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48期，原文標題《約旦河西岸的生與死》，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當隔離牆、檢查站以及無休止的暴力活動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再去區分“戰爭”與“和平”已然顯得可笑。在阿拉法特去世15年之後，約旦河西岸似乎成為中東地區一個既不足以被視為國家又無人會去吞併的特殊存在。
10月17日，在約旦河西岸地區首府拉姆安拉附近，以色列警察與巴勒斯坦示威者發生衝突（視覺中國供圖）
“什麼是巴勒斯坦？”
班克西（Banksy）在伯利恆隔離牆南面投資興建的這家旅館，相當戲謔地化用了老字號豪華酒店品牌華爾道夫（Waldorf）的諧音，喚作“以牆圍之”（Walled Off）。前臺提供的入住手冊不無驕傲地宣稱，這“可能是全世界視野最差的一家旅館”——所有10間客房的陽臺都正對著3.6米外包圍拉結墓（Rachel's Tomb）景點的混凝土隔離牆；在眺望到耶路撒冷的夜景之前，你的視線必須首先劃過4～8米高的圍牆、鑲嵌其上的帶電鐵絲網以及外形猶如潛望鏡一般的以色列國防軍瞭望塔，並且可以清楚地觀察到填滿整個牆面的彩色塗鴉。前廳一角的一間暗室裡端坐著一具與真人等大的英國紳士蠟像。主人公西裝革履，右手緊握鋼筆。訪客們按動電鈕，鋼筆便會自動在面前的白紙上留下一個歪歪斜斜的英文簽名：阿瑟·貝爾福（Arthur Balfour）。
和這位從未公開身份的街頭藝術家班克西一樣，貝爾福勳爵來自英國。1917年11月2日，他以戰時內閣外交大臣的身份致信英國猶太復國主義運動領袖羅斯柴爾德男爵，代表英國政府承諾“贊成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區建立一個民族之家，並會盡力促成此目標的實現”。蠟像手中的鋼筆還原的，便是貝爾福在那封信函上的簽名。一般認為，這份《貝爾福宣言》揭開了猶太人向巴勒斯坦地區大規模移民的序幕，併為隨後以色列國的出現乃至中東地區一系列暴力衝突的滋生提供了溫床。班克西的圍牆旅館，正是為紀念《貝爾福宣言》發表100週年而興建。在此之前，這位年輕藝術家在西岸創作的一系列以反戰為主題的街頭塗鴉形象，例如擲花示威者、穿防彈衣的和平鴿以及對以色列大兵搜身的小女孩，在歐美世界已經收穫了相當高的知名度。旅館的選址最終被確定在1996年建成的拉結墓隔離牆附近；長牆面向伯利恆市區的一側，如今成為全球來訪者揮灑塗鴉興致的俱樂部。“你們把暴政的象徵物弄得太像一件藝術品了。”我的阿拉伯司機艾哈邁德不禁抱怨。
班克西在伯利恆隔離牆近側修建的圍牆酒店（左）（視覺中國供圖）
作為圍牆酒店的一名住客，理論上我已經身處巴勒斯坦國約旦河西岸省份伯利恆（Bethlehem）的首府，並且屬於1993年《奧斯陸協定》規定的完全由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PNA）管轄的“A類地區”。飄揚在隔離牆近側的泛阿拉伯四色旗以及街頭身著藏青色制服的警察都在明示：此地便是聯合國大會第43/177號決議（1988年）確認為合法的那個“巴勒斯坦國”，是阿拉法特和愛德華·薩義德的故鄉。然而這種以歷史文獻為憑據的結論，每時每刻都在遭受另一些更直觀的視覺符號的挑釁——當我從伯利恆乘坐出租汽車返回耶路撒冷時，會發現就在圍牆酒店北方1.2公里處，混凝土防爆牆上開出了一個四車道的口子，頂端懸掛著一塊醒目的彩鋼標誌牌，上面寫著：“以色列旅遊部歡迎你”。而從耶路撒冷進入伯利恆的旅客卻看不到任何宣示國別特性的符號。同樣，持以色列簽證進入巴勒斯坦領土的外國遊客不會受到任何邊境管理人員或者海關官員的盤問。你可以遊遍整個西岸地區，卻絲毫感受不到自己已經身處以色列國境之外，彷彿巴勒斯坦國並不存在。
