，所以我感到恐懼，所以我無能為力，遊戲依然繼續。”

想要離開的導火索是，公司花十天時間給他做了一張EP，這十天中有大部分時間因為巡演又沒法唱歌，還有一天要拍攝MV，這對一向熱衷於音樂創作的陳楚生是一種巨大的剝奪。“創作能真實地表達我的狀態，思想和價值觀，我很喜歡通過音樂來分享我在生活裡面感受到的東西。我對物質沒有那麼強烈的追求，我只想有一個可以創作的土壤。”

多年之後，陳楚生在歌裡寫道，“你的世界我不懂，說什麼都沒有用，我的世界你不懂，就別勉強再溝通。”

出口

酒吧，對陳楚生來說，是一個放鬆的地方，也是一處人生的退守之地。

在成名之後，他受朋友邀請到酒吧唱歌，卻在微博上引起歌迷的強烈反對，理由是“掉價”。

這種言論讓陳楚生很煩惱，他在微博上一一回復這些“反對者”。“在還沒有被全國認識的時候，我只不過是被酒吧裡幾百個人認識的一位歌手而已，只不過是在酒吧裡一個熱愛唱歌的普通人而已，他們根本不瞭解我，所以根本就沒有資格來去跟我講我應該去哪唱，我有自己的選擇，我有自己快樂的方式，而不是別人來告訴我，我要怎麼樣才快樂。”

當他逃離跨年夜的當晚，他也做好打算，回酒吧唱歌，“在那裡，我會找到舒服的姿態。”

2012年感恩節當天，這場持續四年的官司，最終以陳楚生的一封致歉信和解。此後，他順利簽約華誼，華誼老闆王中磊對陳楚生寄予期待，“我覺得楚生跟年輕時的齊秦一樣，歌聲很有張力和感染力。他是一個很單純的人，我不希望他被過度娛樂化，我還是希望他能夠認認真真地堅持音樂創作。”

雖然備受期待，但是陳楚生的日子依然迷茫。在2013年新專輯《我知道你離我不遠》創作過程中，他漸漸遇到了瓶頸，“想寫歌，可是沒有什麼感覺，寫出來自己也不滿意。”在限定時間內的創作，讓他很急又很無力，依然躲不開日復一日的商演。他開始反思，“在這個行業或者是在面對音樂的時候，我究竟做了多少。”他坦言，“那是我最低落的時候。”

2014年上半年，他隻身一人跑到紐約學習音樂，在這短短的一個月時間裡，他更多的時候是一個人靜靜地思考，未來到底何去何從，“這些年，我到底做了什麼，我離音樂是不是越來越遠了。我是不是這個時候要有一個選擇，要做音樂該怎麼做，如果不做就趁早別在這個環境再折騰了。”

同年，當公司合約到期後，陳楚生做了一個在外人看來“近乎荒唐”的決定——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和樂隊，恢復自由身，和多年好友王棟、陶華組建名為SPY.C（偵探C）的樂隊——希望隊員“和一名偵探一樣，對生活周遭抽絲剝繭，去發掘音樂上的無限可能”。

擺脫了密集通告的壓迫，他與樂隊成員花更多的時間在音樂的創作上，細究每一個咬字、每一段音符、每一種音色，一直做到每個人都滿意為止。在創作過程中遇到分歧，一般小事陳楚生和樂隊都會當天解決，如果事情比較複雜，陳楚生會選擇放幾天，給大家一個思考的時間，將彼此好的創作想法相互融合起來。

經過兩年的反覆打磨，陳楚生和樂隊在地下室改造的錄音棚，製作出自己和樂隊的第一張新專輯《35》。在這兩年裡，連兒子 Demo 都知道，“去哪兒找爸爸？”——“地下”。

“這張專輯是一個全新的面貌，也是一個全新的我”。新專輯中的三首單曲《35》《秘密》和《來來回回》，封面分別是紅色、藍色和黃色。

電臺DJ王純逸評價，“對於陳楚生的改觀，是在高曉松的《萬物生長》作品集當中，他唱了一首《一葉知秋》。當時我想原來陳楚生唱歌是這麼好聽的，他是這麼Rock。在現在這首《秘密》中，我聽到了特別好聽的高音和特別迷人的低音。而且整首歌特別有層次，很吸引人，我特別喜歡。”

陳楚生將專輯《35》送給自己，“是自我的一個寫照，也是對這幾年經歷的凝練。”——“在失去和擁有之間，我開始懂得了滿足。”他用“反思”來概括新專輯的主題——成立工作室後對現狀的反思，對生活狀態的反思，以及對音樂內容的反思。

35歲，陳楚生確認此刻自己是開心的。入行第十個年頭，他選擇避開喧囂，安安靜靜地做自己所愛。35歲，年紀正好，依舊有態度和倔強，和“成為自己”相比，備受矚目好像也沒那麼重要。

2016年12月31日，陳楚生時隔八年重新出現在湖南衛視的跨年晚會上，獻唱老歌《有沒有人告訴你》和新歌《35》。對於過去十年，陳楚生在微博寫道“往事如風，淺笑而安”。

採訪在晚上十點結束，窗外的黑夜被霧霾籠罩得模糊不清。多年前陳楚生曾在《顏色》中唱道，“你塗你的顏色，他換他的顏色，只有我，只有我找不到自己的顏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