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南方週末發表《中國，你需要一場文藝復興！》，很快在中國引發強烈反響。此文分析了文藝復興對於歐洲文明的重要性，認為中國沒有成功的文藝復興。在作者看來，“文藝復興的最大成就是在觀念上覆活了真正的個人，否定了抽象的、集體的、附庸的人，肯定了個人和個體的價值、尊嚴與偉大，主張個人是自身命運的主宰。”對於100年前的新文化運動，作者認為：“這場完全由民間發起、民間主導的思想文化運動從觀念上進一步瓦解了持續數千年的君主專制社會，推動了人性的解放，引進了民主科學等現代概念，初步普及了自由、平等、人格獨立的觀念。即便如此，經歷種種歷史關口，個人的主權者地位在中國仍未被確立，普世價值與中國古典傳統的關聯性，也未真正建立起來。文藝復興向我們證明了一個貌似悖謬的道理，創新只能通過復興才能實現。而這是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們根本來不及明白的道理。文藝復興成功的標準是：以個人為本位的價值觀，是否已經滲透到大眾文化中併成為主流價值觀，是否已經轉化為主導性的政治法律制度。中國歷史上的文化運動顯然並未達成這一目標。”
那麼，以個人為本位的價值觀，此前為什麼沒有滲透到大眾文化中併成為主流價值觀並轉化為主導性的政治法律制度？對於這一問題，顯然需要深入探討。
秦始皇確立的秦制，禍害中國兩千多年
就文化傳統而論，以個人為本位的價值觀可追溯到戰國時代的思想家楊朱。楊朱曾說：“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賀麟先生的看法是：“不拔一毛以利天下，即極言其既不損己以利人，以示與損己利人的利他主義相反，亦不損人以利己，以示與損人利己的惡人相反，而取其兩端的中道。”歷史學家呂思勉在評價楊朱“不利天下，不取天下”時說：“夫人人不損一毫，則無堯舜，人人不利天下，則無桀紂；無桀紂，則無當時之亂；無堯舜，則無將來之弊矣。故曰天下治也。楊子為我說如此，以哲學論，亦可謂甚深微妙；或以自私自利目之，則淺之乎測楊子矣。”
楊朱既不主張損己利他，也不主張損人利己，在陳義過高的救世而無己（或忘己）和極端自私的利己之間，楊朱恪守了中道。這種原則，實際上已經具有很高的道德價值。但是，自秦代以後，中國由封建制變成了郡縣制，建立在皇位世襲基礎上的“家天下”牢牢樹立，此番光景，恰如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原君》所說：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
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
後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於辭矣。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
黃宗羲對古代君主制有系統性的批判
黃宗羲所說的“原君”，按照劉剛、李冬君在《文化的江山》一書的說法，應該是指夏代之前代的君王。在原君時代，君王不以自己個人利益為最重要的考量，而是讓天下都受益。此時的中國是尚賢制——這也意味著，君王不僅要有服務民眾、治理國家的本領，而且要有良好的個人品德。要想成為賢者，就必須得到民眾高的認可和稱讚，最明顯的是，一個自私自利、損人利己並且魚肉民眾、倚強凌弱的人即便很有才幹，但也不會享有好的名聲。在這裡，民眾對他的評價至關重要。可以說，這些評價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民意的顯示。甚至可以說，尚賢制蘊含著一定的民主因素：至少，它必須獲得大部分民眾的認可，而不是憑藉武力打江山坐江山，然後暴力集團分配血酬。
黃宗羲說，後世人君“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只說對了部分事實。秦代以後的皇帝，實際上是以多重標準來規範臣民的自私。對於自己寵愛的奴才，皇帝不僅不阻止其自私自利，而且大加賞賜並給予其特權。更準確的說法是，在秦代以後的君主制下，皇帝讓你自私自利，你才能自私自利，不讓你自私自利，你就不能自私自利。
暴力集團信奉的是打江山坐江山，分血酬
按照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專家劉澤華的說法，秦代以後的皇帝“天下獨佔、地位獨尊、勢位獨一、權力獨操、決事獨斷”。在這樣的權力格局下，王權從來沒有受到真正有力的約束。皇帝一人一家“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一個人和一個家族即小集團的自私，禍害全天下所有民眾。法家和秦代以後的儒家，都是這一體制的幫兇。尊君卑臣卑民的結果，就是個人毫無權利 ，王權肆意妄為。
更核心的問題在於，中國從來沒有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傳統。一旦面臨王權侵害，不僅性命不保，財產也會被掠奪一空。而奧地利學派的開創者米塞斯將自由濃縮為私有財產”，而奧地利學派的新一代代表人物霍普更進一步，認為私有財產不僅是一個自由問題，而且是一個倫理問題——由此可見，私有財產對於個人的重要性。最早確立私有財產的保護制度，是資本主義在英國誕生和發展壯大的重要因素。
中國沒有誕生資本主義，也正是秦制之下王權獨大，肆意侵犯個人權利，侵犯私有財產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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