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知道何力，是老友馬寅華推薦過他的《65億分之一的詩與歌》。
後來在新疆見到何力，他又遞給我一盤專輯《70億分之一的詩與歌》。我問他65億和70億之間有啥區別，他笑著說：地球上的人口不斷在增長，我們的詩和歌還是那些主題。
的確，縱使滄海桑田、科技氾濫、信息爆炸，蘋果手機出到十代，我們要關心的還是生死與悲歡——這些人類永恆的主題，我們還是會被一千年前這樣的詩句擊中心扉——“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
何力，詩人歌者、民謠音樂人。他的原名叫何力·阿布都卡德爾，維吾爾族，浪跡北京多年，長評短論地使用漢語，關注所有文學、社會和網絡，一臺電腦一把吉他，兩棲於文化批評與歌手生涯之間。前幾年，他又回到新疆，想要重新尋找音樂的源頭，但他並不願意定義自己為“新疆民謠音樂人”，因為那樣可能就削弱了他的世界性。
其實，新疆的世界性無處不在，我就曾在烏魯木齊街頭看見一家翻譯社的廣告，號稱翻譯全世界120種語言。我不知道這是誇大其辭還是確有其事，但顯然那是一座混血的城市，只有這樣的城市才有底氣說出這樣的話。
在新疆，你會重新建立一種非凡的時空感。拍紀錄片的時候，拍攝團隊在喀什遇到一位白鬍子老漢，他問我們都從哪裡來，我們說自己來自北京、上海、杭州，問他去過沒有。結果老人家笑著一擺手：“你們那些地方太偏遠了，去一趟不容易得很，我就在喀什噶爾，哪個地方都不去！”
這個故事我講過許多次，用意是在說明：你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心。我們一向自以為是的大城市，也可能成為偏遠之地。這也正如樂評人李皖所說，何力生在世界的中心，不是摟抱著美國、臂挎著歐洲的那個中心，而是連接著絲綢之路，北達北冰洋，西至地中海，南抵孟加拉灣和阿拉伯灣的那個世界中心，人類的四大文明曾經交匯於此。
1970年，何力出生於新疆庫車，少年時期在伊寧度過。庫車古稱“龜茲”。英國曆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曾經說：“如果生命能再來一次，我願意生在兩千年前塔里木盆地的龜茲地區，因為人類的四大文明都在那裡交匯。”
1989年，何力沿著絲綢之路東行來到西安，就讀於陝西師範大學中文系。同時開始了音樂和詩歌創作，組建了“愚公”樂隊參加各類演出。他像一塊海綿，吸足了絲綢之路東南西北富含各種文化氣息的文明因子。又像一塊西域戈壁上的頑石，堅決抵禦來自生存以及市場的誘惑和壓力，為自己的音樂找到了新方向。
你站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心——當何力以這樣的視角去看，他的眼光就有了世界性。
2009年，何力首張專輯《65億分之一的詩與歌》由摩登天空出版發行。他以渺小的存在將自己置身於全球的所有人類當中，他的願望是：與世界共節拍。
2013年，時隔5年之後，何力又出版了第二張專輯《我就出生在你讓我出生的房子裡》，“70億分之一的詩與歌”是專輯的副題，何力仍在表達著膨脹的世界與個體疏離的關係。
在這張CD裡，他的每一首歌仍然可以拋開配樂，以詩意的情緒去朗讀。何力對歌詞達意非常在乎，每一個字符在他筆下都一定要如音階一般準確，字裡行間都要有生命的氣息。
這種表達源自本能，也是他20多年在外漂泊的歷練與總結。
1989年，何力遠走異鄉的同時，開始迷戀上一把木吉它。而他一路唱到今天，也不過就是人聲、木吉他、手鼓、伴唱四樣。他說自己“有幸誕生在孕育了偉大的京劇、秦腔、花兒、木卡姆等偉大民間藝術家的土地上，是它決定了我音樂的源頭、方向和標準”，所以用最樸素直接的方式去開口歌唱就好了。
作為世界之中的一個小小個體，何力繼續著一粒沙與浩瀚之間對話的努力。