從約旦西部跨越艾倫比橋進入巴勒斯坦領土的感受是獨一無二的。在大橋東邊，侯賽因口岸的約旦官員給你的護照蓋上出境章，遠遠看著你登上過境大巴車。但當汽車行駛到大橋中央時，你的視線中突然出現了藍白相間的以色列國旗——根據1994年約以兩國簽署的和平協議，經太巴列湖（加利利海）注入死海的約旦河航道中線構成了兩國的北段國境線。儘管這條邊界超過3/4的部分和巴勒斯坦國的東段國境線重合，但雙方都認為“這一狀況並不影響約以之間的劃界”。於是，在從未獲得巴勒斯坦人許可的情況下，以色列國防軍接管了毗鄰約旦的整條邊境線以及所有出入口岸。在艾倫比橋西面迎接你的是禮貌但充滿警惕的以色列安全官，警用裝甲車頂部的活動機槍塔在路障背後探頭探腦：只有拿到以色列入境卡，你才能踏上西岸的土地。
假使你選擇取道1號高速公路，由邊境口岸直趨被以巴兩國同樣奉為首都的耶路撒冷，感受只怕會更加微妙。這是一條專供以色列車輛使用的六車道全封閉公路，全長94公里，鐵絲護欄以及間或閃現的集裝箱檢查站（用多個集裝箱箱體改造而成）明白地宣示了它的所有權歸屬。儘管公路的邊境區段靠近巴勒斯坦城市傑利科（Jericho），但圍欄和隔離牆小心地確保了彼此疑懼的人們永遠不會發生接觸；沿途視線所及的只有凱法爾阿杜明（Kfar Adumim）和馬阿勒阿杜明（Ma'ale Adumim）地區被隔離牆團團包圍住的猶太人定居點。只有在穿越山區的路段，你才能觀察到本地巴勒斯坦人使用的鄉間公路——它們與1號公路基本平行，但地基矮了整整一截，寬度通常不超過四車道，時不時會有牛群穿過。一個巴勒斯坦人只有仰起脖頸、讓視線越過鐵絲網和路基，才能觀察到從頭頂上方呼嘯而過的以色列車輛，一如他們仰望一牆之隔的猶太人定居點。
週五清晨，前往耶路撒冷阿克薩清真寺參加主麻日禮拜的西岸婦女排隊通過卡蘭迪亞檢查站（IC photo供圖）
距離《貝爾福宣言》公佈已經過去了102年，“什麼是巴勒斯坦？”（What is Palestine？）依舊是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從公元1世紀到1948年，巴勒斯坦僅僅是一個地理概念；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分享這片地中海東岸的貧瘠土地，也一同充當從羅馬人到英帝國的一系列外來征服者的子民。1948年之後的40多年裡，巴勒斯坦是一個“待建立”的國家：聯合國大會的分治決議賦予了本地阿拉伯人建立一個獨立民族國家的權利，但供其建國的領土要麼處在鄰國埃及和約旦的控制之下，要麼已經被以色列軍隊佔領。人們把1948年和1967年戰爭期間逃往異國他鄉的500多萬本地人及其後代稱為“巴勒斯坦難民”——嚴格說來他們僅僅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但以色列作為確鑿無疑的猶太民族國家的存在，使得這一地區的非猶太人只能把巴勒斯坦這個含混不清的概念作為自己的民族標籤。而在1993～1995年的兩份《奧斯陸協定》生效之後，巴勒斯坦成為一個“臨時”國家。在得到國際社會尤其是以色列的外交承認的同時，它也被迫將一切“現狀”（Status quo）——隔離牆和被剝奪的邊境線、猶太人定居點和以色列車輛專屬公路、不定期出現的以色列安全部隊——一併收下。有時你不禁要驚歎人類在政治活動中的想象力：一切違背常識的現象，最終都被心照不宣地默認了。
