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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只有一條出路，不斷進行顛覆性創新和金融化，只有高技術和金融才能築起高壁壘、獲得高利潤，而高利潤如果不匹配強有力的國家再分配，只能加劇社會的極化。在各種訪談中，我感受到美國年輕人對現狀的普通不滿，他們認為已經很難通過個人奮鬥來改變命運，階層流動的“美國夢”漸行漸遠，年輕人也就成為支持民粹主義和美國式社會主義的主要力量。美國社會正在遭遇一個多世紀前“鍍金時代”以來最大的陣痛，但美國的精英們似乎還沒有完全找到醫治“痛苦”的良方。”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系教授李巍，文章來源於《世界知識》2019年第23期。
今年10月26日至11月8日，應美國青年政治領袖理事會之邀，我隨一箇中國代表團到美國交流了半個月。在美方安排下，我們除在華盛頓特區停留四天外，還訪問了密歇根州首府蘭辛市和老工業城市底特律，以及俄勒岡州第一大城市波特蘭和它的三個衛星城，參加了50多場活動，與政、商、學、民各界100多人進行了不同程度的交流。儘管我們接觸更多的可能是偏民主黨的人士，但仍是一次全面觸摸美國社會各階層脈動的重要機會，感受到這個超級大國正在經歷的“陣痛”與變革。
看到了地方經濟的局部衰敗
底特律是美國老牌工業城市衰落的縮影，也是美國“鐵鏽帶”上生鏽最嚴重的一顆螺釘。這裡的藝術博物館和市中心的高樓大廈特別是通用汽車總部提醒我們，這裡曾是美國工業時代的第五大都會。底特律的街道並不像我們預想的那樣破敗，相反市容還比較乾淨，但在這裡我們仍感受到人跡稀少的冷清，甚至有一絲陰森。在全球化的競爭中，底特律難以抵擋外部世界的挑戰，強大的工會組織是他們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底特律在最繁榮時曾有200萬居民，現在只剩下80萬，大量白人精英逃離了這座城市。
在福特博物館，我們看到了美國的汽車工業發展史，看到了愛迪生和福特的一段師徒忘年交，這兩個人並稱美國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之父”。20世紀是汽車的世紀，美國引領的汽車產業成為這個國家工業的重要骨架，如今這個骨架正在坍塌。
在美國，當一個行業遭遇技術升級瓶頸以至於難以獲得超額利潤，工會就是這個行業走向沒落的夢魘，我預感美國下一個遭遇危機的製造業巨頭會是波音。其實除了底特律，走向衰敗的有不少傳統工業城市，比如匹茲堡（近年發展綠色經濟有了些起色），某種程度上甚至還包括費城。特朗普想把製造業重新拉回美國，顯然這很困難。在華盛頓，美國玩具商協會主席告訴我們，至少玩具製造業是肯定回不到美國的。所以美國只有一條出路，不斷進行顛覆性創新和金融化，只有高技術和金融才能築起高壁壘、獲得高利潤，而高利潤如果不匹配強有力的國家再分配，只能加劇社會的極化。
一位黑人投資家告訴我們，他們試圖復興底特律，但充滿挑戰。我問他美國是否有什麼城市正在興起，他說現在的美國除了紐約、波士頓、芝加哥、舊金山、洛杉磯這樣的超大城市還在發展外，新興城市主要是德州的達拉斯、奧斯汀和休斯敦，以及佐治亞州的亞特蘭大和田納西州的納什維爾，這些城市代表了美國的未來。據我所知，這些城市基本都在“陽光地帶”上，亞特蘭大有世界最繁忙的機場，休斯敦是美國的航天產業基地，達拉斯的金融正在快速崛起，而它們都是共和黨的票倉。
很多普通人缺乏安全感
