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和湖北在古代中國歷史上長期是混為一談的，以“湖廣”之名為人所知，南北的區別在外人看來並不明顯。
湖廣，歷史如下：元代置湖廣等處行中書省（簡稱湖廣行省、湖廣省），轄湖南、湖北、廣西、海南、貴州大部、四川一部以及廣東雷州半島。明代和清代後只轄湖北、湖南，但仍沿用了湖廣這一稱呼，今之謂“湖廣”，特指兩湖。明朝時期一級行政區湖廣承宣布政使司的簡稱；清朝湖廣總督簡稱。
但隨著湖南的發展，南北之間的區別也開始產生，繼續沿用“湖廣”這個統一的名字就不太合適了，這也最終導致了清朝中期，湖南和湖北徹底分開。
兩個大省，從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從版圖規模來看，湖南湖北兩省的分家似乎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即使分了家，這兩個省的體量也足夠龐大，在中部崛起的風潮中各領風騷。但若是想從地理上為湖南湖北找到一個合適的天然分割線，其實頗為困難。
湖北的核心精華地帶是由漢江和長江交匯處構成的江漢平原。這個今天水源充沛、土壤肥沃的平原在兩千年前還是一片碩大的雲夢澤，當時湖北的各個城市實際上遵循著圍繞這個雲夢澤分佈的“地中海模式”在發展。雖說互相之間形成了一定的競爭，但總體來說雲夢澤和長江中游的河段還是為湖北提供了相當不錯的水上整合基礎。
先秦的著名大湖雲夢澤和彭蠡澤如今蛻變為江南岸的洞庭湖和鄱陽湖。
而且和戰國時期中心位於荊州偏西不同，到了中華帝國的中期，隨著政治經濟中心的東移和雲夢澤的逐漸淤積，湖北的核心地帶也開始向東走。比如元朝時設立湖廣行省之初，就把省治放在了鄂東的鄂州。等到今天的武漢三鎮被長江徹底淤積成陸，交通變得更方面，湖北以漢江長江交匯點（武漢）為核心的結構就更加穩固了。
湖南作為一個省的地理支撐更簡單：湘江和沅江兩條大河流域圍出的V字形就是湖南的核心地帶。當這其中，湘江由於廣西靈渠的存在，起到了溝通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作用，地位上要更高一些，也讓湖南人對湘江的認同更高。反觀沅江，由於通向閉塞的湘西山區乃至雲貴，歷史上一直沒有什麼存在感，也很少被外人認為是湖南的母親河。
可以說，湖南湖北兩省，都是有著很明確的核心河流的地理板塊，按理說可以按照這兩個水系的影響範圍很簡單地劃分自己的領地。可問題在於，湘江下游的洞庭湖流域是一片地形平坦而且水網混亂的區域。湖的南北兩岸都可以向這個過渡地帶施加影響，從而使得雙方的分野變得相當模糊。
湖廣的名字，應與宋之荊湖南北路和廣南東西路之連稱有關，元代湖廣行省的名稱也是在此基礎上確定。可以看出，儘管已經進入了中華王朝的中後期，行政中心位於北方中原地區的統治者對南方的瞭解和管理還是相對粗糙的。兩湖地區作為連接中原和嶺南的過渡地帶，也沒有得到特殊的命名機會，而是被用一個過渡性的縮寫概括了。
元朝的湖廣行省可以說相當誇張，不過也確實是湖+廣。明朝的湖廣已經基本等於今日的湖南+湖北。
不過當時的統治者對兩湖具體情況的忽視也是有道理的。由於湖南境內多山，大量少數民族仍然雜居其中，漢族人能夠影響和開發的僅限於湘江流域的一系列城市，也就是今天的岳陽、長沙、湘潭、衡陽等地，而在沅江流域，值得一提的也只有常德一座城市。這些漢人的熟地還不夠成省級行政的資格，直接合併到長江中游的城市群也沒什麼。
對於遠在湖北的長官來說，湖南除了一些湘江平原地帶外
估計都是迷霧世界。所以實際上對於當時的統治者來說，儘管用湖廣代稱兩湖，重要的還是湖北地區。所以連他們自己都經常對湖廣和湖北這兩個概念傻傻分不清。