《貝爾福宣言》的簽署者、“一戰”末期英國外交大臣阿瑟·貝爾福勳爵（IC photo供圖）
卡蘭迪亞
“去拉姆安拉？經過卡蘭迪亞？現在？”在耶路撒冷老城北側的大馬士革門，艾哈邁德一連問了我三遍。
開著一輛漂亮“梅塞德斯－奔馳”E220的艾哈邁德是少數能直接把我從耶路撒冷帶進約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司機之一。他有三張王牌：以色列公民身份，阿拉伯裔民族屬性，可以在約旦河西岸行駛的跨國出租車牌照。當然，收費標準也要比那些無法離開耶路撒冷市界的司機高得多。“外國遊客更願意去南面的伯利恆。一來大部分歐美基督徒都對耶穌出生的馬槽和主誕教堂更感興趣，二來通往伯利恆的公路不必經過卡蘭迪亞檢查站。”艾哈邁德一邊開車一邊和我閒聊，“要知道，沒人能預估通過卡蘭迪亞的時間。可能是5分鐘，也可能是六七個小時，完全看運氣。說真的，拉姆安拉有什麼了不得的奇景，值得你花上這麼一筆錢？”
每一個曾經往返於約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之間的巴勒斯坦人，都會用複雜的語氣提到這個地名：卡蘭迪亞（Kalandia）。巴以關係中一切光怪陸離的因素，在卡蘭迪亞都能找到投射。準確地說，卡蘭迪亞是耶路撒冷和西岸之間最大的過境口岸，修築在已經停飛19年的阿塔羅特機場南面。連接東耶路撒冷與拉姆安拉的北上公路，在這裡被8米高的防爆牆截斷。橫亙在防爆牆中央的是一間巨大的鐵皮安檢屋，所有交通工具的乘客需要提前下車，步行通過安檢屋、出示有效的旅行證件，隨後才能在防爆牆另一側和分開檢查的車輛會合。
準確地說，這間外觀酷似地鐵站的安檢屋是由幾十個6米長、2米高、1米寬的鐵籠子焊接而成的；過境者們相互推擠著、在每個鐵籠子裡站成一列縱隊，魚貫向前通過頂端的閘口。自動閘機的樣式類似地鐵檢票機，但通過時間更短，為的是不讓潛在的爆炸物攜帶者快速穿越人群。閘口之外是一間類似籃球場的抽檢屋，端坐在防彈玻璃背後的安全官會通過麥克風隨機召喚候檢的人群，以三人為一組走向近側，依次通過金屬檢測儀。引發警報器蜂鳴的金屬製品會被要求當場取下，貼著玻璃接受安全官的端詳，直至被確認並無危險性。自始至終，沒有任何一個以色列士兵會和通關者發生肢體接觸：他們永遠隱身在安檢屋的玻璃之後。
“外國人不必接受抽檢，”我腦袋斜上方的麥克風裡傳來一個乾澀的聲音，“向前走吧，別停下來。”
十月戰爭（1973年）爆發紀念日的這個中午，我只花了不到15分鐘就得以通過卡蘭迪亞，在防爆牆另一面的停車場與艾哈邁德會合。但短短的15分鐘，已經足夠讓我理解那些巴勒斯坦人複雜語氣裡的真正內涵。卡蘭迪亞的“安檢”本質上是一種規訓——頻繁穿越那間鐵皮屋的絕大部分是定居在約旦河西岸但在東耶路撒冷工作或上學的巴勒斯坦公民。狹窄的鐵籠、旋轉著的攝像頭以及在防彈玻璃背後發號施令的以色列安全官每時每刻都在向他們傳遞這樣的信息：由於身為“恐怖分子”的同胞，他們是有原罪的，無孔不入的監視和暴力羞辱正是對巴勒斯坦人這一天然身份屬性的懲罰。無人關心這種帶有表演色彩的羞辱會給那些巴勒斯坦平民帶來多大不便：他們每天一早需要提前至少兩小時出門，而且還要祈禱不會被哪個安全官無故刁難。