由於缺乏國家和家庭提供的安全網，美國人民對失業充滿巨大恐懼。美國的私人教育和私人醫療制度存在很大問題。我們訪談所及，不少人都提到美國的私人教育非常昂貴，只服務於少數精英，而公共教育系統正在潰敗，無法滿足普通民眾的需求。奧巴馬醫保改革法案在美國引發巨大爭議，特朗普推翻了其中部分內容，因為中上等的中產階級認為這個醫保法加重了他們的負擔。另一方面，美國的私人醫療卻只有富人才享受得起，窮人沒有醫療保險基本看不起病。美國的基礎設施也確實老化嚴重，我們在底特律和波特蘭住的酒店電梯破舊，要擱在中國早被當作故障梯了。
在各種訪談中，我感受到美國年輕人對現狀的普通不滿，他們認為已經很難通過個人奮鬥來改變命運，階層流動的“美國夢”漸行漸遠，年輕人也就成為支持民粹主義和美國式社會主義的主要力量 ，這從2016年大學生對民主黨總統競選人桑德斯的擁護可見一斑。而他們的這種心態與我們慣常理解的那個年輕、生機勃勃的美國相差甚遠。
不過，我們在位於加利福尼亞州和華盛頓州之間的俄勒岡州感受到了不一樣的氛圍，這裡看上去欣欣向榮，然而擁有400萬人口的俄勒岡在聯邦只有7張選舉人票。比弗頓是波特蘭的一座衛星城，人口不到10萬，充滿生機和活力，耐克公司的總部就設在這裡，英特爾在俄勒岡則有6座製造工廠。
在比弗頓，我們拜訪了一個生產感應器的企業，它起初由一對夫婦創辦，後來將一多半股份賣給11名關鍵員工，現已擁有僱員110人。男老闆原來是位中學物理教師，他告訴我們，廠房是從耐克公司手裡買下的，他只管技術，銷售全部外包給經銷商。我向他提起中美貿易戰，他對細節不太瞭解，但告訴我們其最大海外客戶是中國和俄羅斯，業務好像受到了提高關稅的影響。他帶著我們參觀了工廠的各個角落。嚴格來說，這不是製造車間，主要從事的是設計和測試工作，所有生產環節都在中國完成。這座工廠是美國數以千萬計中小企業的一個縮影，擁有創新活力，在某個具體領域內是“隱形冠軍”，卻因為高度融入全球化，生產環節已全部轉移到海外。
陪同我們參觀的工廠公關總監告訴我，兩週以前，紐約州聯邦參議員查爾斯·舒默剛剛來他們工廠訪問過，舒默非常關心美國製造業的生存狀況，正是此人在2003年一手挑起了人民幣匯率爭端。公關總監也自豪地說，2008年奧巴馬在民主黨初選期間也曾到訪他們的工廠，還為他們簽名留念。
俄勒岡州沒有消費稅，在美國這樣的州只有五個，都是小州，而美國聯邦制的特點之一是各州都有獨立財權。俄勒岡的稅收主要來自不動產稅，也就高度依靠全州的經濟活力，因為只有經濟繁榮，富人才能容忍被徵收相對較高的不動產稅並願意居住於此。在這樣的情況下，不設消費稅實際上是對窮人進行補貼，因為消費稅的徵收對象主要是普通民眾。
多元社會的活力與衰頹
在波特蘭附近的一座衛星城，坐落著俄勒岡理工學院，這是一所致力於培養高等技術工人的大學，學生畢業後最主要的僱主就是波音和英特爾。校方帶著我們參觀時，特意提醒我們注意，這裡的衛生間不僅分男女，還有“第三性別”的。副校長女士向我們解釋說，第三性別衛生間是在三年前設立的，目的是體現對“多元文明”的尊重，而這種“多元文明”意識正是民主黨價值所倡導的。
但在我看來，民主黨濫用文化多元主義價值將進一步使美國陷入“價值混亂”。目前在美國，越來越多的有色人種參與到政治中成為活動家，這在國會眾議院表現得特別明顯，白人則越來越多地集中到商業群體和非政府組織內。我有一個感覺：這些積極參政的人群中有很多可能是社會上的失敗者，他們需要通過參與政治影響公共政策而不是通過個人奮鬥來改變命運，而這或許正是導致美國政治質量下降的原因之一。
商業和農民群體是共和黨基本盤上最重要的兩塊，儘管訴求不盡相同，卻都以白人為主。美國農民是共和黨的主要支持者。據波特蘭負責接待我們的女士說，美國農民喜歡更少的稅收，反感政府幹預，城市居民則希望得到更多的政府支持和幫助，所以後者更傾向於民主黨。即便在俄勒岡州這樣的“深藍州”，農民也都是共和黨的鐵桿支持者。民主黨則成為有色人種、女性和互聯網行業、體育演藝界精英的大本營，並且在城市特別是大城市獲得廣泛支持。底特律和波特蘭的人口結構剛好反過來，前者80%是黑人，後者80%是白人。
