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丨21世紀經濟報道 谷楓
12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擬於當日上午10時在人民大會堂臺灣廳舉行新聞發佈會。備受市場關注的證券法修訂草案若能夠獲得通過，屆時證監會相關負責人將出席發佈會，共同回答與證券法修訂的有關問題。
自12月23日證券法“四審”啟動，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正式聽取了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關於證券法修訂草案審議結果的報告。
記者瞭解到，報告提及證券法修訂草案對很多內容做出了大篇幅的修改，較此前的徵求意見稿，報告提出了有關於證券法修訂草案的六大修改意見，包括“進一步加大對證券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強化投資者保護”“全面推進註冊制”等。
那麼，對於新添加的內容，人大常委會委員在審議時如何看，對四審稿是否還有進一步的建議？記者也從審議現場瞭解到，對於一些草案的細節，多位參與審議的委員也有不少的建議，根據記者梳理，參與審議委員的意見主要集中在投資者保護、證券法修訂後的落實、交易所相關的一些問題以及證券法修訂案中一些基礎定義的解釋。
再論“基礎定義”
記者梳理了多位委員在分組審議時的發言後瞭解到，大家對於此次證券法修訂通過基本達成了共識。
如歐陽昌瓊委員表示，證券法的修改歷時將近五年，跨了十二屆、十三屆兩屆全國人大，經過了三次審議，本次是常委會第四次審議了，經過多次的審議、修改完善，四審稿已經比較成熟。在三審之後，財經委配合憲法法律委對證券法的修改進行專題調研，並就修法過程中的重大問題，財經委、憲法法律委和法工委還組織了專題座談討論，相關的意見和建議已在四審稿中得到了吸收採納。為了保障註冊制的深化改革和推廣實施，建議本次常委會會議審議通過，並加快實施。
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劉新華審議表示，同意證券法第四次審議稿的修改意見，這次證券法四次審議稿的修改與以前三稿相比，修改的力度、深度和涉及的範圍都是比較大的，特別是在註冊製法定化、建立新型訴訟制度、大幅度提高處罰力度、明確證券法必要的域外適用效力和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等方面，都做了比較大的修改。我認為修改是符合資本市場的現狀，對資本市場的發展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因此，建議儘早通過實施。
儘管在建議修訂草案通過一事上達成了共識，但各位參與審議的代表委員仍對四審稿的諸多草案提出了自己的建議，這其中很大一部分涉及對基礎定義的討論。
全國人大代表王曉潔建議在證券法修訂中擴大證券範圍。她建議擴大證券範圍，落實功能監管，將證券範圍擴展至所有債券、基金份額、相關資管計劃份額、有限責任公司股權、不動產投資信託份額等。
杜黎明委員則認為，目前深化新三板改革正在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要求穩步推進中，深化改革後，新三板市場可以實施向不特定對象的公開發行，股票允許連續競價交易，雖然名稱上不是證券交易所，但已經具備了證券交易所的場內、公開、集中交易等所有的特質。因此，證券法作為證券市場的基本法律，建議將新三板和證券交易所統一表述為“國務院批准的證券交易場所”，以這一上位概念涵蓋證券交易所和新三板市場，在法律層面對相關主體和行為進行一體規定。
劉新華委員則直接提出交易所在註冊之下競合關係的問題。他指出要關注並處理好交易所之間的關係。四審稿中規定的情形證券交易所既是法定的發行審核主體，依法履行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職能，又是相關證券交易的市場組織者，不排除存在著社會公共利益與交易所市場決策衝突的可能性。雖然監管部門最終履行註冊制的程序，但是在滬深證券交易所都實施註冊制的情況下，如何防止交易所為吸引更多的上市資源，而在審核過程當中降低或是變相降低審核標準的問題，應該予以高度關注。
著重關注投資者保護
記者梳理的過程中發現，各位參與審議的代表委員十分重視投資者保護話題，從不同層面提出要繼續加大投資者保護的工作以及在立法層面進一步落實與投資者保護相關的內容，其中中國版“集體訴訟”制度的制定被數度提及。
記者瞭解到，目前四審稿中第95條第3款規定：“投資者保護機構受五十名以上投資者委託，可以作為代表人參加訴訟，為經證券登記結算機構確認的權利人向法院登記，但投資者明確表示不願意參加訴訟的除外。”
不少市場人士認為，這一規定既體現集體訴訟核心要素，又能夠有效預防集體訴訟群體性風險的發生，體現了中國特色，為初期發揮投資者保護機構作為訴訟代理人的引領作用提供了法律依據。
但李鉞鋒委員在分組審議時提出要進一步健全集體訴訟制度。他表示，註冊制改革是在證券發行審核方面做了“鬆綁”，這也意味著必須加強後端的監督，以保障證券發行活動的誠信、公平，從境外經驗來看，設置專門的民事訴訟制度，特別是集體訴訟制度，是資本市場放鬆前端管制，加強後端監管的重要制度，能夠有效地緩和市場矛盾，彌補投資者尤其是中小投資者的損失，並通過鉅額的賠償對違法行為人造成震懾。
他補充表示，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投資者保護機構主要是指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公司兩個主體。調研中瞭解到有一些單位反映：如果法律只允許投資者保護機構擔任訴訟代表人，可能會引起一些不良效果。從當前證券市場來看，通過“證券投資基金法”設立的相關管理公司等機構投資者是較為重要的主體，對證券市場非常熟悉，也可以承擔訴訟代表人工作。
因此，李鉞鋒委員建議在集體訴訟制度設計上，還應為機構投資者等其他投資者擔任代表人，並提起集體訴訟留下法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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