卡蘭迪亞檢查站修築在1995年《第二期奧斯陸協定》劃定的“C類地區”領土之上。就整體而言，西岸總面積的63%都屬於C區：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不得在當地設立常駐機關，不得派駐武裝力量，僅負責向該地區大約30萬阿拉伯裔居民提供有限的醫療和教育服務。以色列政府和國防軍才是C區真正的統治者，他們不僅有權管理居住在該地區的巴勒斯坦公民，還負責保衛38.6萬在當地建立了定居城市和集體農莊的猶太移民（此舉被《日內瓦公約》視為不合法）。包括納布盧斯和拉姆安拉在內的8座主要城市被劃為“A類地區”，由巴勒斯坦政府直接管理，可以進駐巴勒斯坦安全部隊，其面積僅佔西岸的18%。另有數十塊星羅棋佈的鄉村地帶被劃為“B類地區”，巴方可以派駐民事管理機構，但不得部署軍警。A區和B區所有的人口稠密地帶周邊都被設置了由以色列軍隊把守的隔離帶，使其彼此不相連。換句話說，不是西岸地區存在一個巴勒斯坦國，而是以色列“仁慈”地允許275萬巴勒斯坦人在自己的佔領區建立了一系列支離破碎的定居點。
2003年，正在建造中的卡蘭迪亞邊境口岸和附近的西岸隔離牆（IC photo供圖）
作為這個名不副實的“巴勒斯坦國”的西大門，卡蘭迪亞擁有它獨特的生態系統。鐵皮安檢屋的東北方是已經永久化了的卡蘭迪亞難民營，歷史可以追溯到1949年，如今常住居民依然超過1萬人。由於巴勒斯坦牌照的私家車無法穿越口岸進入耶路撒冷，非阿拉伯裔的以色列司機也無法進入西岸，難民營的住戶們現在運營起了巴勒斯坦領土上規模最大的汽車維修和保養事業。緊鄰安檢大廳的兩個交通轉盤已經變成了露天修車場，滿手機油的阿拉伯工人銜著喝茶用的紙杯在車輛間穿行。婦女、老人和兒童呆呆地站在塵土飛揚的公路兩旁，等待開往拉姆安拉、傑利科和納布盧斯的公交車。嘴叼菸捲、裹著阿拉伯頭巾的小販推著平板車在他們之間穿行，推銷著主婦們可能感興趣的一切：拌好的鷹嘴豆泥和番茄沙拉、口香糖、廉價床單……
艾哈邁德吆喝著把我叫上汽車。對這個已經相當以色列化的阿拉伯人來說，卡蘭迪亞的形而上意義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天我們的運氣好得出奇，不必在這個地獄耽擱太多時間。“奔馳”車匆匆折向北上的公路，我注意到路旁隔離牆上的塗鴉主題發生了變化——以色列人也會給他們那一側的牆體塗上彩色，在8米高的水泥預製板上描繪出大衛王聖殿、橄欖山以及《出埃及記》中的情景。而西岸這一側的塗鴉是完全寫實主義的，包括阿拉法特和阿巴斯的頭像，向以色列直升機射擊的機槍手，以及鐵絲網背後探頭張望的兒童。卡蘭迪亞不需要幻想：那裡的人們從每天睜開眼睛的第一分鐘起，就生活在熱度灼人並且無處躲藏的現實中。
耶穌的出生地、約旦河西岸城市伯利恆，位於該市的歷史景點拉結墓被以色列非法劃到了耶路撒冷隔離牆之後
墓碑與監獄