在世界各地的民間音樂中穿行多年之後，何力的彈撥，已經從歐美民謠演奏技法中解放出來，融合了古典音樂、學院派的實驗音樂，何力每一根弦都能化成絲綢之路上的旋律。何力建構起的節奏，就像他所遇見的這遍佈砂石的大漠戈壁，雖如月球般荒涼，但遠處矗立的烽火臺，還是有著一種穿越過去指向未來的生命力。
穿越了種族和地域的傳統，嚴肅和流行的對立，向整個人類的音樂學習，何力將自己鍛造成地球上70億種聲音中相對特立獨行的那一個。
我給紀錄片《流動的盛宴》寫了一段話，想以此闡釋這絲綢之路上的藝術究竟從何而來——穹頂之下，活著就要盡一切可能歡聚。歡聚是在歌聲之後的聚集，歡聚是日常生活中如同冰河解凍時的非常時刻。人為什麼需要藝術？因為藝術就是對天地的感恩，藝術就是眾生迴歸大地母體的儀式。歡聚此生，所有人都是一個“命運共同體”。
何力為此擊節叫好，在新疆，“歡聚”是一個關鍵詞，“刀郎”、“木卡姆”、“維吾爾”這些詞的本義都與“歡聚”有關。所以，他也專為紀錄片寫下了一首歌《穹頂下》：你是我的綠洲，你是我的戈壁/你是我胡楊一樣的熱情冰山一樣的沉寂/你是我的漂泊，你是我的歸宿/你是我大地上流動的盛宴穹頂下的歡聚……（撰文 張海龍）
專訪何力
《航空旅遊報》：大家都認為北京是中國的文化中心，你出於什麼樣的考慮從北京回到新疆？何力：可能是性格使然。初中時期我就常常有離家出走的念頭。不是家庭的原因，相反，我感謝父母給了我世界上所有充滿愛的家庭能給到的最好的愛。但是對世界的認知和自己能力的有限常常困擾我，也不能自己釋懷解決自己年少時面臨的內心和外部的衝突，我常常感到人世美好，又對世界對人生感到茫然。直到找到一把吉他，這一切才有些許的改觀。
我母親是醫生，父親是翻譯。我的母親通過她的工作教育了我──能為別人解除病痛的工作是多麼的高尚。我和這個世界最早的接觸，也是那些病人和他們的親人，他們的和善和他們的病痛一樣，長久地留在了我心裡。
18歲的時候終於離開新疆，去西安讀大學，畢業之後也不想回來。這一離開就是20多年，在度過了這一生差不多一半時間的時候，思想上的問題似乎也解決了，因為對世界的茫然更多了。但，我也獲得了一種扔到哪裡都能生存和思考的能力和自由。
我在北京時曾經寫過一首詩，我是長在戈壁的一棵樹，枝條硬是長到了北京城。所以，說回到新疆了，但是枝條依然可以在北京的上空飄著。若一定說離開，那就是離開了作為商業和文化中心的北京，就像我朋友說的，北京有很多機會，新疆機會少，但我也覺得無所謂，機會少也有機會少的好處，只要不怨天尤人。
北京給了我很多可貴的東西，對我來說，那裡還居住著一些我尊敬的人和朋友。比如《豐饒的苦難》的作者索颯老師。在一箇中心待久了，你也會有一種麻木感。反而，現在看北京更清晰，對我在那裡遇到的生命中很重要的人都充滿一種感激。
去年底從沙雅直飛北京，在央視錄製一期節目，當時我就曾感慨：我從沙雅來，覺得北京很大，我從塔克拉瑪干來，發現世界很小。
《航空旅遊報》：有人稱你是“一個用心靈寫歌，用靈魂歌唱的世界公民”。
“世界”、“人性”、“愛”、“和平”、“環保”、“文化溝通”、“人類的生存境遇與現實”等主題是如何進入你的視野，並構成你的詩與歌的品質的？何力：這個評價很高大上，但於我來說覺得很慚愧。但說實話，我已經不在乎這些了，因為這些東西對一個藝術家來說其實不過是一種最低的起點，並非終點，這一點很重要。
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地球上有70億人口，我是其中的一個。70億是很龐大的數字，但就是由我們這些甚至可以忽略不計的一個又一個人構成的。我們既可以渺小到可以忽略不計，但又有一些東西在我們的體內，無論精神還是肉體，如我一首歌中所唱：
每一個人渺小的身軀，無不蘊藏著驚人的潛力
假如他一生吃過的麥子突然發芽，喝過的水突然匯聚
