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陝西咸陽市乾縣縣城往北6000米，有一座梁山，泔河環其東，漠水繞其西。李治和武則天就合葬在這梁山上，世人稱為乾陵。在乾陵朱雀門外的司馬道東側，有一座7.53米高，2.1米寬，1.49米厚，重達98.8噸重的石碑，就是大名鼎鼎的“無字碑”。與無字碑對應的是武則天親自撰寫碑文的“述聖碑”，用8000餘字對李治文治武功大加讚揚。
為什麼無字碑上刻著精美的雕塑卻不著一字？眾說紛紜。流傳最廣的一種說法就是武則天以一介女流位登大寶，並對大唐宗室大開殺戒，在封建社會可謂是滔天大罪。可她治理國家的能力卻又讓人不得不服，是非功過實難評說。而武則天也深知，如果粉飾自己必將招來攻訐，所以不留一字。
不得不說，這一招極為高明。後世在無字碑上刻下了密密麻麻的碑文，宋、金、元、清每代不絕，草、隸、篆、行各種字體都有，基本上沒有對她大肆批評的話。武則天可算是得償所願，用一塊無字碑贏得身後名。
在乎身後名的不止武則天和歷代帝王，文武大臣也不例外。辛棄疾就曾寫道：“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
即便到了現代，人們都有一個觀念：不言故者是非，以示尊重。
那麼，是誰給了天下一副深邃的眼光，注視著芸芸眾生。讓歷朝歷代的王侯將相、遊俠商販、文人墨客在做每一件事的時候都不得不有所思考，不再無所顧忌。
這樣深邃的目光，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都沒有。唯獨中國有，因為中國有漢朝，漢朝有司馬遷和他的《史記》，給了整個民族數千年的共同目光。正是這代代延續的目光，讓中國文化有了統一的精神價值，讓所有的中國人成為歷史的創造者。那懸在頭頂的煌煌史筆成為整個族群的精神價值歸向。
《史記》問世之後，很快成了以後全部史學著作的標杆，後來著書立說的賢者把一場場烽火狼煙，一次次改朝換代安頓到一本本史冊。透過這一本本史冊，我看到一個面色蒼白、身體贏弱的男子。他正承受著巨大的屈辱，但目光依舊清澈堅定。
我們無法想象，他活著需要多大的勇氣，那瘦弱的身軀蘊藏著多麼巨大的人格力量。在《報任安書》當中，從“太上不辱先”以下，司馬遷用8個“其次”層層深入一氣而下，最後迸出“最下腐刑及矣”。猶如激流蜿蜒一朝迸發，排山倒海撼天動地。
《報任安書》這封信從司馬遷所在的屈辱之地寄向任安所要踏入的地獄之門，是一個生不如死的人寫給一個馬上要被處死的人的書信。正是這封信，讓我們深刻理解司馬遷：僅僅是因為一番溫和的仗義之言而深陷屈辱，在生不如死的屈辱當中選擇活下去是多麼痛苦。但是為了完成《史記》，他拒絕了死亡的誘惑。
司馬遷誕生於大漢帝國，大漢帝國因為有他，在浩瀚的歷史面前無比驕傲，驕傲到可以雄視萬代。大漢帝國又殘害了他，因為自私自利，因為沒有擔當，殘害了一個正直善良品行高貴的賢者。大漢國，因為他的遭遇而羞愧，羞愧到難以見人。
漢武帝的勵精圖厲文治武功足以彪炳史冊，讓我們整個族群有了脊樑，並以他的朝代命名。可是不管他如何聖明，殘害司馬遷是他無法翻案的惡行。就好比秦始皇，不管他統一六國的功勳如何偉大，焚書坑儒是他洗刷不了的汙點。
政權可以摧毀，朝代可以更迭，但文化不能，那是整個民族的精神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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