亞西爾·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的白色大理石墓碑孤獨地豎立在拉姆安拉（Ramallah）城北的一座土丘上。嚴格來說，這裡如今是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總部和巴勒斯坦總統府的一部分，當地人叫它“穆卡塔”（Mukata'a），即阿拉伯語中的“機構”。從2002年3月到2004年10月，年逾古稀的阿拉法特曾經被以色列軍隊圍困在穆卡塔大院內將近30個月之久，直到他最終被獲准送往巴黎的一家法國醫院。2004年11月11日，阿拉法特在法國病逝。這位全世界最著名的巴勒斯坦人生前曾希望自己能在耶路撒冷入土，但被以色列政府拒絕。於是，2007年11月，他被埋進了穆卡塔大院內的這座臨時墓穴，以待有朝一日能遷葬回聖城。
24歲的導覽員巴西爾帶我走進阿拉法特生前使用過的辦公室。作為墓地的附屬建築，總統府向東伸出的裙樓一角如今被闢作阿拉法特紀念館，其中除去寬大敞亮的生平陳列室外，還以精細的考證復原了這位前領導人在30個月圍困期間使用過的辦公室、會客間和小臥房。不過在這個秋日的午後，除去巴西爾和我，只有兩名美國遊客緩緩穿行於其中。“老實說，童年時代我對阿拉法特談不上有多深的印象。”出生於1995年的巴西爾承認，“是那次30個月的圍困，讓阿拉法特由一個僅僅存在於宣傳畫和電視屏幕上的符號變成了一個活生生的人。我開始意識到，即使身為巴勒斯坦人的最高領袖，和我們這些土生土長的拉姆安拉人也沒有任何區別，都不過是西岸這個大監獄中的一名囚徒。”從那時起，阿拉法特作為巴勒斯坦人象徵的身份被接納了。
阿拉法特需要這種接納。對生活在地理意義上的巴勒斯坦地區的阿拉伯人來說，“阿布·阿馬爾”（阿拉法特在巴解組織中的化名）基本上是個外國人。他出生在開羅，有埃及血統，很早就把自己的全名改成了埃及人的樣式。1994年之前，他在埃及、科威特、敘利亞、約旦、黎巴嫩、突尼斯甚至烏干達都生活過，但在巴勒斯坦領土上滿打滿算也只待了5年。他領導的激進抵抗團體“法塔赫”（Fatah）以及政黨同盟“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從埃及、敘利亞和黎巴嫩的難民營中招募成員，長期在中東以及北非流亡，有說說法認為他更在意外國政府而不是被佔領地區巴勒斯坦人的承認。人們從以色列政府的公告中知曉有這麼一號人物的存在——身著卡其色軍裝，戴著方格頭巾和墨鏡，乘坐飛機在全世界來來往往，永遠在打敗仗。當阿拉法特在第一次海灣戰爭期間表態支持薩達姆·侯賽因以後，他甚至遭到了大半個阿拉伯世界的孤立，財源枯竭、進退維谷。
對生活在地中海海岸線與約旦河之間的700多萬阿拉伯裔居民來說，他們真正熟悉的抵抗者形象是“在地”（Localized）的，是以對趨向日常化的佔領狀態的拒斥而不是單純的軍事行動作為呈現形式的。正是這個在地抵抗者群體的新組織“哈馬斯”（Hamas，其前身是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加沙分支）在1987年12月發動了第一次“因提法達”（Intifada，阿拉伯語意為“掙脫”或“起義”），以罷工、拒絕納稅、破壞公共設施等方式宣洩對佔領者的仇恨。在長達5年又9個月的“因提法達”期間，有277名以色列士兵和平民被殺，巴勒斯坦人的死亡總數則高達1962人。它的出現並不足以顛覆以色列對約旦河西岸以及加沙地帶的佔領，卻能將這種佔領的成本抬升到令特拉維夫當局難以容忍的程度。也是在第一次“因提法達”期間，誕生了迄今為止巴勒斯坦民族主義者最深入人心的外部形象——向以色列坦克投擲石塊的少年，取得了驚人的宣傳效果。
