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和我，自一九三二年我們在北京第一次相遇時起就是親密的朋友，直到一九五五年她過早地逝世前幾年。當時，我們兩國不幸地決裂迫使我們分開了。
當我們相識的時候，她只有二十幾歲，年輕而美麗，幸福地同梁思成結為夫妻，剛剛成為一個可愛的小女兒和一個新生小男孩子的媽媽。但是就在那幾個月內，她卻接連遭受了兩次悲劇性地打擊。正是這種悲劇因素，在她的一生中曾經深化了她的感情和創造性：一次無謂的空難，使她的一位最親密的朋友，詩人徐志摩死去了；而同時她自己也染上了肺結核症。在後來的歲月中，疾病耗盡了她的精力，並使她在本應是最富成果的年華中逝世了。
當我回顧那些久已消失的往事時，她那種廣博而深邃的敏銳性仍然使我驚歎不已。她的神經，猶如一架大鋼琴的複雜的琴絃。對於琴鍵的每一觸，不論是高音還是低音，重擊還是輕彈，它都會做出反應。或許是繼承自她那詩人的父親，在她身上有著藝術家的全部氣質。她能夠以其精緻的洞察力，為任何一門藝術留下自己的印痕。年輕的時候，戲劇曾強烈地吸引過她，後來，在她的一生中，視覺藝術設計也曾經使她著迷。然而，她的真正熱情還在於文字藝術。不論表現為語言還是寫作，它們才是使她醉心的表達手段。
其他老朋友會記得，她是怎樣滔滔不絕地壟斷了整個談話。她的健談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歎服的是她也同樣長於寫作。她的談話，同她的著作一樣充滿了創造性。話題從詼諧的軼事到敏銳的分析，從明智的忠告到突發的憤怒，從發狂的熱情到深刻的蔑視，幾乎無所不包。她總是聚會的中心和領袖人物，當她侃侃而談的時候，愛慕者總是為她那天馬行空般的靈感中所迸發出來的精闢警句而傾倒。
我同她的友情與她和其他摯友們的還不同些，因為我們的交流完全是通過英語進行的。當我還是一箇中文的初學者的時候，她已經是一位精通英語的大師了。毫無疑問，若不是有著這樣的語言媒介，我們的友情是不會如此深刻，如此長久的。在她的知交圈子裡，有不少人是掌握兩國語言的。但是，在他們之間的思想交流自然主要通過他們的本國語言，而我們兩人在單獨的交流中，卻選擇著英語的詞彙來表達自己的思想。不久我們便發現彼此有著無數的共同語言，使我們得以交換彼此的經驗、維護自己的論點、共享相同的信念。她在英語方面廣博而深厚的知識，使我們能夠如此自由的交流；而她對使用英語的喜愛和技巧，也使我們在感情上更為接近了。
我常常暗想，她為什麼在生活的這一時刻，如此熱情地接納了我這個朋友？這可能同她失去了那不可替代的摯友徐志摩有點關係。在前此十年中，徐志摩在引導她認識英國文學和英語的精妙方面，曾對她有過很深的影響。我不知道我們彼此間滔滔不絕的英語交談，是不是曾多少彌補過一些她生活中的這一空缺。
【左起：金嶽霖、梁再冰（林徽因女兒）、林徽因、美國朋友、費慰梅與費正清】
在戰前最後的那些相對和平的日子裡，她的心裡充滿詩情和文思。我不知道當時她究竟寫成了多少，又有多少曾發表過。我也不知道，她的時間曾受到過多少雜事的擠佔。她要為兩個幼年的孩子負起母親的責任，要操持一堆複雜的家務，要照應許多親戚和朋友，當然，還要進行中國建築史的研究工作。這是她同丈夫共有的，她十分樂於從事的主題。
一九三四年夏，我們偶然得到了一個能夠使她暫時擺脫日常家務的機會。我和丈夫在一個偏僻的山西農村中租到了一所房子，並說服了梁氏夫婦來這裡做了一次訪問。她感激地在這裡安頓了下來，不受打擾地完成了她的散文《窗子以外》。不久，我們四個人一道沿汾河流域做了一次古建築調查旅行。為此，她曾為思成的《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寫了一篇充滿詩意的《紀實》。
此後不久，我們不得不離開中國回到哈佛大學去，分別對於我們四個人來說都是痛苦的。但是，我們之間的友誼曾通過許多精彩的通信，而繼續維持達十五年之久。
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我們曾經短暫重逢，但是，通信仍是我們之間始終不斷的聯繫紐帶。徽因用英文寫，文如其人地、親切地讓我們共嘗她的情感，她生活中的勝利和悲哀。也許，這批信件是她惟一的英文作品集。它們體現了她那獨特的個性，並反映了她在英文表達自己思緒時是多麼地流暢和自如。
一九八六年七月於美國新罕布什爾，富蘭克林
來源：佳易博覽（jiayibolan）
閱讀更多 水煮書院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