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推選一個讓所有中國人都為之驕傲的朝代，我想非唐朝莫屬。

話說在歐洲的一個古城遺蹟，導遊不無得意的給遊客介紹說：這座6世紀的城市絕對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話音未落，一扭頭，看見隊伍裡有黃皮膚的中國人，於是她趕緊說：“當然，這不包括中國”。可見，唐朝是當時最強大的帝國這一觀點已經被廣泛接受。

一個偉大的帝國必然有著偉大的文化，在這一點上來說，唐朝更是當之無愧。所以用幾個詞來概括唐朝的文化特質應該是合適的：大文化，大開放，大兼容，大實在。

唐朝的這種文化特質的形成有兩個內在因素，一是“三人行必有我師”的訓誡，二是因為佛教萬類不分、一切皆空，主張以慈悲為懷，普渡眾生這種普世觀念。這其中佛教普世因素的形成繞不開一個人――魏孝文帝拓跋宏，一個牽著腐朽老化的中華文化走向青春昂揚的北方蠻族。

在魏孝文帝之前，中原文化經歷了諸子百家而成熟，秦漢帝國的宏大，到魏晉時期因叛逆反思而淒厲。這樣的文化固然精緻高雅，歷史悠久，但是，要達到唐文化的世界性高度還差了一步。這一步就是世界性的目光和交流。

中原文化是“仁愛”的，但又是高傲的，在當時的士人眼裡，中原以外皆是蠻夷。他們不屑於對外學習，因為中原有足夠的空間供文化流轉。直到有一天，來自大興安嶺的鮮卑族騎著戰馬千里南下。遊牧文化入侵中原。

遊牧民族的入侵意味著戰爭和毀滅，為了阻止遊牧民族，秦始皇修建萬里長城，漢武帝派霍去病大破匈奴。然而，這一次沒有人能夠阻止鮮卑人的馬蹄聲。只是，這次我們擔心的文化浩劫並沒有出現。

鮮卑族取得統治權之後定都如今的大同，在他們內部，遊牧文化和農耕文化的選擇進行了激烈的碰撞。最終，英明的君主用強硬的手段選擇了由愚昧落後踏向文明。這位君王就是孝文帝和他的父親獻文帝。獻文帝是第一個提出選擇漢化的北魏君主，但在繼承祖輩榮光和擁抱變化中迷失錯亂。而他的繼承者顯然更清醒，也更堅定。

禁止鮮卑貴族說鮮卑語言，改說漢語；穿漢服；改變遊牧民族的祭祀禮儀；與漢族通婚並身體力行；從山西大同遷都洛陽。就這樣，來自大興安嶺的遊牧民族以強硬又寬和的姿態與中原文化融合了。

或許，在進行這些變革的時候，孝文帝並沒有想到他對整個文化的影響如此深遠。

1，

對於遊牧民族的天然抗拒，處於農耕文明的我們從來沒有深入的瞭解過騎在馬背上的那些人。愚昧野蠻是我們給他們的標籤，而他們迥異於中原的禮制更被中原的士大夫所不容。

然而，我們所不瞭解的是，雄渾蒼茫的草原給予了他們豪邁的氣魄，惡劣原始的生存環境給了他們融入文明的需求。每一次遷徙，每一次放牧，都是一個系統的空間轉換。因此，他們都是戰略家、執行者。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激揚豪邁，大氣磅礴，這首被廣為傳唱的民歌被中原文化接受，為中原精緻優雅卻逐漸老朽的文化注入新的能量。“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又讓中原看到了戰爭的另一面，作為文學作品當中最成功的人物形象，花木蘭把中原文化的目光吸引過去，融合在一起。

2，

去過雲岡石窟的人可能會注意到，在這座藝術寶庫中，不僅可以看到希臘藝術的影子，羅馬，印度，巴比倫一個不拉，全都在這座石窟中彙集。

從雲岡石窟往前溯源，我們可以看到生活在涼州的曇曜，印度，伊朗，亞歷山大，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的弟子亞歷山大東征帶著希臘的雕塑家，在印度雕刻佛像的時候融入了沿途伊朗、巴比倫等元素，形成了犍陀羅藝術。曇曜不僅是犍陀羅藝術的傑出代表，還是一位學問高深的佛學家，被符堅派人搶到涼州的時候定居下來。在涼州生活16年之後，被孝文帝派大軍請到了大同，一同被“請”到大同的還有其他3萬多人。

一位帝王派出大軍，不為征服，只為求得賢者，這在世界歷史都是罕見的。

世界文化通過絲綢之路，通過河西走廊，彙集在涼州，再到大同，然後隨著孝文帝遷都洛陽與中原文化相互交融。

北魏孝文帝不僅完成了他父親沒有完成的事，讓鮮卑族的文化成功融入漢文化；還通過河西走廊，把世界文化帶到大同、洛陽。以諸子百家、秦皇漢武、魏晉名士為主角的中原文化得到世界性眼光。

至此，大開放、大兼容、大實在的唐文化初具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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