投石少年取代阿拉法特的頭巾成為巴勒斯坦抵抗運動的象徵，意味著巴解組織和“法塔赫”有遭遇邊緣化的危險。一定程度上正是出於對這種危險的警惕，阿拉法特在1993年力排眾議促成了“兩國方案”和《奧斯陸協定》的問世。這位居住在突尼斯的老戰士接受了一項權宜之計：既然在短期之內已無可能將猶太人從“（約旦）河（地中）海之間”驅逐出去，那麼不如先嚐試建立一個僅僅存在於西岸地區和加沙的巴勒斯坦國實體，並以巴解組織為基幹組織臨時政府。1994年，他終於回到久違的巴勒斯坦領土上，一個有效期為5年的自治機關——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隨即建立起來，行使著對加沙和西岸A、B兩類地區的管理。穆卡塔的白色總統官邸也矗立了起來：彷彿一句讖言，它的前身其實是英國委任統治當局最臭名昭著的軍事監獄。
在卡蘭迪亞口岸附近，巴勒斯坦出租車司機背靠著隔離牆等待乘客前來（視覺中國供圖）
按照兩期《奧斯陸協定》的安排，當5年過渡期在1999年春天迎來結束之時，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將轉為長期化，同時巴以雙方將簽署全面和平協議來解決彼此在領土、駐軍和邊界問題上的遺留事宜。但這一天永遠不曾到來：以色列巴拉克政府在2000年夏天的戴維營峰會上提出將西岸73%的領土和整個加沙地帶完全移交給巴勒斯坦當局；作為交換，巴方需要接受猶太人定居者在西岸17%的領土上的存在，並永遠放棄在東耶路撒冷建都的計劃。阿拉法特的回應是主動發起第二次“因提法達”——這一回，民族權力機構熟練地運用起了它的競爭者哈馬斯曾經使用過的那種戰術。從2000年9月底到2005年元旦，共有大約1000名以色列士兵和平民被起義者打死，巴勒斯坦人的身亡數量則超過3200人。它給巴以局勢留下了三項影響深遠的遺產：日常化的火箭彈襲擊，西岸隔離牆的出現，以及以色列右翼“利庫德”集團執政長期化。不會再有新的協議了。
阿拉法特在第二次“因提法達”期間度過了生命的最後歲月。穆卡塔在事實上成為禁錮這位巴勒斯坦領導人的監獄——被推土機挖破的院牆外逡巡著以色列軍隊的坦克；裙樓內小小的會客室裡，巴勒斯坦總統依然正襟危坐在書桌前，通過攝像機鏡頭向全世界發出自己尚未屈服的信號。他的辦公室一角掛著兩張照片：大一點的是耶路撒冷的圓頂清真寺，小一點的是投石攻擊以色列坦克的巴勒斯坦少年。他就在這裡度過了生命的最後幾年：自從1949年被迫撤出被圍困的加沙以來，他還從未在巴勒斯坦領土上生活過這麼長時間。
不會有第二個阿拉法特把700多萬巴勒斯坦人聯結在一起了。在他身故之後，法塔赫和哈馬斯之間的分歧迅速發展為宗派鬥爭，最終造成了一場小小的內戰。從2007年起，哈馬斯在事實上控制了加沙地帶的全部權力；法塔赫則在沒有經過充分授權的情況下統治著約旦河西岸。拉姆安拉的阿拉法特墓最終成為巴勒斯坦總統府的永久組成部分，繼續禁錮著這位獨一無二的傳奇人物。
生存或是滅亡
西岸並不是一個荒涼蕭條的所在：事實上，依託旅遊業、採石和食品加工，這裡的經濟狀況甚至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氣象。根據巴勒斯坦規劃部發布的數據，西岸地區的GDP規模自2002年以來累計已經增長了400%，年均GDP增速長期維持在5%以上，位居全球前1/4之列。在伯利恆這樣的旅遊目的地，單日價格超過160美元的高檔度假酒店比比皆是；拉姆安拉的3家“肯德基”（KFC）炸雞店裡擠滿了排隊用餐的老老少少，而那裡的套餐價格比北京要貴一倍。早在2014年，這裡的人均預期壽命（73.4歲）就超過了安全狀況遠較這裡穩定的約旦和土耳其；排除依舊沒有自己的貨幣這一項，西岸地區的居民正處在前所未見的繁榮景象中。