記得“佔領華爾街”運動興起時，我讀到關於資本的描述：“早在150多年前，馬克思在他的《資本論》中曾引用英國經濟學家託·約·登寧的話：一旦有20%的利潤，資本就會蠢蠢欲動；有50%的利潤，資本就會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資本就敢於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
300%的利潤，資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我感到震驚，決意要寫一首歌。但是又能怎樣呢？它使我意識到，這個世界既美好又危險，既溫柔又殘酷。
人們必須要活下去，歌還要唱，詩還要寫，話還要說。正如在塔克拉瑪干腹地我發現的卡萊朗民謠，打麥人騎在驢背上，在最絕望的時刻，突然唱起了歌謠，獲得了活下去的動力和勇氣。在任何絕望面前，人類總能找到辦法活下去，人性的力量值得讚許。王爾德說：“我們都生活在陰溝裡，但仍有人仰望星空。”若說人之為人與動物的區別在於有思想，那麼仰望星空就是思考的結果。
另外，當我讀到在太空拍攝到的關於“暗淡藍點”的描述，內心充滿了悲憫，或者被悲憫洗過了，無論如何，我看到了自己，無數個自己。我想這也是我的命運，去歌唱、去分享命運給我的一切。
《航空旅遊報》：“你身在哪裡，哪裡就是世界中心”，你如何理解當代新疆的“世界性”？
何力：全球化的狂歡之後，自歐盟開始，“地球村”又有向民族主義乃至種族主義國家轉向的趨勢，開放、分享、交流有遇阻的傾向。而在新疆這片土地上，幾十個民族的民間藝人、幾百種樂器、成千上萬首民歌，四大文明、三大音樂體系一直在或明或暗、或強或弱的交流，並樂此不疲，它的遼闊，它的包容，對世界的未來可能是一個新的啟示。我有時覺得聯合國都應該搬來這裡，因為這片土地的包容。但這也僅就音樂方面說說而已，可能實際上沒有這麼簡單。
但，若說世界性，這難道不是最有價值的世界性和研究的課題嗎？
前幾天，錄音師W從北京過來，我們在科克卻勒村一起工作了幾天，他說終於與世隔絕了。我說，這裡才是真正的世界。後來，我們一起喝可樂，他說好像又與世界連上了。我們都哈哈大笑，其實有些事兒挺簡單的。
世界性對我來說首先是人性，我的師妹王麗娜導演在塔克拉瑪干腹地拍攝的電影《第一次的離別》在國內外獲獎無數，日本媒體評價說，失傳的童年，驚現亞洲。我想這才是當代新疆的世界性。
法國作曲家梅西安，同時也是一名鳥類學家。他是用音樂來為鳥聲記譜的唯一的鳥類學家，《異國鳥》描繪了世界各國及不同棲息地的約40種鳥。如果梅西安是因為資源的因素將目光從西方音樂的發展脈絡轉向了鳥類的音樂，那麼在新疆的音樂（聲音）資源，不要說鳥類，幾十個民族、一百多種樂器、成千上萬首的民歌都還是並未開採的資源，其中隱藏著人類目前的音樂理論和技術還未探究清楚的未知領域，這也絕不是目前哪所頂尖音樂學府或當今哪一位世界“巨星”能傳授給你的，絕無可能。
2016年，我在莎車拜訪三位木卡姆大師傳承人，當時正好看到奧運會，我的內心起了一些波瀾，因為忽然覺得人類彷彿又回到了“你追我殺”的叢林時代，但是十二木卡姆是和平，是你的命和我的命都是一條命的和平。但你也不能就此說我反對體育，這樣戴帽子就太簡單了。
十二木卡姆的傳承人，沒有“文人相輕”的惡習。因為龐大的體系首先就令木卡姆奇（木卡姆擅演者）非常低調謙遜，木卡姆的旋律結構形成的體系，本身就是一門學問，歌詞是教誨關乎做人的道德，但又不是口號。
我第一次去麥麥提·吐爾孫大師家，名曰木卡姆教室的二樓簡陋到只有地毯，六七把琴和三四個徒弟，可待到琴聲響起，卻是蓬蓽生輝，樂園是也！
《航空旅遊報》：
你既是一位歌者、詩人，也是一位音樂製作人，還參與制作過紀錄片《絲綢之路上的藝術——流動的盛宴》，你是如何在這多種身份之間自由切換的？何力：詩，在我心裡，包容了一切藝術。無論音樂詩和還是影像詩，或者電影詩，反正都是詩，反之亦然。參與拍攝紀錄片，首先是因為和音樂有關，做著做著，又發現一切藝術都和音樂有關。而從音樂人類學的角度來說，影像的記錄，尤其是在常識普及方面，更是得天獨厚，而對新疆音樂的認知上，常識是最欠缺的。我曾經說過，甚至很多音樂工作者分不清都塔爾和冬不拉，令人同情。這些常識應該普及，因為每一件樂器背後都有一個遼闊的文化世界。