美國的兩黨政治越來越以種族劃線，戰略家亨廷頓準確預言了這一趨勢。多樣化在美國加劇了社會撕裂，美國傳統價值在應對社會撕裂方面顯得十分蒼白無力，人們在同性戀婚姻、槍支管控、稅收和福利體系、移民和種族等問題上的尖銳分歧、水火不容都暴露出一個美國超級實力所賴以存在的強大社會共識基礎正逐漸遠去。
社會共識的坍塌和社會極化的日趨嚴重導致的直接政治後果就是選民情緒更加焦躁和情緒化，兩黨的政治鬥爭更加尖銳，政治人物就可以通過蠱惑人心的宣傳和劍走偏鋒的營銷策略，撈取個人私利，甚至犧牲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
社區和專業的力量
社區圖書館是美國基層教育和文化力量的象徵。幾年前，我在紐約州小城伊薩卡的社區圖書館曾經感受到這種力量，我的孩子是那裡的常客。而在波特蘭市的中心圖書館，我們與負責人結束座談時，剛好趕上那裡開館，魚貫而入的居然是一大批流浪漢。他們有的帶著超大行李包，有的揹著摺疊帳篷，有人甚至牽著寵物狗，這讓我們很感震驚。管理員告訴我們，圖書館是公共空間，他們不會禁止流浪漢進入，因為這裡條件比較好，且全天開放，因此很受流浪漢的歡迎，但是他們會要求流浪漢遵守圖書館的規則。我非常好奇，一身邋遢的流浪漢是怎樣與作為文化象徵的圖書館相得益彰和諧共生的。
流浪漢是美國社會的一大頑疾。美國西海岸氣候宜人，露宿街頭的流浪漢越來越多，越繁華的城市流浪漢越多，如何安置他們成為令美國各級政府頭疼的難題。
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指出，社團是美國的力量源泉，美國結社的能力是這個國家能否保持自治的關鍵。在波特蘭，我們會見了多個非政府組織負責人，這些社團有的致力於為窮人提供廉價房，有的專注於提高少年兒童的閱讀能力。他們告訴我們，美國社團組織高度發達的重要原因是因為聯邦政府會對捐贈實施減稅，從而鼓勵了大量資金流向社會組織。從此意義上講，美國的社團組織很大一部分是政府靠稅收減免來買單的，這種方式鼓勵了美國社會的道德責任感和社會參與感。俄勒岡州的非政府組織尤其發達，世界上最大的慈善機構之一國際美慈組織總部就設在波特蘭。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們在波特蘭隨處可見流浪漢，他們與世界最大的慈善組織共同存在於此。
我們在密歇根州首府蘭辛見到的該州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雷蓋特·麥克考馬克——一位白人女性，此人氣質端莊優雅，面對各種刁鑽的提問從容不迫、反應敏捷，對涉及政治態度和政治立場的問題決然保持中立，不對黨派政治發表任何意見，而遇到專業和技術問題則侃侃而談。這位首席大法官告訴我們，密歇根州最高法院的七位大法官都由民選產生。我問她“如何確保民選法官的專業性”，她坦承這種法官遴選方式確實存在問題，因為這意味著競選人會將過多精力投入到競選中，專業性就會被犧牲掉一些，法官可能會越來越像政治家而不是專業人士，而且很多民眾並不知道選票上法官候選人的名字。但是，密歇根州仍然通過另外的制度設計努力保證法官的專業性，大法官雖不是終身制，但其競選一生只有一次，一旦成功當選，就可以排除選民干擾，任職到70歲退休。
在全美高度政治化的背景下，這個國家仍然有這麼一個精英群體，超然於黨派之爭和社會歧見，以高度的專業水準來捍衛法治精神的莊嚴。在美國的大眾選舉、言論自由以及社區自治等諸多核心制度都在遭遇困境的背景下，司法獨立制度及相關精英群體構成捍衛這個國家政治體系的最後屏障。
通過這次走訪，我深切感受到美國社會正在遭遇一個多世紀前“鍍金時代”以來最大的陣痛，但美國的精英們似乎還沒有完全找到醫治“痛苦”的良方。■
文章來源於《世界知識》2019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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