“不要相信你的眼睛看到的一切。”塔希爾的語氣很冷峻，這個希伯倫大學數學系的大三學生常年帶著一副憤世嫉俗的表情，“法塔赫不願把國際社會援助的資金交給哈馬斯去使用，因此寧可浪費也要把它們拋灑在西岸。看到路邊那些無所事事的年輕人了吧？這裡每5個人中就有一人找不到工作，但他們依舊有收入。政府設立了成千上萬個毫無意義的臨時崗位，什麼統計員、安全協調員、輔助交通管理員，為的是能有理由把每年十幾億美元的援助款項花完。我哥哥只是個司機，但他也有兩項政府兼職，每個月可以領到200美元。”
某種意義上，今天的西岸更近似耶路撒冷的一塊經濟“殖民地”。由於沒有法律意義上的邊境，所有進出這裡的商品都要通過以色列海關申報和扣稅，所得款項由以色列財政部統一清算後移交給巴勒斯坦政府。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估算，西岸地區巴勒斯坦政府每月的稅收收入約在2億美元左右，其中大約1.5億是以色列方面移交的；換言之，若無以色列當局的配合，巴勒斯坦政府將立即陷入破產狀態。由於本地就業崗位不足，超過10萬名西岸居民實際上直接受僱於以色列人；他們中有一半人幾乎每天都會穿越卡蘭迪亞檢查站，前往耶路撒冷、特拉維夫和海法打工；另外半數則受僱於高牆背後的猶太人定居點。一般來說，跨境工作的收入比留在本地至少要高3倍以上。西岸地區僅有的高科技企業——通信公司、軟件外包服務行以及金融初創公司，要麼直接承接以色列企業的訂單，要麼從以色列獲得早期投資，如同以色列經濟的一根尾巴。
但有形的隔離牆時時在提醒著你：佔領和壓迫從未自這裡消失，相反它變得更加穩固了。這堵計劃修建里程超過708公里的“西岸隔離牆”目前已經完工了大約500公里；它沿著西岸地區的西段邊界，在空間上將巴勒斯坦控制區完全包圍了起來。巴勒斯坦人心目中的首都東耶路撒冷被留在了隔離牆西面，以色列政府已經心安理得地認為它屬於自身首都的固有組成部分；盤踞在C區的猶太人定居點也被包裹在了長牆之內，它們現在屬於一個防禦體系的有效組成部分。按照以色列政府的說法，隔離牆的問世有效阻止了自殺式炸彈襲擊和新的“因提法達”的出現；但它們原本也很難再發生，因為法塔赫當局已經同意提供“安全協助”。
啟程前往巴勒斯坦之前，我曾在北京與舍米·佩雷斯先生匆匆一晤。舍米的父親是《奧斯陸協定》的籌劃者之一——已故的以色列前總理西蒙·佩雷斯，他在提到父親的這項不成功的遺產時，依然帶著上世紀90年代初特有的那種樂觀口氣：“儘管協定最終宣告夭折，但阿拉法特和我父親的信念始終是正確的。只有先造就一個和平共處的局面，才能逐漸縮小兩個民族。”我想，小佩雷斯先生大概沒有體驗過隔離牆和卡蘭迪亞，也無法感受像塔希爾這樣的年輕人那種時時傍身的羞辱感。臨別之際，這個巴勒斯坦大學生突然嘆了一口氣：“悲哀的是，在巴勒斯坦，人們需要絞盡腦汁才能說服自己活下去，卻可以輕易地找到說服自己去死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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