近年來，有幸作為學術專員參與刀郎木卡姆和十二木卡姆的國家搶救性紀錄片的拍攝，受益匪淺。去年拍攝了一部關於嗩吶大師託乎提·再丁的片子，參加第一屆華語音樂影像志就獲得了最佳非遺保護記錄獎。
但是我也從來沒有忘記自己進入這些領域的身份，我只有一種身份，唱作人，創作詩歌又譜寫樂曲，這是我每日的功課。
《航空旅遊報》：是什麼促使你開始“塔克拉瑪干腹地的尋樂之旅”的？目前新疆民間音樂的生態如何？它的出路在哪裡？
何力：2016年4月，新疆藝術研究所主辦的樂器展展出了160多件樂器，這實在令人振奮。塔克拉瑪干腹地作為人類四大文明的唯一匯聚地和世界三大音樂體系共融並存的音樂生態空間，樂器似乎更能令人觸摸和聆聽到此中的人類文明和音樂的訊息，這是一個有力的入口。我先是在烏魯木齊拍攝了關於薩塔爾教程的短片。之後，不知不覺就上路了。在每一個村莊，我感到的震撼甚於任何一張唱片或音樂會曾經帶給我的驚喜。民間音樂的生態也令我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自由的呼吸。
2016年8月，我讀到音樂人類學家蕭梅老師的一段話，在一天之中就讀了無數遍，並暗自將這段話“竊為己有”， 當時帶來的震撼，從未減褪，因為它似乎就是專門說給我聽的：“絲綢之路沿線的音樂，是否真能在西方古典以及歐美流行音樂之後流動起來？……只是我們需要理論、想象力、知識儲備、勇氣、合作與耐心。”（蕭梅《在田野中觸摸歷史的體溫——絲綢之路音樂研究散論》）。我開始接觸大量的音樂人類學論著，並認為唯有它才能改善中國音樂的現代面貌，併為創作打開一個突破口。
若僅僅試圖用民族音樂來吸引年輕人，用一些所謂現代的方式來製作自認為是與國際接軌的音樂，加入民族元素，這和上世紀70年代英國的甲殼蟲樂隊去印度，借鑑印度音樂元素又有什麼區別呢？持有者對待自己的音樂文化依然像是外來者，還在扮演甲殼蟲的角色，並且晚了半個多世紀，這不可悲嗎？
另外，音樂的娛樂性僅僅是附加值，思想和傳承才是未來音樂的出路。
《航空旅遊報》：遠離北京、上海，回到故鄉歌唱，會有寂寞或冷落感嗎？你是否擔心你的聲音被“遮蔽”？
何力：回到故鄉常常是聆聽多於歌唱，聆聽是一種能力，只有幸運的人才會擁有。寂寞和冷落感也許只屬於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這裡只有令人心碎的情歌，又有曬乾你骨髓裡的憂傷的陽光。有歡樂到渾身愉悅的鼓點，又有觸摸和安撫心靈的薩塔爾琴聲。
前幾天，我剛收到“跟著唐詩去旅行”劇組的邀請，11月20號要去北京參加首映禮，演唱自己的作品《天空下》。至於被遮蔽，基本上沒有時間去思考這些，因為還有很多詩歌和音樂作品等待我去完成。
《航空旅遊報》：簡單介紹一下你最近做的事兒。
何力：這一年可以說是最忙的一年，但是我大部分時間是和塔克拉瑪干腹地的民間藝人在一起，所以非常的幸運。
一千多年前，玄奘法師在《大唐西域記》中說，“管絃伎樂，特善諸國”，說的就是龜茲音樂，就是今天的沙雅、庫車、新和等地的音樂。在這裡的日子，我覺得泥土依然是那麼的芳香，幾天前和牧羊人一起趕羊，我吃了很多土，嗆得蹲在地上咳嗽連天，牧羊人在一旁哈哈大笑，笑話我說放羊不容易吧？我無言以對，但是心中很快樂。
目前，我和麗娜導演在塔克拉瑪干腹地實施一個村莊音樂的計劃，也藉此探討塔克拉瑪干腹地何以成為人類四大文明的唯一匯聚地的原因，以及未來的各種可能性，無論從影像還是音樂上來說，我們希望有一些新的東西拿出來分享與更廣闊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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