《宋史·高宗七》記載：紹興十八年閏八月甲子，“命臨安、平江二府，淮東、西、湖北三總領所，歲糴米百二十萬石，以廣儲蓄。”但其實當時和淮東淮西並列的行政概念應該是湖廣。只是因為當時徵糧的主要地點是鄂州、荊南和九江，總領所的住所也是在北邊，所以把湖廣和湖北給用混了。
淮河、環太湖、鄱陽湖、漢江乃南宋糧食重鎮，在這個時候，湖南的確是沒有什麼存在感的。
幫助湖南刷出存在感，並且最終催生了兩湖分家的，倒不是湖南人自己，而是隔壁的貴州。不知道貴州少數民族群眾，是不是要沿沅江而下，直搗湖北？
明朝末年，貴州勢力楊應龍起兵反明，席捲整個貴州，一度將戰火帶到了湘西。這時候在明朝的官方文件上，仍然以兩湖為一省，設湖廣巡撫。無奈湖廣巡撫距離戰事太遠，實在鞭長莫及，急需有人分攤湖南的軍政管理權，彈壓叛亂。
於是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閣臣沈一貫上奏，請求增設一名能夠總管湖南戰事的長官，為湖廣巡撫分憂。這個消息還驚動了萬曆皇帝本人，批示道：“川貴總督、撫、道俱已近播彈壓，惟湖廣兵將不濟，餉又未備，倘致失期，巡撫豈能逃其責？楚地遼遠，撫臣顧管難周，欲添差一員督理監視，該部院議處來看。”難得地批准了閣臣們的請求。
於是湖南第一次擁有了自己的正牌長官——偏沅巡撫，督辦兵糧，抵擋楊氏叛軍。從這個官名其實也能看出來當時的統治者仍然是不捨得將兩湖徹底分開的。偏為偏橋衛，位於今天中國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已經是沅江的上游地區；沅自然就是沅江流域。
也就是說，一直到了明代，當人們在考慮兩湖分家的時候，還是希望能把湘江流域整合進湖北，而甩掉湘西沅江流域的包袱的。
估計在湖北的長官巴不得把鄂西湘西這些“宣慰司”都推給川貴方面但這樣的規劃顯然很不負責，而且有些一廂情願。原因是經過唐朝之後又一千年的融合和發展，湘江流域的文明程度已經相當高，一個體現是湖南學子在初級科舉考試中的表現和湖北考生不相上下。湘東湘南丘陵中的少數民族也在逐漸接受漢化和整合，湘江流域已經有了有自己獨特的城市群和文化特徵，並且足以和江漢平原分庭抗禮，不會輕易低頭。
湖南的書院甚至比湖北還要更多，所以到了萬曆年間，其實兩湖地區的分隔已經自然形成了。比如兩地的稅收和漕糧，其實就已經實際上分開上繳，來自武昌的命令在長沙被拒絕執行也是常有的事。
行政上確認兩地分家，已經在所難免。
學術上對兩湖分家的具體時間還有爭議，有人認為是康熙年間，也有人認為是雍正年間。但這具體的年份並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到了乾隆前期，在官方文件模稜兩可的情況下，民間已經逐漸將湖南湖北和湖廣成功區分開了。
清代湖南已經於今日區別不大了，但由於中央政府對湖北的偏愛還是能從版圖劃分上一眼看出來。今天的湖北基本沿襲了清代“湖廣湖北省”的形態，在版圖上跨過了長江，把包括松滋、公安、石首在內的一部分和湖南文化更親近的地區劃了進去。武漢也在憑藉省版圖完全控制長江水道的優勢，極力拉攏身為湖南經濟老二的岳陽，隔著洞庭的長沙卻幾乎沒有什麼還手之力。
洞庭湖以北、岳陽、九江武漢都想要。對於古代統治者來說，這樣的安排是合理的。如果南方不幸有變，連通行政中心和叛亂的湖北就會成為抵抗的第一線。讓湖北擁有更多的緩衝空間，在利用長江天險之前更好地消耗對手，才能讓統治者高枕無憂。
而在現在的格局下，要盤活中部區域經濟互動，兩省之間模糊的邊界劃分就很難說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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